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和与甲午和战之争

翁同和与甲午和战之争戚其章和战之争，是甲午战争时期帝后党争的主要形式。翁同和作为帝党首领，在甲午和战之争的表现，早有时贤论列，创获良多，然有些问题似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借甲午海战百年之际，爱作斯文，以就正于大家。甲午和战之争中的翁同和光绪的主战与翁...     

再论翁同和与戊戌变法

研究中国近代史,说到晚清政局和重大社会变革,没有不提到翁同和的,因为这些均同他有关。百年前,他曾一手支持光绪帝发动维新变法,并草拟宣布实行维新变法的国是诏和开办京师大学堂的谕旨。他因支持变法,引荐康、梁维新派而蒙受革职编管的重惩。几年前,作者曾写过翁...     

关于翁同和一封密函的订正

本文作者对1957年7月21日《光明日报》史学专栏第61期所刊载的张子扬先生所收藏的翁同和戊戌政变后写给友人的一封密函进行考订后认为,此密函是伪造之作。     

津通铁路之争与翁同和力主缓修原因

<正> 1888年9月5日,李鸿章以代粤商陈承德递禀为名,奏请将唐胥铁路由天津展筑至通州(今北京市通县)。展筑理由是:“利于用兵”和“既可抽还资金,并可报销海军经费,公私利益不止一端。”9月27日,经奕譞奏请、西太后批准,并谕令户部每年拨银二百万两交李鸿章使用。而谕令一经宣示,舆论大(言华),并展开了一场争论,即所谓津通铁路之争。反对修此路者居多,上自台阁大臣,下至御史言官,纷纷上奏,要求停止工程;翁同和也力主缓修;赞成者,在王公大臣中主要是醇亲王奕譞。顽固派守旧,反对修路自不足怪,翁同和为什么力主缓修?而奕譞为什么反而赞成呢?这场争论的真相到底如何?对此问题,史学界一直存有争议。本文就这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民权与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长期以来作为1895-1898年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最高峰载入史册。其间,康梁等改良派人士提出民权,要求改变旧的封建国家政权,使资产阶级获得参政的权利和机会,反映他们想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的愿望,这与洋务运动是为了加强封建统治力量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我们可以把民权看成是衡量百日维新性质的尺度。而开设议院,是改良派民权思想在政治主张上的集中表现。本文拟从兴民权、开议院问题入手,深入分析百日维新期间各种政治势力的态度及其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关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百日维新以及各种派别的政治倾向的不成熟看法,以就正于史学界前辈与同人。     

产翁制探析

产翁制这一习俗 ,曾在我国古代和世界上不少民族中都盛行过。它发生于父权制初期。其时 ,男子成为主要的生产者 ,这是此习俗产生的经济基础。这时男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已经完全确立 ,为了取替母亲在子女中的威望 ,男子想方设法将生育子女的功劳记在自己的名下。因此 ,妻子生孩子后 ,丈夫却装模作样地坐月子 ,他要使人们相信 ,孩子是由他做父亲的所生的 ,借以突出自己在生育中的决定作用 ,确立社会性的父道     

论“百日维新”

<正> 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百日维新”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很多问题还值得深入研究.本文拟就其中三个问题,即“百日维新”出现的原因、光绪皇帝充当的角色及戊戌政变的性质,作一粗浅的探讨.一、不可忽视的偶然因素无论从新政的规模、改革的声势,还是从社会的震动来说,“百日维新”都堪称是1895—1898年间变法的高潮.它的出现,显然是有宏观的时代背景和基本的历史条件的,如甲午战败后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与外患同时并存的国家贫弱、社会动荡的状况,帝     

百日维新前后的开新与守旧之争

百日维新是清朝末年由康有为等人发动的一场规模空前的改革运动,它猛烈地冲击了封建主义旧制度,为西学的传播摇旗呐喊,其来势之凶猛,影响之深刻,都是以往的历次改革运动所不能比拟的。经过这次政治风浪的冲击,以前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伦理纲常,已开始动摇了;许多有识之士,对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发生怀疑。人们的“智     

漫谈同和异

一 宇宙间千姿百态的事物,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相同的。德国的福录贝尔说得好:“世界上没有两粒相同的沙子,没有两只相同的苍蝇,没有两个一样的手掌,没有两个一样的鼻子。”许多外表完全相同的事物,细细察之,都各有其不同的特点。 形形色色的事物,各有其特点、特殊性而互相区别。但是,在相互不同甚至相反的事物中,又必有其共同性。恩格斯说:“两种不同的事物总有某些质(至少在物体性这个属性上)是它们所共有的”。人与石头,这是极不相同的事物,但它们都处在统一的物质世界中,都在运动变化着,这又是相同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在制度、信仰、     

文化偶同和差异与英语教学

在英语教学中,不少老师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忽视了文化背景知识对语言的重要作用,培养出来的学生尽管语言知识掌握得很好,但却缺乏在不同场合恰当使用语言的能力。我们只有加强语言文化的导入,重视语言文化的偶同和差异及其对语言的影响,学生才能在语言交际中游刃有余。     

文章鉴赏与文学鉴赏的同和异

目今,很多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津津乐道,但对普通文章则很少提到“鉴赏”二字。究其原因,是认为普通文章只有实用价值,并无审美价值。这显然是未经冷静思考而人云亦云的陋见。这种陋见存在于我们这个号称“文章大国”里,尤其存在于一些常搞阅读与写作的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人的脑际,就下得不引起我们反思了。 普通文章有无鉴赏的价值?它同文学作品的鉴赏又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个摆在文章学研究者以及广大语文教师面前的现实问题。对这一现实问题,一不能回避,二不能用文学鉴赏代替文章鉴赏来搪塞。     

相邻关系与地役权之关系探析

相邻关系和地役权是两种互相独立且又相互协调的法律制度,各有其不同的基点和调整空间,然而在适用区分上却极易滋生歧义和困惑。本文试图从两者的定义及性质入手,对相邻关系和地役权作一剖析,揭示二者的区别。     

魏了翁与宋代理学

魏了翁(公元1178——1237年)字华父,南宋邛州蒲江(今四川省蒲江县)人,学者称他为“鹤山先生”。魏了翁是南宋末年著名的理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曾任职于南宋中央和地方政府。魏了翁出仕的初期,正是程朱理学被定为“伪学”、“逆党”的时候,当时“讳言道学”,(《宋史·魏了翁传》)但他却独承濂洛一派学说,又上疏请表彰周敦颐,并为周敦颐、程颢、程颐请谥,在确立理学统治地位的过程中,他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在政治上,魏了翁不满意宋代末年的腐败政治,极力主张改良,提出了“观民以察     

逻辑与宗教关系探析

从历史的考察可以看出,逻辑与宗教这两个貌似不相容的领域之间实则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究其原因在于两者具有共同的基本诉求,即求真。对这种密切关系的把握不仅对探求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还能明确在当代的宗教对话当中逻辑所起的作用。     

宗教与科学关系探析

科学和宗教代表了人类思想的两大体系.科学与宗教有着极为复杂的关系,在人类历史上,宗教与科学曾长期混存,宗教为科学家提供信仰和研究的动力,宗教需要理性为信仰服务.科学发展一旦超越了宗教教义所允许的范围,就会遭到宗教的制裁.现在科学和宗教的地位和影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科学还无法证伪宗教的一切命题.在科学时代,宗教需要接受科学的挑战,科学需要不断证明自身存在的意义.宗教与科学从对抗转向对话.     

宗教与传播关系探析

宗教是沟通人神之间关系的象征性互动行为,这种互动本质上是一种传播活动,传播的本质就是互动。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具有宗教意味。宗教发展过程中的斗争与融合体现了传播的互动特征。宗教构成的基本要素与完整的传播系统形成了对应关系。传播贯穿于宗教产生发展的始终。宗教的发展也促进了传播的发展。传播的发展构成了宗教文化变迁进而导致社会变迁的力量。     

魏了翁与宋代蜀学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南宋著名理学家、经学家、教育家,时与真德秀齐名,并称“真魏”。以私淑张栻、朱熹为业煸迥?1199)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佥书枢密院事。一生积极确立理学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统地位,清除“庆元党禁”对理学打击的影响;超越朱熹,发展理学;研治经学,著有《九经要议》等书,为发展理学、经学和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魏了翁在中国思想史上有重要     

清政府对百日维新的检讨与反省:1898—19O1

1898年的变法维新运动,人们时常以为其失败的根源来自清政府顽固派的阻挠,确切地说来自西太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发动的政变。传统的说法不无道理,但它明显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本文就清政府在政变发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对百日维新的检讨与反省作一考察,一方面试图说明维新运动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也想澄清清政府尤其是西太后对百日维新的真实态度。     

“爬翁”和“心翁”

鲁迅在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九日致周作人信中提到一位“爬翁”;同年七月四日致钱玄同信中,上款称“心翁”。“爬翁”即“心翁”,即钱玄同。钱玄同,原名夏,字中季,号德潜,后改名玄同。浙江吴兴人。语言文字学家。早年留学日本,一九○八年在东京曾和鲁迅等人同听章太炎讲文字学。回国后先后任浙江教育司科长,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五四”时期为《新青年》编辑部成员之一,和鲁迅有相当密切的交往。     

论“百日维新”前的变法及其历史地位

提起戊戌变法或变法维新运动,人们通常将变法实践局限于“百日维新”这短暂的一刻,即从“诏定国是”颁发之日起算,而对此前三年(光绪二十一年四月至二十四年四月)多视为康有为等维新派自下而上为变法大造舆论。这貌似符合“从舆论准备到政治变革”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程式,实则不然。因为它不能还原出变法维新这一具体的历史过程。光绪皇帝领导的自上而下的变法实始于《马关条约》签订之后,“百日维新”只不过是加快了前三年变法的速率。将前三年的变法切割不提、存而不论或斥之为“一纸空文,实效毫无”,均有违于历史真相,也不能反映戊戌维新的全貌。本文主要依据《德宗景皇帝实录》内的谕旨,析论这三年的变法及其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