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文化冲突和恐怖战争:文化间对话的形式

哈贝马斯区分了交往中对实践理性的三种运用,其中包含着对实践理性的误解。文章通过对哈贝马斯理论的修改提出对文化间对话的三种主要类型:实用的—策略性的交往、道德的—普遍的商谈、伦理的—解释学的对话,再加上一种子类型:悲痛的对话或者辩论。这些对话类型为文化间对话提供了可能的样式。     

哈氏理论对社会工作的启示——把哈贝马斯带到社工实践中来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哈贝马斯的理论对社会工作四个面向的启示。在社会工作反思方面,批判理论有助于社工警惕服务的异化。在社会工作分析方面,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有助于社工洞察案主困扰的根源。在社会工作伦理方面,商谈伦理学有助于社工走出伦理的迷失。在社会工作实务方面,理想的沟通情境有助于社工开启温馨的对话。总之,本文致力于把哈贝马斯的论述带到社会工作实践中来。在文章最后,也对在社会工作实践中运用哈贝马斯理论的局限性作了说明。     

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学对正义与善的整合

康德的形式伦理学强调义务的纯粹性,义务论关注正义原则,确保对个体的自由权利的尊重,但排除了一切经验质料,只剩下意志对一般法则的普遍遵从,且以单子式的孤立的心灵中检验行动的准则能否获得普遍性。黑格尔反对正义的抽象普遍性,以伦理理念的自身运动来实现正义与具体的善的结合,但伦理整体性的在先原则又存在压制正义之嫌。商谈伦理学继承黑格尔的志向反对抽象的正义,同时在确保正义优先性的前提下把正义和善结合起来。     

亮点·前沿·悬设——2007年伦理学研究之精义

总体上看,2007年的伦理学研究欣欣向荣,成就斐然:伦理思想史研究向深度推进,向广度拓展;基础理论由简单的规范堆积转向深刻的哲学反思;应用伦理学更是百家争鸣,生机盎然,显示出伦理精神的强劲活力和直面现实的伦理能力。伦理学的研究呈现出以商谈对话为平台,反思、对话、应用相结合的新特点。这似乎标志着我国伦理学研究已经走向民     

为什么行动要合乎道德?

为什么行动要合乎道德?这个问题不是伦理学内部准则的问题,而是关于整个伦理学的问题,是用什么伦理观点来看待事物的问题。我认为伦理学的特点是:伦理判断是具有普遍性的。伦理学要求我们超出个人观点而采取公正的旁观者所持有的普遍的观点。从古以来,就有哲学家认为合理的行动就是合乎道德的行动。因为伦理是具有普遍性的、公正的;而理性也是有普遍性并客观地正确的。伦理和理性都要求我们摆脱各自特殊的观点。理性要求我     

赛博空间的伦理困扰与商谈伦理的建构

赛博空间交往的特性和传统伦理规范的不适应,使得赛博空间面临一系列的伦理困扰,它呼唤商谈伦理的建构。赛博空间商谈伦理建构的关键是道德商谈机制的形成。道德执行机制为商谈伦理的建构提供了保障。赛博空间商谈伦理建构的落脚点和制约环节在于赛博空间主体道德修养的提升。     

重建公共伦理规范基础的不同途径——论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之争

通过探讨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之争 ,人们可以考察当代公共伦理中理想主义模式还有哪几种可能性空间。本文介绍了二人的争论 ,揭示了他们各自的规范基础论证方式 ,并由此揭示了他们的主要分歧 :哈贝马斯的目的论倾向与罗尔斯的反目的论立场 ;哈贝马斯的“高级”交往理性预设与罗尔斯的基本理性预设 ;哈贝马斯的民主程序取向与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的实质限度取向。本文的结论是 :哈贝马斯比起罗尔斯更具有乌托邦色彩 ,并因此而误解了罗尔斯理论的一些重要考虑     

商谈民主:哈贝马斯与吉登斯的分歧

商谈民主反映了西方民主理论正在从"以投票为中心"的民主理论向"以对话为中心" 的民主理论的转型,从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对古希腊的民主模式一种回归,风险共同体是其存在的共同场所之一.不同理论家对商谈民主既有共识又有分歧.哈贝马斯和吉登斯分别从哲学和社会学角度建构了商谈民主的思想,他们对商谈民主的场所、程序和商谈结果等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些分歧连同其他一些问题成为商谈民主理论家们还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数字化时代哈贝马斯商谈民主的困境及批判——以“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为视角

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为人们的社会交往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数字化的公共媒介重塑了传统公共领域的空间形态，对人们的认知模式和交往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哈贝马斯在其新书《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和协商政治》中论述了数字新媒体的出现对公共领域的影响。通过他的分析可知，传统公共领域的构成要素在数字时代遭遇转变：一是公共领域的交往大众转换为虚拟主体；二是单向性的非沟通媒介转化为互动性的商谈媒介；三是公共舆论兼容主体的话语权与限制“他者”的权力。但在现实中，无论是数字公共领域的运转还是商谈民主在政治中的运用，总是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鸿沟。这是因为，在规范意义上讲，商谈民主有其自由主义的文化根基，离开这一基础商谈也就不复存在，公共领域也就名存实亡。从现实层面上看，数字技术助长了公共领域自身的“再生产”,导致对公众新闻、公共舆论的误解，从而造成公共领域自身的扭曲。对此，哈贝马斯认为，数字通信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共领域构成了威胁与挑战，与之相适应的规范政治模式——商谈民主同样不可避免地遭受质疑。     

正义与团结——论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

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一方面追求普遍主义的"正义",恢复道德规范的有效性,同时又给予个体足够的关注。哈贝马斯的正义是包容他者的正义,其自身包含了正义的他者——团结。正义与团结构成了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的双重特性,但这一特性受到了霍内特和后现代学者的质疑。在他们看来,普遍的语用规则不可能真正关涉到主体的真实感受,因而也不可能真正包容他者,在哈贝马斯那里正义与团结并没有真正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