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文益书局石印宝卷始末

文益书局是清末民国时期石印宝卷的开创者和龙头老大.从1909年到20世纪30年代,它大约石印了近80部宝卷.文益书局通过保护版权,广告推销,聘请名家题签、插图和校对等营销手段,成功地将宝卷刊印推入到近代化的出版业中.从来源上说,文益书局石印本宝卷中只有5种新编宝卷,约三分之一源自经房本、善书局本宝卷,其余的都是整理民间流行的抄本宝卷而来.这些卷本或是最经典的,或是最流行的,或是最有社会影响力的.由此可见文益书局石印宝卷,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消费,是在尊重宝卷特殊性的前提之下来实现商业价值的.文益书局石印宝卷使得世俗故事为主的案头本宝卷大量产生,客观上在向通俗文学方向靠拢,半自觉地汇入到近现代的都市通俗文艺之中.总之,文益书局石印宝卷是吴语区宝卷城市化、商业化、娱乐化的产物.     

中国宝卷研究的世纪回顾

产生于宋元时期的宝卷至今仍在个别地区的农村及某些民间教团中流传。本文回顾了上个世纪中国宝卷研究的情况,除了对宝卷的渊源、形成、分类和发展过程的一般研究外,主要是作为俗文学（民间文学）和民俗文艺的宝卷研究。     

源同形异说差别：汉川善书与宝卷之比较

汉川善书是善书的一种地方形态,至今仍流传在湖北汉川地区,它与宝卷在艺术形式与说唱内容上有着密切联系。汉川善书与宝卷在艺术结构、句式结构、演唱形式等方面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在宣讲内容上也是宗教性与世俗性兼容,但仍存在艺术形式、说唱内容、讲唱场境等方面的差异,尤其是汉川善书的通俗化表演及哭文化与严肃的宝卷宣讲形成反差。研究宝卷与汉川善书的异同,对汉川善书的理论研究及汉川善书的保护实践有双重指导意义。     

《孟姜女哭长城》-(河西宝卷选一)出版

兰州大学中文系段平同志经过多年搜集、整理、研究,对《河西宝卷》的发掘、整理作出了贡献。其中《孟姜女哭长城》—(河西宝卷选一),近期已由兰州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全国发行,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宝卷是我国传统的说唱文学,明清时期特别盛行于民间,有人估计其种类有千种以上.所谓《河西宝卷》即是流行于甘肃省河西地区的宝卷.属敦煌变文的后裔,在中国     

中日宝卷研究历史状况及启迪

中国的宝卷研究,在文学、宗教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研究课题以及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各有不同,各学科间缺少有效沟通与交流,并由此带来一些学术分歧。日本的宝卷研究,尽管也存在学科畛域,但通常是以研究中国文化为学科范围,容易融合文学研究和宗教学研究,从而产生了像泽田瑞穗这样杰出的综合研究型学者。如何切实有效地推进跨学科研究,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而该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中国宝卷研究水平的提高和新型研究队伍的建设。     

对江苏靖江做会讲经和宝卷的调查与研究——《靖江宝卷研究》后记

笔者二十年调查靖江做会讲经的过程,对靖江宝卷的口头演唱和“文本”、靖江宝卷的形成和发展、靖江宝卷“小卷”的出现、靖江的“做会讲经”与常熟的“做会讲经”的比较及其与明清民间教派的关系等问题作了长期深入的探讨,积累了大量原始资料和宝卷文本,期望能引起研究者的讨论。     

从宝卷的特征看其渊源

作为讲唱艺术的宝卷之渊源有"变文"说,有"俗讲"说。分别从宝卷的文体形式、仪式过程以及故事内容等方面来看,宝卷的渊源是多种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多源的。     

从宝卷的特征看其渊源

作为讲唱艺术的宝卷之渊源有“变文”说,有“俗讲”说。分别从宝卷的文体形式、仪式过程以及故事内容等方面来看,宝卷的渊源是多种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多源的。     

中国宝卷的渊源

:佛教的俗讲是中国宝卷的渊源 ,它是佛教僧众向世俗民众讲经说法的活动 ,其内容为讲解经文 (讲经 )和说唱因缘 (说法 )两大部分。宋代 ,在佛教信徒的法会道场、结社念佛的活动中 ,孕育和产生了宝卷。宝卷继承了佛教俗讲的传统 ,而同南宋时期勾栏瓦子中出现的说唱技艺“谈经”等无关     

论宝卷学研究的三个维度：宗教·文学·音乐——以古月斋藏《鹦儿宝卷》为例

宝卷包罗宏富,广涉宗教、文学、音乐等方面。欲更客观、完善地认识宝卷及其价值,应从民间宗教、文学曲艺与音乐仪式的整体视角去关注。古月斋藏《鹦儿宝卷》堪为善本,是大陆所存最早的本子。它扩大了鹦鹉行孝题材的影响．与其它同题材文体一起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鹦鹉行孝话语体系．丰富了中国文学。同时．它所兼具的民间宗教经卷与通俗文学的特征．反映了宝卷由民间宗教经卷向世俗文学作品过渡的发展态势。此外,它对道情等民间曲调的独特运用,也证明了当时民间宗教经卷与宗教音乐在世俗化层面实现融合的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