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非形式逻辑的发展

自20世纪70年代非形式逻辑兴起之后 ,作为逻辑学的重要分支之一 ,非形式逻辑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一学科在20世纪的主要发展状况的介绍 ,达到澄清基本概念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的作用。     

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既紧密相关又彼此区别。它们都以经验的和用自然语言表述的实际论证为对象 ,然而 ,非形式逻辑毕竟是逻辑 ,它以对实际论证的一般进程及一般形式的辨识、抽取与建构为重心和基点 ;而批判性思维对论证的关注则是多角度的和批判性的。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产生于实际的需要 ,其方法与技巧对于培养和提高现代社会所需人才的素质大有裨益     

“非形式逻辑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北美兴起了一场以满足学生需求为出发点,由逻辑学教师们发起的"教学改革运动",即"非形式逻辑运动"。它采用有别于形式逻辑的方法研究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论辩实践,旨在为分析、评价这些论辩实践提供所需的标准、规范等。     

非形式逻辑和人工智能

近年来,非形式逻辑学家和人工智能专家开展了颇有成效的合作。非形式逻辑的一些概念和方法渗透到人工智能特别是“人工智能和法律”的研究领域。一系列范畴和分析工具,如论证概念、论证型式、可废止论证、对话类型、相干性、对话中的承诺等,既从非形式逻辑领域传输到人工智能研究中,又在人工智能研究中得到深化。非形式逻辑启发了人工智能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向,而人工智能研究开发了非形式逻辑的巨大潜能。     

关于形式逻辑的几点思考——从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三次逻辑学大讨论的视角看

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我国逻辑学界发生过数次大规模的逻辑学讨论,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形式逻辑相关。形式逻辑本是逻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础概念,但很多新的逻辑理论为自身存在的正当性所进行的辩护,都采取了否定或者质疑形式逻辑的策略。实际上衡量一个新的理论是否创新或发展了逻辑,重要的依据不是它的自我辩护方式,而是它是否首先遵循了逻辑的内在机制。逻辑学作为一个学科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也有其特定的研究方式,逻辑学就是形式逻辑。     

论证评价的非形式逻辑模型及其理论困境

论证有两种类型:一是指作为结果的论证,二是指作为过程的论证。哈贝马斯把前者称为"论证",后者称为"论辩"。然而,20世纪上半叶,论证结构被理想化了。数学证明被人们当作成功论证的范式,论证完全被从自然语言的语境中抽象出来,论证研究者们主要关注的是作为结果的论证。事实上,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斯特劳森、澳斯汀、塞尔等哲学家就开始关注论证评价的语用要素。遗憾的是,他们的工作对蒙太古及其追随者们发展起来的形式语义学影响极小。基于非形式逻辑的论证评价被宣称为针对日常生活中真实论证的分析评价模型,但在这个模型中,论证仍然被当作结果而非过程来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讲,非形式逻辑对真实论证的处理不是成功的。     

非形式逻辑框架下的法律逻辑研究

法律逻辑学作为逻辑学和法学的交叉学科,将逻辑理论和逻辑方法充分运用到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领域中逻辑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什么逻辑角度或视野来研究法律逻辑学,如何将法律逻辑学的研究引向深入?本文主张将法律逻辑学的研究置于非形式逻辑的框架下,根据法律的特征,遵循法律思维的规律开展研究.     

一个不固定的指示符:非形式逻辑的学科品性

人们对非形式逻辑的学科品性的纷争使得非形式逻辑是一个不固定的指示符。非形式逻辑是不是逻辑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形式标准和非形式逻辑的宗旨或功能的理解上,以此来否定非形式逻辑的逻辑属性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在非形式逻辑是什么样的逻辑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涉及非形式逻辑的对象、手段和评价标准,虽然诸多观点的侧重点不同或某些观点值得商榷,但给我们认识非形式逻辑的逻辑品性以启示:非形式逻辑是以区分好的论证(推理)与坏的论证(推理)为宗旨的,主要研究日常生活中以自然语言为载体的非形式论证(推理)的建构、解释、分析、评价和批判的合理或合情的标准、尺度和程序的一般原则、模式和方法的逻辑学科。按照这种观念,一则可以避免将非形式逻辑排除在逻辑在外,二则可以将它与形式逻辑形成鲜明的对照,三则可以避免将它混同于自然语言逻辑、语用逻辑。     

逻辑观的嬗变与非形式逻辑的出现

目前国际上逻辑学界的逻辑观的变化,逻辑学从形式逻辑向认知逻辑的转向,直接导致了一些新逻辑分支的兴起,非形式逻辑就是其中比较成熟的而又最具活力、适用范围非常广泛的一个部分。文章通过考察非形式逻辑及其相关概念——批判性思维、谬误、非单调推理,力求把握这一转向的实质。     

一部创新与实用高度结合的古代汉语教材

继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之后 ,近 30年来 ,陆续有多种古代汉语教材出版。近些年的几种 ,既吸取王力教材的成功经验 ,又力图有所改进 ,使古代汉语教学能够适应大学课程体系的变革及形势发展的需要 ,王彦坤、朱承平、熊焰编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古代汉语教程》(下简称《教程》)则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一种。《教程》全书分六个单元 ,每单元由“通论”、“文选”和“练习”三部分构成 ,另有两个“附录” ;篇幅不长而内容丰富。“通论”和“文选”是《教程》的主要内容 ,而使两者有机地结合的 ,是其严密的体例。贯穿于全书始终的 ,是重实…     

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与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从科学新范式的角度来看,演化经济学与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之间在深层结构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周易》是一部"关于变易和创造性的著作","变化日新"是其思想精髓,这无异于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之"硬核"的"新奇创生"。中国古代演化思想在哲学基础上不仅与演化经济学具有广泛的共同性,而且还可能具有更深刻的思想。在西方演化经济学引入到中国后,通过对中国古代演化思想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我们就有可能创造出"中国的演化经济学"。     

启蒙的自我澄清:在神人、古今与中西之间

启蒙具有相当复杂的内涵。启蒙与启蒙运动不能混为一谈。启蒙不是先知先觉者对后知后觉者的开启鸿蒙,而是人们对运用理性的共同提示。启蒙在神人、古今与中西之间划分出了界限,但并不是将相关的两者切割开来而已。启蒙筹划的是在人为自己立法的总体处境下,人类如何面对启蒙的生存状态,谋划确切了解世界、有效改造社会的事业。就此而言,启蒙具有恒久的价值。对中国而言,启蒙是转型中国必予重视的基本精神,它既有利于推动中国人面对现实,也有助于中国人应接现代转型的任务,促使中国走出发展困境。     

试论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合及汉民族思维

"意合"指语句之间的连接主要凭借语句意义或语句间的逻辑关系来实现,其实质是 "关联词的排除".中国古典诗歌中存在大量以意义,即内在的逻辑关系组织语言的例子,通过对中国古典诗歌中典型例句的分析,管窥汉语的意合以及由此折射出的汉民族思维模式.     

从部分女旁构形的汉字管窥古代妇女的社会地位

汉字中以女旁构形的字数量较多 ,本文只选取部分女旁汉字进行字形结构和音义、语源的分析 ,其目的是从另一角度再充分地认识妇女在古代的社会地位     

论当代中国辩证逻辑研究的历史发展

辩证逻辑研究是我国当代逻辑学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在该学科的学科属性及一系列基本问题上仍存在着广泛的争论,并形成了诸多不同学派与研究进路。系统总结我国辩证逻辑研究的历史发展,在当前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文革"前的辩证逻辑研究基本上限于苏联学界所设定的"问题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辩证逻辑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两方面都获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七大主要研究进路,即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比较研究进路、范畴理论研究进路、科学方法论研究进路、非经典逻辑研究进路、现代逻辑与逻辑哲学新成果的辩证审视进路、应用研究进路、思想史研究进路。但与演绎逻辑及归纳逻辑相比,当代辩证逻辑研究尚未获得成熟形态,一些基本问题尚待进一步探索与澄清。辩证逻辑的发展既要鼓励各种研究路径的"百花齐放",又要提倡路径之间的深度互动与争鸣;同时,应进一步拓展国际交流的广度与深度。在"问题导向"的多学科、多视角合力攻关研究已成为学术研究主旋律的时代,加强跨学科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发挥各种研究路径的解题功能,是当代辩证逻辑研究的生命力之所在。     

佛教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以“猿猴盗妇”母题为个案的研究

从宋代以来,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的写作动机被说成是时人诽谤欧阳询之作。时至今日仍从此说。实则不然,从小说情节的构建来看,《补江总白猿传》应该是写作者在中国古而有之的"猳玃盗妇"传说基础上嫁接汉译佛经中的罗摩故事创作而成。宋元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的具体内容虽然与佛经中"罗摩故事"原型已相去甚远,但从主要情节的构建以及功能上(劝教)的一致性仍能折射出对印度佛经文学的摄取与承袭。通过小说文本与佛经的比较,体现出"猿猴盗妇"故事类型与佛经故事的关系,也可见小说的主要情节结构是受了佛经叙事文学的影响。     

试论上古汉语连动式中的连词问题

上古汉语连词用于连动式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从《尚书》到《左传》到《史记》,连词数量呈逐渐增加的趋势,但连动式中连词的使用频率则经历了从少到多再到少的过程。连词在上古连动式有语法、语用和语义三个方面的功用,其使用频率的变化则存在连动式语法化等方面的原因。     

中国古代史家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

中国古代在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方面有着丰富的积淀 ,其基本方法是知人论世 ,具体方法是因乎时、顺乎势 ,论定功过时则用略小存大的方法 ,涉及道德评价时 ,往往同历史评价并举且加以区别对待 ,或以前者服从后者 ,力求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这对于今天人们评价历史人物还是有所借鉴的     

柏拉图和中国六子思想的趋同性

西方柏拉图和中国的孔孟、老庄、荀朱亲自躬耕,集众家之长,创立一系列独特的政治、道德、教育、社会、经济等新观念,并将这些观念逐渐长期渗透到欧洲和中国的历代广大统治者和百姓头脑当中,并由此影响和推动着欧洲和中国的思想文化体系朝着既定的方向迈进。柏拉图和中国六子在某些思想创新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两者进行比较对于当今东西方文化追本溯源是有一定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