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修辞手法例说——读《论语》札记

《论语》是我国古代早期的一部语录体哲理散文集。它是由孔子门人记录孔子及其少数弟子言行的著作。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     

《论语》给中学作文教学的启示

《论语》是孔子门人及其弟子日札式辑录孔子言行的书.于日常中见真情,于简约中见真人,于率性中见真知,《论语》真实、纪实、灵活而又简洁的日札式体式,传承数千年依然富有生命力,可以给中学作文教学以富有现实意义的启示.     

谈《侍坐》章的主题

《侍坐》章选自《论语·先进》篇。《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门生言行的书。据《汉书·艺文志》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作为一种语录体的散文集,《论语》记叙了孔子对政治、教育、伦理、道德、文学等方面的见解,内容相当丰富。其表现形式也不拘一格,诸如独白式、对话式、座谈式等等。精彩生动,良多趣味。从文字上来看,大多篇幅很短,往往是三言两语式的抽象议论,便构成了富有哲理性的警句格言。     

关于朱熹编修《资治通鉴纲目》的若干问题

本文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朱熹编修《资治通鉴纲目》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指出《纲目》从未以《通鉴节》作为书名;朱熹确定凡例以后,即将纲与目交门人分头编撰,自己担任主编,负责统稿,并承担部分撰写工作;至迟在乾道五年,《纲目》．已进入编撰,初稿成于淳熙二年;修订工作主要集中在淳熙四、五两年、此后仅作过少量的零星修改;朱熹去世前,曾托门人赵师渊再度修订《纲目》,但没有完成;现存凡例和朱熹八书不宜轻易否定;《纲目》系出于众手的未定之稿,对其评价应恰如其分。     

民国时期的朱熹门人后学研究

民国时期,朱熹门人后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包括对于朱熹主要门人尤其是蔡元定、蔡沈、黄榦、陈淳等人的学术思想的研究,对于朱熹门人的后传脉络的研究,以及对于宋元明清朱子学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是现代朱熹门人后学研究的开端和学术基础,而且其中所提出的各种不同学术观点,可以为今天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     

从文化还原到“理学”形成——以朱熹《诗经》解为例

理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程。其中,对《诗经》的诠释构筑了理学形成的重要基石。理学权威朱熹即将自己的“道”学理念渗入到对《诗经》的诠释和解读中。不同于前哲的是,朱熹的诠释是建立在将《诗经》作为文学经典的“文”之意义之上,在文本还原的基础上解读《诗经》作为经典的主旨及其文化价值,从而在文学和哲学两个层面建构了新理论权威——理学。     

也论《左传》与孔子——与吴荣曾先生商榷

吴荣曾先生《〈左传〉与孔子》一文认为，《左传》中有关孔子言行的记载，“不论何种情况，都很难将其作为研究孔子的原始材料”，并通过对《左传》中五例相关材料加以论证。然而吴文之例证是有疑问的、不充分的。有大量证据表明，《左传》中的孔子言行是研究孔子的可信资料，不可轻易否定。     

朱熹的“理”:“生生之理”还是“只存有而不活动”——以唐君毅、牟宗三的不同诠释为中心

唐君毅依据朱熹言理气不离不杂,认为在朱熹那里,理贯而主乎生生之气之流行中,从而从形上学的层面把朱熹的理诠释为动态的"生生之理";从这一诠释出发,他不仅认为朱熹的"生生之理"是对于程颢言"生生之理"的继承和发展,而且进一步对朱熹的理气动静作了自圆其说的阐述。与此不同,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是"只存有而不活动"之理,是对程颢视道体性体为"即活动即存有"者的根本转向。重要的是,唐君毅、牟宗三对于朱熹的理气动静的诠释,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诠释而有所创新,在现代朱子学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他们的诠释相互对立,展现了朱熹学术的不同面向,并给予更多的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济大学者论点摘编

朱松美在《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朱熹<孟子集注>的诠释特色及其时代性分析》一文中认为,用西方的经典诠释理论作比照,中国的经典诠释实践走了完全不同的路数:西方经典诠释理论在施莱尔马赫和加达默尔那里从方法论到本体论被判为两橛,而中国的诠释实践则始终是方法论与本体论的有机统一,孔子的“述而不作”只不过是实际上的“以     

同途殊归:论戴震对朱熹理学的继承与发展——以朱熹和戴震的《中庸》诠释为例

受乡贤朱熹实事求是思想的影响,戴震认为儒学经典包含着古圣贤对自然、生命和社会规律的体认,主张以文字训诂为手段发掘经典文本之义,运用心证方法探讨古圣贤立言之旨。尽管朱熹与戴震走上了相同的经典诠释之道,但是由于心证方法的运用,面对同一部经典,他们往往做出了大相径庭的诠释。经典诠释明显地带上了个人偏好和时代意义。然而仔细比较朱熹和戴震的《中庸》诠释差异,我们可以发现,戴震思想来源于朱熹理学,并发展了朱熹理学的合理内核。戴震对朱熹理学的发展既是其个人思想的表现,也是时代发展在他思想中的反映。     

《论语》的文学价值

<正> 《论语》的文学价值,主要是开创了以一个人物为中心来记言的文学新体例.全书围绕着孔子,记载了五代、二帝、三王,自尧至周,共计约一百四十人,其中有明君贤相,也有乱臣贼子;有门人信徒,也有避世隐士.作者精心选择这些人物与孔子有关的一些言行,通过摹声拟态的描述,突出了他们各自的文化心态和性格特征,并且在人物相互的论辨纠葛之中,成功地刻划了孔子的个性,生动地展示出孔子那圣哲式的风采.象这样目的     

试论孔子的历史哲学

研究孔子和《论语》时我们发现,孔子有一个相当完整、也相当丰富的历史学和历史哲学体系。由于孔子本人一向“述而不作”、微言大义;也由于孔子“私学”一传、再传、三传的特点;因此,记录孔子及其弟子与时人言行的《论语》就显得有些混乱,缺乏一般专门著作或语录所应有的系统性与完整性。这些因素都加重了孔子研究的难度,也使得孔子的思想和言行容易被误解、忽视或夸大。孔子的历史学与历     

朱熹论《中庸》之“诚”

朱熹对《中庸》的诠释,强调《中庸》全篇首尾一贯,以“诚”为枢纽.尤其是,朱熹还对此作出了详细的论证,并进一步提出由“诚”而“中庸”,从而揭示了《中庸》的深刻内涵.朱熹对《中庸》的这一诠释,不仅体现出朱熹“《中庸》学”的特色和创新,而且亦可看出“诚”是朱熹理学的最高境界.     

论《易经》在早期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

《易经》独特的内容构成和功能是其在早期儒家经典体系中地位特殊的重要因素。《易经》的儒家经典化历程始于孔子＂晚而喜易＂,孔子是《易经》儒家化与地位判定的开创者。孔子去世后,不同的儒家流派对《易经》的重视程度不一。《易传》显示,《易经》的儒家核心经典地位主要是依靠战国儒家易学派的不断传承和诠释活动而确立的。     

《太极图说解》的理学思想述略——兼论朱熹与周敦颐的思想渊源

朱熹推尊周敦颐《太极图说》,以理学立场对《太极图说》进行了诠释与发挥,并作有《太极图说解》一书。朱熹《太极图说解》明确把《太极图说》纳入理学思想体系,宗奉二程,以＂理＂、＂气＂释太极,辟佛、道归儒,勾勒出天道性命贯通为一的学说,由此推阐出理学体系的基本框架。     

言行与教化：《论语》“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疏解

言行关系是《论语》中的一则重要命题。《里仁》篇中的“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一句便与此相关。在诠释史中，学者将其旨意或解为倡导谨言，或解为勉励躬行，其中实则隐含着“有言有行”和“行而不言”两类不同理想人格的设定。详循孔子对言行关系的论述，他不仅指出言、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强调了二者的一致性趋向。实际来说，孔子言行观的旨趣并非谨言或慎行，而是在借助个体之“耻”提示个体能力和德性的提升，也即对个体展开教化。孔子对行为主体的关注不仅展现了儒家在言行关系问题上的独到运思，也体现出中国哲学重视行为主体而非哲学概念的特质。     

朱熹“克己复礼”之解辨正——兼论“理”与“礼”的关系

对＂己＂的认识是理解孔子＂克己复礼＂真意的关键。在《论语》中,＂己＂有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指其创造意义;另一指其参与意义。朱熹对＂克己复礼＂的诠释非但没有曲解孔子的原意,反而在尊重传统价值的基础上做出了创造性发挥。朱熹讲＂克己复礼＂只是教人去战胜自己的私欲,并不是去抑制人的正当欲望,更不是教人把自我主体性给磨灭掉。＂克己复礼＂与＂理＂的落实是同一个过程,皆统一于＂己＂创造性、参与性的活的行动之中。     

谈《论语》中的“仁”及其现实意义

《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其后学者对孔子言行思想的辑录，是研究孔子学说的主要资料。《论语》内容深仁厚泽、博大精湛，是人类遗产中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仁”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朱熹论孔子与《尚书》之关系

汉唐以来的学者论孔子与《尚书》之关系,其观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是以为孔子编次或者删《书》为百篇,其二是以为《书序》为孔子所作,其三以为孔子以《书》教弟子.随着学术的发展,宋代学者开始对前两方面的认识发生变化.朱熹即表示了不同于前人的意见:于第一方面,至少表现出怀疑态度;于第二方面,则持否定态度.     

第一部私学经典的诞生——《论语》编纂新探

《论语》诞生于孔门弟子授徒的需要,开始编纂在孔子逝世二十多年后,主要反映孔子教弟子怎样做人的教育思想。孔子生前弟子各有所记,多为心记而很少笔记。《论语》记录孔子言行,是有所侧重而非有闻必录,大致遵循了真实性、典型性、精练性、采用雅言、不与六艺重复、不与《六经》重复等基本原则。《论语》编纂过程可分为弟子分别搜集、合作汇编、成书定稿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领纂者为仲弓、子游、子夏、有若、曾参、子张等人,其中子夏、曾参在接近完成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三阶段成书者是以有子、曾子门人为主的再传弟子,再传弟子对其师领纂的未定稿有敬畏心理,虽重复章节也未予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