辽代汉官制度的演变——兼评韩德让

辽是以契丹贵族为主体的我国古代王朝,由于境内民族成份“种类番(繁)多、其心不一”,契丹贵族推行双轨官制,大量吸收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参加统治,“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在统治集团中,汉官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契丹贵族十分重视汉官并推行汉官制度以利用之.作为上层建筑的内容之一,汉官制度也随着辽代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这其中,汉族官僚韩德让自身地位的变化,以及他在佐助辽圣宗改革辽国政治中能发挥重大作用,都是辽朝汉官制度演变的结果.     

论耶律楚材家族的儒学教育及对儒学的贡献

接受儒学教育对我国古代游牧族群融入中华民族具有深远影响.契丹耶律氏家族世代习儒,是少数民族中较为独特的现象.辽初,儒家经籍及思想已为契丹统治者所熟知和接受,其后,皇家将儒家经典颁赐学校,儒学教育渐渐普及.金元时期,耶律楚材家族成员或翻译、传播儒家经籍,或提高儒学地位、保护儒生、撰写儒学著作,或继承儒道、教授儒学,或在高丽倡导儒学,进行跨国传播,都对儒学的继承和发扬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中国辽代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因

辽代是生活在中国东北部契丹族建立的大辽政权,契丹族农业发展以辽代建国前后划分界线.辽代建国以前,虽然契丹族原始的粗放农业在迭刺部中就已出现,但主要的生活方式还是游牧生活.辽代建国后,由于辽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农业和汉族带来的先进的农业技术,使辽代的农业有了很大发展,农业在辽代经济中逐渐占居了主导地位.统治阶层、铁制农具、兴修水利和汉族知识分子对辽代农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简述辽代的四时捺钵

捺钵即意为辽帝的行营，目前，学界对辽契丹王朝的“捺钵”已有较多研究。捺钵作为辽契丹王朝一个重要曲行营文化，起源于季节性、游动性，的生活方式，后来这种生活方式被直接引入到契丹辽朝的政治文化生活当中．成为辽代治国安邦的基本制度。     

辽代行政制度二元化原因分析

辽代行政制度的二元化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颇具特色的现象。以南、北面官分治汉人和契丹人,这是由契丹统治者对待汉族文明的态度决定的。一方面是重视和利用,另一方面是有意疏远和抵制。行政系统的二元化,正是这种既利用又抵制的态度在国家政治制度上的反映。     

宋人笔记中契丹史料的价值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契丹辽史的研究亦不例外。由于契丹辽朝实行的文化禁制政策,流传下来的契丹本土文字资料极其有限。但宋人笔记小说中保留了大量契丹史料,大大拓宽了契丹辽史研究的资料范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论辽朝“政治分治”局面的形成

辽朝太宗(927~947在位)时期,是辽政治体制建设的重要时刻。在此期间内,契丹辽朝体制建设的一切重要内容都基本确立。但是,太宗朝所留下的一些根深蒂固的政治影响中,也存在着“审时度势”的“权宜性”内容,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产生重要影响。例如:辽太宗时期,由于应天皇太后及其拥护者阶层的过于强大,动辄干涉国家施政措施的制定,因此造成帝、后集团的抗衡并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尤其是燕云十六州的归属,直接导致了契丹辽朝政治“分治”的局面的出现,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契丹辽朝体制建设的基本特点。     

应当重新认识契丹辽朝的“一国二制”——兼谈其南北兼制的政治体制的确立

“一国二制”是契丹辽朝“因俗而治”政策的历史表现,它形象地概括了契丹国家早期的历史形态;但以往的研究中,却往往以这种“分治”的现象来论定契丹辽朝的国家体制为多元化形态;本文结合对辽代人口生活方式、文化接收系统等方面发生的历史变迁,对“一国二制”这一形式作了深入探讨,揭示其发展特征,从而认为,南北政治体制的兼容并蓄、杂揉发展,是契丹国家体制发展的主要特色。     

辽代辽海地区的学校教育与儒学

有辽一代二百余年间,契丹族统治者积极推行有利于地方文化发展的方针政策,辽海地区的学校教育和儒学等均得以快速发展,成果喜人。官、私并举的各级学校数量迅速增加,为科举选官提供了大量青年才俊;不少以儒学见长的契丹族、汉族及渤海族官贵人士,本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原则,在这片热土上,建功立业,颇为时人所称道。     

契丹伐晋起因再探——兼论后晋出帝朝的政治转向

北族王朝史书《辽史》和以后晋实录为基础的中原王朝史书,对契丹伐晋起因的记载有较大差异,二者皆将战争的爆发归咎于对方。学界多认为石重贵去臣称孙及此后的一系列挑衅导致了契丹南侵,与契丹方观点暗合,然而后晋的记载似应更接近历史本相,即后晋平卢节度使杨光远叛晋通敌之举招致了契丹南侵,这在双方首次交战的军事部署中也可以得到有力佐证。后晋出帝朝的政治转向是促使辽太宗伐晋的深层原因,杨光远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下亦有所体现。     

略论辽朝汉人契丹化问题

辽朝境内汉人来源广泛,主要有五种,分布上已遍布五京地区,并可按照地域与安置方式不同各分为两大区域。辽朝汉人契丹化现象性质属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为其重要一环。契丹化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在汉人契丹化过程中呈现由逐步至深入、不同地区程度不同之特点。细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中之必然现象;其二,辽朝民族政策之推动作用;其三,辽朝统治区域内胡化传统与辽宋关系之变化亦为推动汉人契丹化的之重要因素。     

辽代上京地区佛教发展述略

辽代佛教在我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佛教最初是由汉人和渤海人传入契丹的,后由于统治者的尊崇提倡,促进了佛教在契丹内地的发展繁荣。辽代佛教的发展是其封建统治的需要,也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     

辽代科举体制下少数民族教育公平问题及解决策略——兼议对解决当今少数民族教育公平问题的启示

北方古老少数民族一契丹所建立的辽,由于初期国力较弱、体制不完善等产生了一系列的民族教育公平问题：统治者意识到要想缩小契丹族与汉族的教育文化水平差距,促进民族教育的公平发展,就必须实施科举考试、采取崇儒兴学等策略和方式：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他们对实现政治统治,促进民族教育公平所具有的思路及采取的做法,对今天民族教育公平问题的解决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促使今天的中国应对辽代很多有实际价值的做法加以吸收和借鉴,从而促进多民族教育的公平发展。     

论蒙元时代契丹人的贡献

契丹是一个英雄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契丹人从统治者到平民百姓都发挥了聪明才智。耶律阿保机建立的大辽帝国统治北中国达二百多年,1234年,辽被金灭后,契丹人仍活跃于历史舞台,尤其在蒙元时期,他们又对蒙古统一全国和元朝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辽代汉军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

辽代汉军是以俘降过来的汉族士兵和辽境内的汉人编制而成的军队,作为辽王朝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辽政权疆域的开拓和社会的稳定做出重要的贡献.由于"汉军"特殊的身份,契丹贵族一方面对其不信任而加以防备,另一方面又笼络以发挥汉军的军事作用,成为此期辽朝军事体制中的特殊现象.     

略论辽代上层僧侣之特色

辽代契丹皇帝崇佛,致使辽代佛教盛行,所度僧尼众多。在这众僧之中,有一个与辽代最高统治者关系十分密切的上层僧侣阶层,很有特色。高僧们在政治上入仕为官,经济上十分富有,文化上博学多才。这一僧侣阶层的形成与存在,对辽代后期社会产生了利、弊兼及的两方面影响。     

十世纪辽王朝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

辽代武装力量建设与武装斗争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军事史领域中一块需要大力开拓的园地.公元一00四年,辽宋两王朝在延续多年的武装对峙和冲突之后,订立了著名的“澶渊之盟”,促成这个和约的主要因素是辽宋双方力量的势均力敌.从此,辽王朝停止了对关内汉族区域的军事进攻,与宋王朝和平相处愈百年.“澶渊之盟”前的百年中,契丹族统治集团在战略上处于优势和主动地位,采取以进攻为主的军事行动,进行民族征服与领土扩张,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本文谨对这一百年间辽王朝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作一些探讨.     

说契丹“岁岁作楼居”──兼谈北方民族文化的共性特征及契丹因俗而治的社会文化心态

契丹辽朝初期,仍存在浓厚的旧俗的影响,至如“楼”或“楼居”这样的事象,既是契丹国家中的特殊存在,也是北方民族共有的特征,很难将它们从契丹民族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划分出来;这是契丹国家“国事尚简”的主要缘由,也是“因俗而治”体制的渊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伴随着当时中国南北方文化相融、整合的一体发展趋势,这些现象也或多或少波及到中原并在那里产生了一定影响。     

由蒐狝为务到崇儒之美:契丹大族社会性格转变述论

契丹本是起于松漠的风气刚劲的游牧民族,自初始有礼文之事至辽景宗和圣宗时表现出崇儒的社会性格,以契丹占据燕云、制定尊孔崇儒文教政策始,后由辽朝诸帝提倡而渐次影响统治群体。这种变化的产生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契丹占据燕云后,为保证数量众多的汉人对契丹统治合法性的支持进而取得社会资源的支配,必然需要考虑汉人的心理,尊重汉人的文化;第二,契丹大族积极学习汉文化以增强文化心理认同,以更好地借助儒家意识形态强调辽朝承天应命的正统性;第三,这是辽朝世选制度下契丹大族内部政治资源竞争因时而变的实际需要。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契丹大族的社会性格出现了由蒐狝为务向崇儒之美的转变。     

辽诗成就新论

辽诗成就新论王有辽是契丹族统治者在中国北部建立的王朝。它自公元９ｌ６年建国至公元１１２５年为金所灭，共历九帝，统治２１０年。辽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是，长期以来，辽代诗歌却鲜为人知，在“中国古代文学”这一领域里，辽诗几乎处于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