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论:亦“开风气”亦“为师”

龚自珍是中国近代文化史初始时期亦“开风气”亦“为师”的先驱人物。虽然我们在他的诗文中 ,找不到直接论及“现代化”的语句 ,但可以明显感觉到 ,他思维的脉搏与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之际社会肌体的新陈代谢息息相关。具体而论 ,首先 ,他开启了对内“变通”、“更法”的风气之先 ;其次 ,他开启了对外“筹边”、御侮的风气之先 ;最后 ,尤具学术与政治双重意义的是 ,他开启了知识分子依本传统文化研讨现实问题 ,“喜以经术作政论”的风气之先     

“中国”的古今演绎

“中国”一词,从古至今发生了深刻的内涵演变和外延拓展,这种演变与拓展正是文化的古今更革、中外交会的产物.“中国”以整词出现,较早见于周初,初义为“中央之城”,后衍生出“天下中心”等义,其语义曲折流转之间,不仅隐含着疆域推衍,而且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含义.“中国”作为非正式的国名,与异域外邦相对称,汉唐史籍已有记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体概念,萌发于宋代,至近代演为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展开与深入,中国学人中的见识卓异者发现,“中国”并非我国的专称,异域也有自视“中国”的.近代中国面临西东列强侵略的威胁,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应运而生,“中国”作为国名的简称为国人共用,并为国际社会普遍肯认.“中国”一词的使用,须全面观照其古典义和现代义及二者的因革转化.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四史”教育“三维一体”内容结构的整体性构建研究

“四史”教育是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要通过内容的整体性构建,实现“四史”教育提质增效。教育内容的整体性构建要以价值导向原则保证政治性与思想性相统一,以问题导向原则保证历史性与现实性相统一,以目标导向原则保证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由此重整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价值体系,构建“三维一体”内容结构体系。从实现路径来看,以史论结合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以专题式问题链突出内容结构体系的重点,以史、理、情相统一突出构建内容结构体系的现实力量,实现“四史”教育内容整体性构建。     

“小己”的诞生:严复对西方“个人”知识概念的译介

“个人”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符号,堪称转型时代的“关键词”。“小己”是严复用以表达近代西方“个人”（individual）概念的独创译词,首见于《群学肄言》,语出司马迁《史记》。严复的译名策略是“以儒释西”,“小己”的诞生体现出其典型的“中西合璧”的“群己观”,他为西方中性的“个人”概念涂上一层儒家伦理色彩,将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演绎成赋予儒学价值的“群己观”,追求“群己平衡”。在近代本土化语境下,严复以“小己”为代表的传统文言语汇对译“individual”,努力调和西方“个人”观念与儒家伦理之间的矛盾,是“会通中西”翻译追求的充分反映,帮助西学“个人”概念完成在本土意义上的接引与转换,为推动近代中国学术话语建构与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作出卓越贡献。面对外来语的冲击,严复苦心孤诣创制的“小己”仍有市场,近代报刊中有不少采用“小己”表示“个人”概念的用例,近代早期英华辞典也多收录“小己”一词,“小己”的传播图谱清晰可见,从历史容受视角可证其文化影响力。晚清中国用于翻译“individual”的译名从一开始就呈现了纷繁复杂的景象,如“人”“人人”“个人”“私”“己”“小己”“么匿”,等等,这些译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自然竞争并存。梳理“个人”对译英文“individual”的历史演进轨迹,考察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个人”话语发展演进脉络时,应充分认识到严复“小己”的创译功不可没,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由此可进一步思考近代中国语境下西方“个人”概念的本土化译介,以及中国式个人话语的建构与中国现代个人观念的发生。     

老板之“老”与“板”

《现代汉语词典》对老板一词诠释如下：“私营工商业的财产所有者;掌柜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与各种所有制形式的相继出现,老板的身价陡增,“老板”一词也身价百倍了。老板之“老”与“板”究竟有哪些现实的内涵昵？     

寻觅“人生问题”的解答——析王国维哲学追求

王国维是位饱受传统文化价值观儒化 ,而又受西方文化洗礼的一代国学大师 ,身处近代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变时期 ,从文化价值层面着手 ,由对康德、叔本华哲学的信奉到以实证科学的精神对其责难 ,孜孜以求既“可爱”又“可信”的“真理” ,希望困扰他的“人生之问题”得到解答。然而事与愿违 ,哲学使他陷入两难的困境中 ,不得不放弃哲学研究 ,走向文学寻觅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病”和“城市病”及其治理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病”与“城市病”并存且相互影响。农业小规模经营。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相对贫困和部分群体绝对贫困;“空心村”的普遍存在是现阶段“农村病”的主要表现。以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承载力薄弱、“城中村”环境和治安问题等为表征的“城市病”集中爆发,并向二、三线城镇蔓延。农业转移人口的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城乡之间、大中小城市之间以及东中西各区域之间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地方政府的治理理念与方式有悖于健康城镇化要求等等,这是导致“农村病”与“城市病”的主要原因。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化解城乡间与城市内部的双重二元矛盾;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是治理“农村病”与“城市病”的基本思路。     

“文如其人”论析

“文如其人”在文学理论上似已成为一个格言一条定律。人与文的统一、做人与立言的统一 ,是我们自古而然的追求。但也要看到 ,人与文、言与行在很多情况下具有不一致性。我们不仅要认识到人文相背言行不一的客观存在 ,而且要认识到 ,艺术创作在很大意义上是“创制” ,是一种理想形态。“文如其人”的现实含义是 ,人有多复杂 ,文就有多复杂。     

大学生“迷茫”与“堕落”的人学解析

在当前功利主义思想渗透高校的情况下,部分大学生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迷茫”与“堕落”,表现出自我压抑与好幻想、自我迷失与易妥协、自我放逐与难回归等特点.从人学视角看,大学生的“迷茫”与“堕落”的原因,在于大学生虚构了“现实的人”、逃避着“现实的人”的要求、妥协着“现实的人”的需要.在教育中,需要用马克思主义人学为指导,引...     

“无兵文化”与“新四民”观的历史考量

2 0世纪 4 0年代“战国策派”著名人士雷海宗曾以兵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边缘角色而提出“无兵文化”说。然而 ,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显著表象却是“兵”的角色崛起 ,军人群体进踞社会中坚 ,势必改变传统的四民结构 ,亦对社会文化转型产生深远影响。严复审视近代社会转型而倡言以兵为首的“新四民”观 ,乃是对这种历史变迁的独到阐释     

近十年来长篇小说的“新古典”叙事

近十年大量“新古典”小说的涌现,标志着作家对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与转化,克服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种种问题,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作家们将西方现代小说叙事技巧成功地“化入”中国叙事传统,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更以主体投入的方式进行“有情”的叙事,重新确立了中国当代文学面对历史、现实的主体性。这就使得某些特定的古典诗意范畴获得了与时代相连的新内涵,从而实现了古典抒情境界的现代重构。     

审美观照之“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中国“出入”说、“虚静、物化”说与西方“移情”、“距离”说之比较

东西方的美学理论,有相同的共性,但其文化的差异,使得它们在具有共同规律的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文章试图将中国传统的“虚静、物化”、“出入”说理论与西方具有可比性的“移情”、“距离”说进行比较分析。“出入”说虽然由来已久,但真正从审美观照角度来谈“出入”法的是王国维,而“虚静、物化”理论则从老庄就开始了。西方的“移情”、“距离”说是近代西方美学具有巨大影响的理论,它们产生的时间和观念虽与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有着不谋而合的某种契合,但与中国的美学观念还是有本质的差异的。文章以中国的“出入说”、“虚静、物化”理论为主轴,以“移情”、“距离”做比照,分析其同异。     

“道”与“行大道”之解读

“道”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与灵魂。从现代认识论与科学观看,“道”是人们对宇宙世界中“万物”之“性”、“万事”之“理”、“万变”之“律则”深刻认知的高度综合与概括,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与运行法则,是人类社会生活与一切实践活动的合理性依据。“大道精神”是此核心与灵魂的结晶。复兴与弘扬大道精神,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李存山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逻辑与“两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一个科学的有机整体，是人民立场、唯物辩证的科学观点与方法的辩证统一，其“理论与现实双向趋同”的整体性逻辑构成“两个结合”的深层本质。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源于青年马克思对“理论与现实”矛盾的解决，开启于对“物质利益”问题的深层剖析，以哲学立足现实，创立唯物主义大历史观。在这一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剖析，让现实印证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创立剩余价值理论。由此，社会主义学说被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上，为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奠定了科学前提。“两个结合”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的根本途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双向趋同，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     

从“良教诸范”碑谈美国基督教对连云港地区的影响*

连云港市博物馆馆藏“良教诸范”碑,研读碑文,认为这是证实美国教士于晚清至民国期间在连云港地区传教行医的有力证据,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了近代美国基督教对连云港地区的西医、基督教等方面带来的重要影响.     

近代汉语“被”字式概述

近代汉语作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间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阶段，其间“被”字式出现了许多新的用法，本文主要对近代汉语时期“被”字式所呈现出的新的发展特点加以初步探讨。     

关中“抑商”文化“大爆炸”——秦文化史再解

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中华大一统之基，同时，它也是源自关陇黄土高原的抑商文化取代重商倾向的“大爆炸”，种下了中国近代落后的经济体制基因。他的“焚书坑儒”，在推动历史前进的同时，也体现着与抑商倾向相呼应的专制型地域文化特色。     

从“断裂”走向“融和”：共同体主义的复兴

发端于笛卡尔的主客二分的主体性,因其“唯我独尊”、“崇尚科学”等特性,导致了入与人、人与自然、甚至人与自我“对话”的“断裂”;当今的社会已进入了对话的时代,对话时代呼唤着交往关系的“融和”;对话时代的到来,对话思潮的发展同时激活了共同体主义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