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史前社会研究与唯物史观的完善

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以摩尔根为代表的对史前社会的科学研究和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发展,为唯物史观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历史的局限,马克思对阶级社会以前的史前社会的认识是朦胧、模糊的,这影响到唯物史观一些具体观点的准确性和科学性.马克思晚年在认真研究了当时一系列文化人类学著作之后,找到了科学分析史前社会的正确方法,真正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起点,科学地揭示了私有制的起源及其历史暂时性,从而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唯物史观.     

文化人类学流派及其文化观分野

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领域,其理论目标是把不同社会和文化加以分类,从而确立人类进化的阶段和过程。从19世纪后期开始,文化人类学中便产生了文化多元论的思想,并出现许多流派。研究、比较这些流派的理论与思想,有助于全面、透彻地理解和认识文化的概念。     

《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探析

对人类的规范、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的研究是人类学的重要话题,对当今社会法律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通过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这本重要的法律人类学著作的解读来探析原始社会的"法律",对"什么是法律"进行梳理,并结合现实社会的法律状况,可以使人对人类法律发展的进程有一个认识.     

略论学科意义上的生态人类学

生态人类学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它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人类、生态环境及文化之间复杂关系的一门人类学分支学科,以人类、生态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在人类学学科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发展生态人类学既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要求,又是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客观需要。应当按一定的路径发展我国的生态人类学。     

古典进化论与“地域组织标志说”的终结

作为摩尔根古代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组织标志说"对19世纪后半期以来人类学、历史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从20世纪初开始,大量人类学材料和历史学研究成果的涌现对"地域组织标志说"的科学性和解释力提出严峻挑战,使得这一学说在事实上已经处于终结状态。从学科理论与方法论角度看,"地域组织标志说"之所以未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与古典进化论的"文化平行说""单线进化说"以及简单化的"比较研究法"直接相关。有些中国学者之所以不愿意接受"地域组织标志说"已经终结的事实,是因为他们过高估计了进化论在解释人类历史方面的价值,并且未能在古典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做出必要的区分。     

《蒙古社会制度史》批判

苏联著名蒙古史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对迄今为止的蒙古史研究有着巨大影响。作为蒙古史研究方面的必读文献,他的主要著作《蒙古社会制度史》受到了很高评价。《蒙古社会制度史》一书,不仅利用了蒙古文原始史料,而且还利用了经过翻译的波斯文和汉文史料,详细地论述了蒙古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堪称开先河之作。它已被翻译为日、法、汉、     

回访的非人类学视角和人类学传统--回访和人类学再研究的意义之一

文章从回访的非人类学视角和回访的人类学传统 ,对回访和人类学再研究进行了纲领性阐述 ,指出人类家和人类学回访同诗人和诗歌 ,人类学家以及人类学著作同文学家以及文学作品之间的相通之处和区别所在 ,并以典型的个案为例 ,形象地说明了回访的人类学传统。     

西方人类学领域的喜马拉雅研究学术史

因西藏以及中印关系历史问题,作为西方学术领域重要区域研究的喜马拉雅人类学尚较少被中国学者关注,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出台,喜马拉雅将成为中国一个新的学术高地。文章对西方人类学领域中的喜马拉雅研究进行梳理,指出西方人类学的喜马拉雅研究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经历了东方学的研究传统;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经历了欧洲观察者的结构-功能时代;20世纪80年代至今演绎着多元化、多主题的学术史历程。西方人类学领域的喜马拉雅研究为人们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学术遗产。     

合法性的重新确立——贝特森和米德的视觉人类学实践

在20世纪上半叶视觉实践在人类学研究领域处于低谷的背景下,贝特森和米德在巴厘岛的田野工作中发展出一套系统的视觉材料的获取、研究和呈现的方案,并在方法论和观念上重新确立了视觉实践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合法地位。然而,对于他们选择视觉方式展开人类学实践的原因,以及基于实践所产生的观念性的影响,目前还缺乏系统研究。以贝特森和米德关于巴厘人性格的民族志研究为核心,以他们的学术著作、访谈、信件和传记为资料,参照二人自身开展人类学研究的脉络,本文用观念研究和实践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本文指出,贝特森和米德重新发现视觉实践对于人类学田野研究的重要价值,首先在于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对于功能主义文化分析范式的反思和对于人类文化中心理和情感要素的重视,同时在具体的视觉实践中,他们又征用了科学主义的话语,将视觉资料视作展开文化对比研究的客观证据和呈现人类学研究成果的传播媒介。本文还在视觉媒介的科学与艺术属性的争论框架下,反思了米德对视觉人类学的科学主义的建构。     

家庭理论的重新认识

家庭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人类同种,生理结构相同。因此,人类社会都有家庭制度。家庭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存在于全人类的社会中,这是国外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普遍接受的原则,也是民族学田野调查和理论科学研究证明了的。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民族和历史学者在研究具体的家庭问题时,一直沿用19世纪末期美国民族学者摩尔根的家     

从区域社会经济史到历史人类学——华南宗族研究的理论进路及实践反思

新时期华南宗族研究的主要取径有三,即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取径、人类学取径和历史人类学的取径。前者主要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深刻影响,鲜明地表现于明清时期闽粤地区的宗族研究中。人类学的宗族研究,接续了20世纪上半期功能主义和社区研究的学术传统,注重区域社会文化变迁的探讨,并形成重视地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论述、引入社会史的方法,将共时性的结构研究和历时性的社会变迁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南地区的明清宗族研究逐渐超越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视野,与区域社会史相互交融、渗透,发展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这一取径是在充分总结前两者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层面对之所作的更为自觉的推进。新时期中国华南宗族研究受到的西方学术思潮影响,主要来自弗里德曼的华南宗族理论和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以及年鉴学派史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因而特别注重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理论、方法的结合,并在区域研究的视野下探讨区域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由此,便形成了宗族研究与区域社会研究紧密结合的特点。纵观此期的华南宗族研究,明显地形成两个基本趋势:一是历史学与人类学方法逐渐汇流,进而发展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趋势;二是宗族研究与区域社会研究的互动,注重区域社会内部普同性和差异性的探讨。而这两个趋势也同样体现在华北、江南、徽州等区域社会的研究当中,并成为区域社会研究发展的主流趋势。     

对20世纪古史研究方法论的反思

受传统史学观和方法论的影响,20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多以具体史实的叙述为主要目的,忽视一般性的理论概括;在方法论上,研究者多过分依赖文字考据和文献考证,而缺乏科学的比较研究。传统史学观和方法论的滞后已成为制约当前史学研究深入展开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借鉴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建立科学的文化史学观,探索有效的比较研究方法是解决该问题的一条有益途径。     

文学中的法律史学研究及其限度

文学中的法律史学研究是"文学中的法律"中较早出现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法学学者们通过对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的法律意象的解读,不仅为法律史学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素材,而且也提出了文学作品对于法律史学研究的价值的探讨。对文学中的法律史学研究的学术史的分析将有助于反思文学,尤其是历史文学作品对于法律史研究的意义。     

近十年来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述评

自上世纪末起,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水利社会史研究在国内蓬勃发展,吸引了一大批学者的关注,也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至今方兴未艾。相关研究进一步拓展了社会史的研究空间,丰富了历史、认识视角。本文主要从水利社会史的概念界定、研究范式转换、国内外研究概况以及可能的拓展空间等几个方面展开梳理,希冀对学术有所裨益。     

法社会学理论渊源初探

探究法社会学的思想渊源需以西方法哲学的历史演进为主线,作类似于谱系学的考察。最初,古希腊思想家着重法律及正义观对保障国家与人民的重要作用。进入古罗马时代,思想家们则更看重理性自然法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平等观。中世纪的法学笼罩在神学主义的迷雾中,以人性恶的立场来定义法律,但这也招致了一些进步学者关于法律禁欲主义的质疑。进入十七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兴起,作为其成果之一的社会契约思想得到丰富,有关自然状态假设的提出为法律保障人民自由与公共利益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十九世纪社会学学科的创建和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为法社会学学科的创立埋下伏笔。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启示

马克思在其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了世界历史思想,并在此后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人类学笔记》等著作中作了进一步阐述,形成了系统的世界历史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考察、分析人类社会、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与构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说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基础。重温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会使我们认清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树立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信心。同时,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将有力推动我国现代化的发展,促进历史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转变。     

知识产权制度功能的重读与澄清——对“鼓励创造说”的检讨与批判

知识产权能够鼓励创造系知识产权制度功能的通常解说,该说法及其依据的历史素材之间存在循环论证的嫌疑。事实上,经由不同价值导向进行的历史阐释呈现出更加丰富的知识产权制度发展历程,揭示出鼓励创造说极有可能是一种倒果为因的立法策略。横向比较古代中国知识产权制度萌芽及受阻的过程,将发现强大的利益诉求与社会认可而非鼓励创造的期待是形成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原因,进而澄清制度功能并非价值诠释,而是事实描述这一基本问题。知识产权最重要的制度功能在于为作品、发明、商标这些信息提供市场化的制度环境,在不同的社会主体之间分配基于这些信息产生的利益。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哲学审视

“市民社会”、“人的全面发展”及“世界历史”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三个重要理论维度，分别构成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本体论基础、历史价值论基础和历史方法论基础；应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视野，准确地分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     

历史人类学与相关学科的对话——以甲骨文、金文破译为例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甲骨文、金文这一研究领域内辛勤耕耘的主要是史学家和汉语言学家。此次对话立足于历史人类学，并以此切入甲骨文、金文研究，希望借此廓清历史人类学的对象方法和价值，借助众多学科学人参与的方式，开辟一条破译甲骨文、金文的新思路和新途径，最大限度地挖掘甲骨文、金文所蕴涵的社会文化信息，丰富史学研究的方法，健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架构，推动我国传统语言学与现代语言学的接轨。     

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

文章围绕作者的田野调查经历,阐述了作为研究方法的历史人类学。从中国情况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实践说明,中国人类学者将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的方法相结合,是对世界人类学的贡献。而近二三十年来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走向,也使其在深入研究汉人社会的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