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现代性中的决断论与规范论--以卡尔?施米特对法律现代性的批判为例

现代性描述的是现代生活和传统生活的差异,这一差异体现为现代生活的世俗化和理性化。在法律生活领域,世俗化会导致法律体系的价值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理性化会导致法律生活的规范主义和实证主义。现代性对法律生活的影响呈现为正负两方面,一方面保卫了个人的自由权利和自主生活,另一方面则导致价值上的诸神之争和精神生活的贫乏。卡尔?施米特针对世俗化重提政治神学以强调有德性的自由主义,针对理性化重提法律的决断论思维以应对理性无法预知的生活危机。以此,借助施米特的遗产为人们反思法律现代性的和自由主义民主制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它可以完善人们对现代性的法律和民主制度的片面认识。     

理性与情感的交融——寻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合理张力

现代社会的理性进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理性化特征、以理性为核心的认知在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方法择取上,必须坚持理性化教育形式.但受教育者的个体主体性和个体价值的多样性,又使理性化教育有一定的局限,而情感化教育可以弥补理性化教育形式的缺陷,是个体思想政治价值构建的必要路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理性与情感的交融中形成合理张力.     

现代性的理性偏向

现代理性偏向,工具理性膨胀,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现代性危机在于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化,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病象都可以说是工具理性渗透的结果,是工具理性增长所带来的副产品.矫正现代性的理性偏向,必须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进行整合.     

柏拉图“理念”概念的功能审视——兼评海德格尔对这一概念的批判

剖析了柏拉图"理念"概念内含的人类理性的认知、建构和价值等多重功能,进而阐述了海德格尔对这一概念的批判,分析了这种批判在逻辑思路展开过程中的局限性.最后指出当前人类发展所面临的理性悖论在于人类未能完整地理解理性的意蕴,应进一步审视理性,走向真正理性化的生活.     

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质素

现代性改造问题是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中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一个世纪性的核心问题。致思路向的狭隘、研究视角的偏颇和对＂现代性＂义涵的认知混乱是造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现代性由纯粹的内容或形式问题转换为基于现代情感的审美问题为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反思和研判提供了新的价值坐标。在与古典审美理性比较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文学主体情感、文学客体情感和文学本体三要素的现代审美理性框架,以此为指针系统考察和论证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古典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美学质素多元并存的复杂性质,着重分析了现代审美理性在20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中的地位和处境。     

进退维谷的现代性:理性同主体性的双重困境——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颉颃关系之反思

将现代性的达成等价于科学理性的实现,并置于后现代的天平上予以衡量,其成就必然随主体性砝码的减少而式微。与之相应,当理性与主体性互相抵牾,现代性自身的矛盾就衍化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激烈对峙。其后果有二:首先是现代性秩序的瓦解与后现代批判标准的失范,其次是理性准则的去合法化与主体面对多元价值时的骑墙态度。它们扞格不入的原因,根源于理性与主体性在分别构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时所形成的二律背反。鉴于此,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矛盾的反思,就是对理性与主体性双重悖论的揭露。而弥合理性与主体性间裂痕的过程,又是重建现代性的必经之路。     

理性与现代性--兼论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理性"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要素,它是认识之源、价值之源,是所有人类精神意识的最高表现与成就,是事物的现实性的标准,"理性化"因而成为现代性的标志性符号。建构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有必要运用理性与理性化概念来解释有关的对象与事实;要深化对现代性的理性本质的认识,而五四运动在对此问题的认识上有所不足;中国现在还不是侈谈"后现代"的时候,在现代性的进程上,无疑我们与西方社会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现代性的许多规范,我们还未建立或完善起来。而规范是需要理性来建立与完善的。     

论现代性中的合理性

在现代性语境中,“合理性”是一个被频繁使用而涵义复杂的概念:它既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也可以被理解为“合情合理”。二者虽有差异和冲突,但都能在现代性中得到论证。而这是由于现代性自身的悖论造成的。因为尽管现代性承认人的理性并要求人“合乎理性”地思考和行动,但不同的人会不同地理解理性,并且不同地运用理性,结果只能导致现代性及其合理性的自我瓦解和否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必然反题。     

透视现代性--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独特视角

马克思不是停留在理性批判和理性重建的层面上探讨现代性问题,相反认为,理性原则从属、依附于利益原则.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奴役是导致"现代性悖论"的最深刻的根源.马克思的实践批判是解决现代性的根本矛盾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在现实矛盾分析中层层展开,表现出了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的双重视野.科学与价值的统一、批判与发展的统一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两大特点.     

隐私视角下的商业秘密及其伦理解读

隐私视野中的商业秘密研究,可以为商业秘密的论证提供新的道德根据,并为商业秘密的保护增添以往可能多有忽视的人格利益、精神利益的维度.解决商业秘密的正当性问题,不是法律的具体条文所能负载的任务或功能,只有从伦理学的视角,才能完成对商业秘密正当性的论证.如果保护、保守商业秘密所关联的企业利益具有正当性,而披露或公开商业秘密若是为了公共利益则这种利益也无疑具有正当性,在这种情况下,无法依据利益是否正当来决定取舍,而只能依据不同正当利益在价值序列中的排序来选择.     

对近代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哲学反思

理性是现代性理论的核心概念,现代化是社会理性化的过程。近代中国对现代化的探索主要有三种模式,展现了不同的现代性理念。这个探索的过程也是道德理性、启蒙理性、历史理性博弈和抉择的过程。三种理性取向反映了对人的本质的不同定位,也反映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归根结底,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以基于历史理性的社会主义现代性为现代社会理念,找到了中国现代性构建的正确方向,摸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道德的法律审视——基于哈贝马斯的论述而论

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借助其互为主体性的“交往理性”范式和商谈伦理学理论,以现代法律为主体(理性化和形式法)去审视道德这一主体:道德具有不可制度化、不确定性、不能稳定的可期待性以及不具操作性;而法律则不同,具有自治性、独立性(不可化约为道德)、可制度化、确定性、稳定的可期待性以及具有操作性.虽然“后现代性”视野中的道德不再是法律的基础,现代社会的法律不能化约为道德;但为了化解二者的紧张关系,他则从承载者交往理性的商谈原则出发,从程序主义的角度对法律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实现了对传统论证方法的超越:法律与道德同源、互为主体、相互渗透、功能互补.哈贝马斯对于现代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新推进,向我们昭示着——中国迈入现代社会的坦途只能走法治之路而非“德治”(人治)之路.     

文明演进中利益衡平的法律控制——兼论通向生态文明的法律理性

现代性是祛魅、日渐理性化和世俗化的过程,基于现代性基础而构建的现代文明图景就是一个不断追求稳定的共同体秩序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法律是现代文明图式下最重要的社会控制工具,通过对作为权力基础的利益进行衡平而达此目的.当物质高尚、消费欲强的意义世界坍塌之后,面对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时,通向生态文明的理念整合与秩序型构也需要运用法律的理性且通过法律的利益衡平来达致.     

司法能动主义视野下的乡土司法模式

为缓解乡土逻辑和法律逻辑在转型社会司法过程中的内在紧张,中国基层法院涌现出能动主义的乡土司法模式.乡土司法的实践模式体现出司法的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司法的政治化和专业化、司法的能动性和被动性、司法的精英化和大众化的内在悖论.对乡土司法内在悖论特征的揭示引发我们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我们只有反对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立足于中国悖论社会的话语情境和实践逻辑,才能树立对乡土司法模式的正确态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的价值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的价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及其体系的思想、观念与精神支撑,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及其实践活动提供着伦理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理性论证,而且对于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具有精神引导、观念变革和制度创新的积极意义,因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发展的根本性因素和强大动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的价值体系中,秩序、自由、平等、人权、和谐、正义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的这些价值要素一方面表征和反映了人类法律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共识即普世价值内涵,另一方面也袁征和反映了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因素与中国现实的具体国情的因素.它们不仅包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而且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及其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及其体系中的具体体现.     

全球化语境下审美文化的悖论及价值选择

审美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获得了全新内涵的同时也彰显出三种悖论，即工具理性凌越表现理性的技术性悖论、启蒙现代性消解审美现代性的现代性悖论和非理性主体压倒理性主体的主体性悖论。面对这些悖论，我们所委做的不是消除这些悖论，而是站在生态批评的立场上，运用现象学方法将其整合在文化生态的动态平衡场域，以此促进审美文化的长足发展。     

法律正当性论证的实践理性范式——对“休谟问题”的回应

法律的正当性论证经历了多次的否定过程。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自然法被斥为抽象的空谈,实在法转而从社会事实中寻求正当性。"休谟问题"提出之后,从社会事实寻求法律的正当性也被称为"自然主义谬误"。后来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把正当性转变为有效性,转而从法律内部寻求正当性,但是理论的最后根基仍然跳不出"休谟问题"的限制。法律作为实践理性,目的在于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指引,解决法律问题,实现社会公正,所以把纯粹理论的"休谟问题"引入实践的法学领域是不明智的。在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过程之后,坦然面对法学的实践理性属性,以实践的态度来理解和对待"休谟问题",才是处理好法律与道德、社会事实之间关系的关键。     

理性与理性化进程--解读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

韦伯对于理性和理性化的分析,反映出他提出理性的基本原由是整个社会理性化的不充分和不完备.以此为视角,作者重新对韦伯的"理性化"概念的内涵和西方社会"理性化"过程进行了简要分析,在此基础上认为,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面临的仍是"理性化"的不足.因此,我们应该坚持"理性化"的进程,健全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秩序、法律体系和组织管理体系等,这是我们走出和避免陷入后现代理性彷徨的一条重要途径.     

在思想中把握时代:现代性问题的哲学考察

现代性是贯穿于近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根本问题。主体性作为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在自我意识、理性批判、自由行动、个人主义等方面得到充分展现。日趋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在探讨中形成的规范框架体现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和进步观念之中。力图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是现代性发展的极端形式,它对现代性的后果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基于文化视角的多元现代性阐释是我们正确理解现代性问题的关键。     

现代性与近代中国革命

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革命由于缺乏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而与现代性无缘.近代中国社会,革命源于现代性,革命又使现代性获得了实现的前提.由于国民对"落后挨打"的焦躁情绪,既为现代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张力,又为现代性方案的选择涂上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近代中国现代性的悖论既决定了暴力革命是合乎理性的,同时也使暴力革命存在着非理性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