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启崇祯年间陆若汉在中国大陆活动考

关于葡萄牙传教士陆若汉在明朝天启崇祯年间的活动情况,在国内的研究文献和档案中缺乏系统的记录,专题性的专著尚未见。作者在翻译整理中、日、葡、英文的有关史料时,发现其中有很多关于陆若汉在中国内地活动的新资料。本文拟通过对零散中外史料的整理和堪比,大致勾勒出天启崇祯年间(1627——1633年)陆若汉在中国内地的活动情况。     

明天启崇祯年问陆若汉在中国大陆活动考

关于葡萄牙传教士陆若汉在明朝天启崇祯年间的活动情况,在国内的研究文献和档案中缺乏系统的记录,专题性的专著尚未见.作者在翻译整理中、日、葡、英文的有关史料时,发现其中有很多关于陆若汉在中国内地活动的新资料.本文拟通过对零散中外史料的整理和堪比,大致勾勒出天启崇祯年间(1627-1633年)陆若汉在中国内地的活动情况.     

论耶稣会士没有阻挠哥白尼学说在华传播——西方天文学早期在华传播之再评价

本文通过考察有关史料和天文学发展史,对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的历史作用重新进行评价,认为:(一)第谷体系当时比哥白尼体系更精确,也比当时中国的传统天文学优越,故汤若望等人选择这一体系有科学上的理由;(二)耶稣会士没有阻挠中国人接受哥白尼学说,相反还对哥白尼学说作了介绍和好评;(三)第谷体系在客观上也不会阻挠中国人接受哥白尼学说;(四)天文学的基本方法,从喜帕恰斯直至今日,一脉相承,而耶稣会士通过修撰《崇祯历书》将这种方法介绍给了中国,这是他们最大的历史功绩,这一点以前一直被忽视了。     

李自成起义在甘肃

甘肃是李自成活动的主要区域。这一历史,往往被人们忽视,一般不见于现在刊行的有关书籍。这也许有两个原因:一是明末以前,陕、甘同省,简称“秦”。旧史书上讲甘肃地区时,也用“秦字”称之。现在读史,在一个“秦”字的掩蔽下,往往把甘肃地区忽略了。二是缺乏对李自成在甘肃活动的系统研究。 李自成在甘肃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正月进攻洛阳前,后一段是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襄阳会议后。     

崇祯元年固原兵变与明末农民起义

明末农民战争,自明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澄城农民王二首杀知县张山耀算起,到崇祯十七年(1664年),前后经历了十八个年头,终于推翻了明王朝的腐朽统治,对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虽然,它同中国建社会历史上所有的农民战争一样,仍以失败告终。但明末农民战争时间之久、规模之大、斗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却为已往之农民起义所不及。对此,已有不少专著和文章论及,憾在对与明末农民起义几乎同时发生的崇祯元年的固原兵变,却很少论及,或者一笔带过。本文想就崇祯元年固原兵变与明末农民起义谈些浅见,请同志们指正。一、固原在明代陕西三边的地位     

从"全球化"视野研究晚明史的一部力作--樊树志先生《晚明史》评介

有关明代历史的研究专著，迄今为止有汤纲、南炳文的《明史》，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等，专门研究崇祯十七年后南明小朝廷历史的，则有司徒琳的(Lynn Struve)《南明史》和顾诚的《南明史》等，但对于在明代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晚明时期的专史则尚付阙如。樊树志先生的新著《晚明史》(1573—1644年)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专门论述万历到崇祯末70余年历史，因而在明史研究的学术史上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     

徐霞客庚辰东归考——《徐霞客游记》研究之二

崇祯庚辰(1640年),徐霞客自云南鸡足山东归江阴,其途中所经地区及具体时间,至今尚属悬案。徐霞客庚辰东归问题,成为编写徐霞客年谱和研究徐霞客生平的难题之一。一、现有史料考有关霞客庚辰东归的史料     

我国研究、评介徐光启概述

一 徐光启(1562—1633年)是我国历史上有重大成就的科学家之一,又是我国现代科学的先驱,许多科学技术的引入和学科的建立,均应归功于他。 本文对我国研究徐光启的沿革,作一个简单的回顾。归纳起来,二百多年来的研究工作,大致分别属于下列几方面: (一) 徐氏家族 崇祯年间,陈子龙在编撰《皇明经世文编》时,虽收入了附有徐光启小传的《徐文定公集》六卷,但原书极罕见,仅崇祯一刻。所以这个徐光启的最     

徐光启的军事活动

徐光启不仅是我国明代的科学巨人,而且是著名的军事家。他的军事活动大抵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三月——四十七年九月,上疏言“正兵”。二、万历四十七年九月——天启元年(1621年)八月,通州、昌平练兵;三、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崇祯四年十一月,守城制器。     

唐宋八大家选本群的历史分期

在晚明至清末三百余年的历史跨度上,相继出现了一个规模庞大的选本群——唐宋八大家选本群,现已探明的有59种。通过对这些选本的编年,可以发现,唐宋八大家选本群的生成可以分为发生期(万历)、兴盛期(崇祯)、中衰期(顺治)、再盛期(康乾)和没落期(嘉庆至清末)。从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成数量和生成密度的计量分析来看,其盛衰消长之势与其相应的文学生态有着深刻的历史关联。     

复社的演变历程新论

明末复社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文人社团组织。根据复社内部自身的变化与崇祯朝政治的联系,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兴盛期,从崇祯二年至崇祯六年,包括尹山大会、金陵大会、虎丘大会三次大型社集,复社主要是开展社事活动,参加科举考试,科考上的成功使复社声势广大,蓬勃发展;分化期,从崇祯六年至崇祯十四年,复社卷入政治权力的漩涡,先后与温体仁、阮大铖等展开斗争,社事活动只是小型、团体、局部的社集,复社内部政见分歧,力量出现分化;衰亡期,从崇祯十四年至弘光元年,随着北京城破,阮大铖的继续迫害,南京城破,复社走向衰亡。     

《向导》的向导：时评反应中的中共早期历史

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治革命历史,无疑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原始史料基础上。通常情况下,记录史事的史料都可以纳入研究范畴,并作为观察和分析历史问题的基础。在反映中共早期历史的史料中,《向导》周刊保留着大量有关中共早期历史细节的时事评论史料,这些时评史料在另一层面可以看成是中共早期历史的反应性史料。这类反应性史料的性质,与通常所认可的原始史料存在一定的差别,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研究中共早期历史的基础性史料,显然有必要从理论与方法上进行辨析与分析。     

关于《荒年志》碑

<正> 《荒年志》碑,1957年在河南省内黄县苏王尉村发现。立碑的时间应为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碑文记载了崇祯十二年至十七年(1639——1644年),河     

崇祯帝“君非甚暗”透析

崇祯帝不像历史上的“亡国之君”那样遭人唾骂 ,而是颇受同情和赞誉。他个人品质不坏 ,但这不是评价他的主要标准 ,主要在于他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崇祯帝不知恤民 ,加征不断 ,逼迫千千万万老百姓背井离乡 ,饿死沟壑。崇祯时的大饥荒实际上是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崇祯帝用人多疑 ,赏罚颠倒 ,自作英明 ,委过臣下 ,终至亡国。身为亡国之君却赢得好名声 ,形成这一特殊历史现象的原因是 :崇祯帝汲汲邀誉 ;处死魏忠贤 ,获得了士大夫的同情和赞美 ;汉族士大夫把对满清的敌视化为对崇祯帝的怀念 ,清统治者借崇祯帝笼络民心     

陈炯明的一篇佚文

近年来,广东地区有关陈炯明史料的编纂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陈炯明集》(上、下,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历有争议的陈炯明》(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先后面世.     

《蒙古族通史》出版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组”撰写的《蒙古族通史(上、中、下)》三卷于1991年9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全书94万字.是我国目前对蒙古史叙述得最为系统而详尽的一部通史.《蒙古族通史》的上限自蒙古族族源始,下限至1916年止.是一部全面叙述蒙古族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专著,它揭示了蒙古族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从史料来源看,除充分利用汉文、外文史料外,还充分利用了蒙古文史料.书中还吸收了国外研究蒙古史的最新成     

谈嵩岳与嵩岳文化

嵩、岳是对高大山体的称谓。位于河南登封的嵩山即取名于《诗·大雅·荡之什》“崧高惟岳 ,骏极于天”一诗。这在后来郭璞、朱熹等人对《诗经》的注解中可以得到证明。自汉武帝亲登嵩山之后 ,嵩山始被称为中岳 ,经籍中有关嵩山的记载也多了起来 ,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嵩岳文化。     

满官真部及其变迁

关于满官真的历史,史书上没有系统、完整的记载,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亦甚少。我们所看到的有关文章,多般注意满官真诸鄂托克的考订,却很少探讨它的形成和演变过程。 近年来,蒙文历史文献的大量出版,为包括满官真在内的蒙古各部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我们利用这些史料可以补充汉文史料之不足,纠正汉文史料之误。本文主要利用蒙文史料,参考有关汉文史籍,对满官真的有关问题提出个人的粗浅看法。     

历史上的兰州人口

据有关兰州方志史料记载,历史上兰州人口如下:公元前81年(西汉昭帝始元六年),金城郡辖13县,包括今三县五区及河湟、临夏地区,金城郡户38,470,口149,648人。公元184年(东汉灵帝中平元年),金城郡领十县,户3,858,口18,957人。     

阮大铖南京戏剧活动考

阮大铖《石巢传奇四种》中的《牟尼合》、《双金榜》和《燕子笺》皆创作于其南京生活时期即崇祯九年(16 36 )至崇祯十五年 (16 4 2 )之间 ,地点在南京牛首山祖堂寺和南京附近姑熟曹履吉遥集堂。崇祯期间南京党争激烈的政治气候、歌舞升平的文化氛围以及作者有意将戏剧活动作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工具等现实因素 ,为其戏剧创作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契机 ,而其南京戏剧活动又对当时南京的政治、文化乃至政权交替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