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湖广土司区的社会阶层与等级——以永顺宣慰司为例的历史人类学观察

通过对新发现的明清时期金石碑刻内容的剖析,发现湖广土司区社会分层结构主体是纺锤形的,八个社会阶层与四个社会等级在该结构中各自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三等级构成土司社会的缓冲层与保护层,第四等级萌动的替代性社会流动彰显了土司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试探明清时期西北蒙古裔土司的基层社会组织及其家族婚姻--以永登鲁土司为中心

西北土司制度起于元,完备于明清。分布于河湟流域的蒙古弘吉剌部宁濮郡王--岐王系家族入明后分化为众多的土司,延续着其部落式的统治。土司制度在维护中央对民族地区统治的同时,也维系了蒙元后裔的政治文化联系,使“土鞑”这一政治、文化群体长期存在,最终催生了新的民族共同体--土族。永登鲁土司家族的联姻既反映了明清时期西北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政治网络建构的情况,也是“土鞑”这一共同体内部认同的真实写照。     

明清时期土司土官与贵州佛教关系考论——以贵州梵净山地区朗溪蛮夷长官司正长官田氏为例

梵净山是"贵州第一佛教名山"和"中国弥勒菩萨道场"。该山"山连四府",核心地区为五大土司共属之地。本文从梵净山地区现存珍贵的碑刻摩崖和相关文献中,考察贵州朗溪蛮夷长官司正长官田氏在明清两代参与梵净山佛教的重建活动,指出田氏土司一方面对梵净山进行军事统治,一方面大力扶持佛教,借以加强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教化作用;田氏土司不仅有守土安民之功,而且对贵州佛教的兴盛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明清时期武陵地区土司与下属交往策略:以容美田氏为例

以容美土司为例,揭示明清时期武陵地区土司与下属官员的交往策略,藉此反映民族地区权力网络的复杂性及土民权力认同的心理基石。容美田氏土司一是用功名利禄调动土官的积极性,二是依靠个人魅力增强认同感,三是利用文化功业与物质利益来维护统治。通过容美田氏土司争袭事件,阐明土官在土司权力运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土司时期少数民族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文化策略——以鄂西南地区容美土司为例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普遍实施的一种“以夷制夷”的政治制度.土司制度时期,土司上层或通过壮大武装势力,或通过整肃民风,或通过采借汉文化等措施来实现社会稳定、政权稳固的目的.鄂西南地区容美土司作为西南地区较大的土司之一,通过整肃礼制、加强交流、发展教育等一系列文化策略的实施,最终实现了土司社会有序发展以及国家认同的双重目的.容美土司的文化策略是土司时期少数民族社会自我治理的典型个案.容美土司以文化构建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治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央王朝“改土归流”政策顺利实施以及“改土归流”后土民社会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乌江流域环境资源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以播州为例

乌江流域自古是苗、彝、土家等族及先民生息之地,曾经历数百年的土司政治,特殊具体的环境资源影响历代土司认同元明清等朝代表的国家大统。播州土司个案表明:历代土司的国家认同与悖逆,与封闭环境相关,物产资源与人丁汇聚是重要的基础。     

历史记忆与家族建构——以湘西田氏土司后裔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传递历史记忆的媒介,口述传说、文字、身体、仪式、碑刻等不一定能完全客观地呈现历史事实,但透过这些方式选择、重组与诠释的“过去”,往往成为人们合理化当前社会现实的重要方式。湘西古丈县田家洞为改土归流前永顺宣慰司下辖的小长官司,村中土司后裔——田氏自改革开放后,藉由祖先传说、修谱与立碑、仪式展演等活动叙写家族历史,强化族众认同。实际上,围绕历史记忆展开的家族建构不仅体现了不同能动者之间的权力角逐,也为诠释“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复苏提供了一种视角。     

对明清时期庄浪卫鲁部土人的族群理论分析——以鲁氏历代家谱为中心

自明洪武九年以来,庄浪卫鲁氏家族及所辖土人部众在土官、土司体制下,形成地域稳定、文化介于番汉之间的新族群,直至民国废除土司、改土归流。在族群演进过程中,以权力尊崇为核心,基于众多历史史实和人物原型,形成了众多祖先传说和历史记忆。受强势主流文化的影响,按照帕克的同化理论,该族群与当时主流社会的互动可分为接触期、不稳定合作期及彻底同化三个时期,但最终没有同化于周边汉藏文化而是统一归化于现代社会。共同利益基础的丧失和族群内部生产关系的改变是族群消解的关键因素,鲁氏家族对权力的固守和对土民大众的疏离是族群崩解的重要原因,改土归流既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是族群崩解的最后推手。     

民间的力量:改土归流与土民社会的演变——以鄂西南容美土司为考察中心

改土归流既有土司的一面,也有土民的一面。从土民的视角来看,改土归流虽是国家力量对土司地区的变革,但这一变革并非单向,土民在改土归流过程中也并非被动的"接受者"。无论是土司阶层的改土归流还是土民阶层的改土归流,土民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能忽视来自民间的力量。在改土归流过程中,既有汉文化对土家族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也有土家族文化在汉文化强势影响下的自我传承与发展,二者并行不悖。土民社会并未彻底成为汉人社会的一部分,土家族文化也并未完全整合进汉文化当中。应多关注改土归流历史进程中土民的选择和土家族文化传承与延续之间的关系。     

环境经济政策伦理审度论——以生态补偿机制为中心

本文从内需主导型循环经济模式与国内外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实施概况入手,论述了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伦理的基本内涵、基本理念、基本原则与道德规范;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思想进行了经济学分析,探讨了“德治”理念与生态补偿公平有效的实施策略,阐明了我国的比较优势与可行路径。     

明代渝东南地区土司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初探——以酉阳、石砫为例

明代渝东南地区土司谨慎遵循中央王朝各项制度，与中央王朝建立了稳定良好的社会关系，不仅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对当地的经济、政治、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可以总结出西南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经验和教训，为西南地区更好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历史依据。     

明代渝东南地区土司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初探——以酉阳、石硅为例

明代渝东南地区土司谨慎遵循中央王朝各项制度,与中央王朝建立了稳定良好的社会关系,不仅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对当地的经济、政治、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可以总结出西南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经验和教训,为西南地区更好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历史依据。     

基于CBNRM构建生态脆弱区的资源管理模型——以三江源区为例

划一模式能导致管理低效。作为一种参与式的资源管理模式,CBNRM能有效地规避＂市场失灵＂、＂政府失效＂等。以三江源区为例,通过创新管理体制、赋权、明确政府作用、加强社区能力培养等手段,引入由政府、支持方和社区三方代表组成的第四方,构建适宜的CBNRM模型,实现生态脆弱区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环境史视域下生态环境脆弱区的环境问题治理与反思——以鄂尔多斯地区为考察对象

以环境退化与土地荒漠化(全文均表述为环境问题)为主要表征的环境问题在中国尤其是在生态环境脆弱区最为显著。生态环境脆弱区的自然环境承载能力及自我修复能力均比较差,且极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一旦破坏后也很难恢复。鄂尔多斯地区作为生态环境脆弱区中的典型代表,环境问题尤为突出,中国面积排名第五的毛乌素沙漠(中国四大沙地之一)与排名第七的库布齐沙漠都位于此地。目前,环境保护与环境问题治理已成为当地的一项重要工作,受到国家及相关各级部门的高度关注。鄂尔多斯地区环境问题的出现多是受到历史时期人类社会非合理的土地开发利用所致,明清以来尤其是清代以后对自然环境的急速开发是导致出现今日严峻环境问题的关键阶段。作为生态环境脆弱区,鄂尔多斯地区自然环境极易遭到人为非合理开发利用的破坏,环境恶化后也很难恢复,甚至会持续恶化下去。但回顾鄂尔多斯地区环境变迁历史可以发现,当采用游牧经济时,当地自然环境多较良好,那些因非合理人为开发利用导致破坏了的自然环境也因之有所恢复。当下鄂尔多斯地区自然环境开发利用及环境保护与环境问题治理工作的开展,可以参照历史时期当地的自然环境状况,借鉴当地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及治理经验,以更合...     

主体功能区生态经济系统投入产出变化分析——以青藏高原区为例

全国主体功能区划的提出旨在解决生态与经济之间日益严重的发展矛盾,推进区域开发的不断优化,但目前主体功能区的发展正在违背其功能定位,粗放式的开发模式加速着生态经济系统的熵增进程,使经济与生态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本文以主体功能区的视角,选取青藏高原区为研究对象,搭建生态经济系统的投入产出模型,通过分析青藏高原区生态经济系统投入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探寻主体功能约束下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路径。     

“以内驭外”：论清代土司城市建筑布局的政治文化倾向——以土家族区域为例证

土司城研究,系土司政治物态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历史上土司城的频繁搬迁折射了土司命运变化和土司区变动,从而使土司在建筑选址和城市规划设计上形成了迷恋风水、注重内外区分、以内驭外的政治文化倾向,建构了伦理型建筑体系。土司城市体系及其对外通道“官道”的研究,是剥开土司区神秘政治面纱和强化历史的政治人类学研究现场感的关键。     

论旅游小城镇的开发——以贵州为例

一些小城镇因丰富的旅游资源及旅游产业的兴起,而使之成为旅游小城镇,其发展的线路具有了不同于一般小城镇的特质,要正确把握这种特质,正确处理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以实现顺利转型,实现旅游小城镇迅速的科学的发展。     

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模型及其应用——以河南省为例

在分析农业生态环境子系统和农业经济子系统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运用系统科学理论建立起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模型,用耦合度和协调度来量化分析农业生态环境子系统与农业经济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关系与程度。以河南省为例,构建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跟踪2003年到2012年的数据变化情况,研究得出河南省农业生态环境子系统和农业经济子系统的耦合度与协调度的变化规律,从而预测未来10年河南省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发展趋势。     

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生态补偿的适用甄别——以流域生态保护为视角

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全方位推进的背景下,流域生态保护的制度构建迫在眉睫。现有关于流域生态保护的核心制度是生态补偿机制的合理构建。学界普遍认为生态补偿机制应发力于对上游地区的机会补偿,然而却不能兼顾流域水质恶化后上下游之间关系的处理。因此有必要在流域生态保护中厘清补偿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关系。目前生态补偿机制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就制度目的与运行机理上表现为广泛的链接与交叉。当下尚未有任何规章制度阐释二者之间的关系,应从生态补偿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之间的关系入手,剖析并界定二者之间的制度真空、制度冲突与制度耦合等三种关系。同时从生态补偿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之间的制度依据、制度配置状态角度对两种制度的适用情形、责任序位以及资金的配置使用关系做出合理区分。     

“圈层结构”视域下道光年间滇南地区土司权力结构与运行——以《滇事杂档》史料为中心

土司权力问题在土司辖区的社会结构中始终处于中枢地位,因为它体现了中央政府权力与地方土司权力之间,地方土司权力与内部权力、上下层级权力之间的生成理路、结构对比和运行机制。土司权力结构与运行实际上就是土司制度顶层设计的制度安排。文章认为,土司权力是帝国通过一定的形式让渡给他们的权力,土司只是在其辖区履行帝国管理地方、治理边疆的权力;滇南地区土司权力的获得来自于他们对大清王朝的无限忠诚、对西南边疆的竭力拱卫及其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控制;滇南地区土司的权力结构和运行,自始至终都是以清政府的意志为转移,是在中央政府、当地流官政府、基层组织、宗族社会的共同参与下的"因俗而治"。文章以《滇事杂档》所载的基本史料为中心,试图用"圈层结构"理论视域来探讨土司权力结构和运行,这不仅是打开清朝中后期中央政府与土司政权、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三种关系的一把钥匙,而且能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建设、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等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