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函照登

编辑同志:读贵刊1983年第3期新载张仲良同志《〈史记·六国年表·晋表〉校记》一文,题目与内容对照,发觉该文题目大误,当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晋表》之校记。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列晋之专表,于晋厘侯元年(前840) 起。张仲良文中所举诸条,均在《十二诸侯年表》中。而《史记·六国年表》,晋无专表,以魏代     

说“吴王之王,由父省也”

《史记·吴王濞列传》云:“吴王之王,由父省也。”《集解》注:“言濞之王吴,由父代王省封邰阳侯也。”《索隐》注:“省者,减也。谓父仲从代王省封邰阳侯也。”并作如字读,误。按“省”当读为“眚”,二字古音相近,常通用。《书·洪范》:“王省惟岁。”《史记·宋微子世家》引作“眚”。《公羊传·庄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左传》、《谷梁传》均作“眚”。《史记·秦始皇本纪》:     

伐蜀实为惠王而非昭王

刘泽华等编著的《中国古代史》(上)第212页说:“秦昭王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于公元前316年由司马错率兵攻占了巴、蜀。”此乃张冠李戴。据《战国策·秦策一》记载:“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曰:‘蜀两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惠王曰:‘善!寡人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王“十四年,更为元年。……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击蜀,灭之。”《史记·秦本纪》也记载昭王事,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八月,武王死,族孟说。武王取     

平王东迁年代新探──周平王东迁公元前747年说

关于平王东迁的年代，历来皆据《史记》，认为是在平王元年，即前770年．事实上战国时还有一种说法不为人瞩目：左氏昭公二十六年《传》[正义]引《汲冢竹书纪年》云：平王奔西申，……申侯、鲁（原本作“”，，“”即“吕”①）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候所杀，以本非嫡，故称携王。《左传》原文说：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尔雅·释言》：“替，废也，灭也”；公羊昭二十三年《传》：“君死于位曰灭”；可见《竹书》晋文侯“…     

《史记》、《汉书》景帝至武帝间年表中民族史料考异与订误

近期笔者在搜集整理西汉时期民族史料过程中，发现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与《汉书》多有舛互之处，尤以年表为最。今就读书偶得录之数则予以考异或订误，但因资料缺乏，加之本人才疏学浅，其中错误在所难免，恳请方家不吝赐教。1．《史记》第1018页纵2横6、横7考异：“子军”，《汉书》第639页纵2横1作“于军”。订误：《史记·景帝本纪》：“中三年，……春，匈奴王二人率其徒来降，皆封为列侯。”《史记正义》：“《汉表》云中三年，安陵侯子军、桓侯赐、道侯陆强、容城侯徐卢、易侯仆、范阳侯代、翁侯邯郸七人，以匈奴王降，皆封为列侯…     

荀况“法后王”考辨

在先秦诸子中,荀况是第一个提出要“法后王”的。但是荀况的所谓“后王”究竟指的是谁?由于他没有给以明确的回答,所以历来争论很大。司马迁在谈到“法后王”时认为:“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史记·六国年表序》)唐人杨倞根据司马迁的“近己”之说,把“后王”解为“近时之王”(《非相》杨注)或“当今之王”(《不苟》杨注)。此后,虽然有人赞同这种说法,但也有表示异议的。清人刘台拱就认为:“后王谓文、武也,杨注非。”(《荀子     

孙叔敖籍贯小考

孙叔敖的籍贯,旧史学者认为是河南固始县人。这是根据《荀子·非相》篇:“楚子孙叔敖,期思之鄙人也。”东汉邯郸淳《楚相孙叔敖碑》也提到:“楚相孙君,讳饶,字叔敖,本是县人也;六国时,期思属楚”。1976年新版《辞海》历史分册仍沿此说。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探讨。据《史记·滑稽列传》载:“庄王谢优孟,乃召孙叔敖子,封之寝丘四百户,以奉其祀,后十世不绝。”《淮南子·人间训》:“孙叔敖死,王果     

楚都何时迁郢

关于春秋初期的楚国都城何时自丹阳迁郢,历来有两说并立。其一是文王始都郢之说。《史记·楚世家》云:“文王熊赀立,始都郢。”同书《十二诸侯年表》周庄王八年“楚”栏:楚文王熊赀元年,始都郢。”《汉书·地理志》南郡“江陵”县原注:“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楚文王元年为公元前689年。这是目前常见称引的楚都始迁郢年代,而上引《史记》、《汉书》的三条记载则是此说的主要依据。另一说是楚武王时即已迁郢。成书最早     

广州象岗大墓“赵眛”印释

广州象岗大墓出土“赵眜”印,同时出土有“帝印”及“文帝行玺”等印。从“文帝行玺”可知,墓主是《史记·南越列传》所载赵佗之孙赵胡。因为《史记》明说:“胡薨,谥为文王。”这是汉廷的赐谥。可是尽管汉廷赐谥称王,南越还是自管自地称帝,这也可说明当时汉廷与南越的关系。《史记》所载文王是赵胡,墓中出土却只有赵眜的姓名印,这矛盾如何解释呢?我个人意见,眜即是《左传》昭公元年所载的昧。眜,《说文》释作“目不明。”昧,《说文》解释为“昧爽,旦明也,一曰暗也。”昧的本义应该是暗,昧爽即旦明,即今所谓黎明前的黑暗,是引申义。天色未明的     

战国赵都中牟琐见

一、中牟地望四说《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称赵“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为献侯.献侯少即位,治中牟”.关于赵都中牟地望,《水经注》称其“解说纷歧”,而目前所知有四种.(一)《汉书·地理志》河南郡中牟县条称:“赵献侯自耿徙此.”汉代的河南郡中牟县今属河南省,位于郑州和开封之间.此说认为赵中牟即今河南中牟,《晋书·地理志》、《通典·州郡》、《太平寰宇记》和《与地广记》等均沿袭此说.     

“自大”非源于“夜郎”

“夜郎自大”是形容妄自尊大的著名成语。此语问世后,不少人误以为“自大”首出夜郎人之口,其实不然。“夜郎自大”出典于《史记·西南夷列传》,其文是:“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文中明确记述,是滇王不知天高地厚地首先向汉使提出“汉孰与我大?”的问题,之后汉使又去夜郎国,夜郎侯“亦然”——向汉使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汉书》有关的记载与《史记》无异,可见“自大”非源于夜郎。     

兮

《汉书·高帝纪》:“上还,过沛,留,置酒沛宫。……酒酣,上击筑自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按,《史记·乐书》:“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司马贞索隐:“侯,语辞也,兮亦语辞,沛诗有三兮,故云三侯,即大风歌。”索隐说甚是。古时,“兮”“侯”当音同。《说文》:“兮,语所稽也,从丂、八象气越亏也。”段注:“胡鸡切,十六部。”十六部即“支”部。“支”“侯”两部乃旁对转关系。“兮”“侯”同属     

墙盘新释

“曰古文王,初和于政”,从系从盩省之字,应为从系,盩声。陕西省周至县,盩音周。按:此字不见于商代之甲骨文及金文,当属王国维所指的“西土文字”,由读音及系旁寻求,相当于紬字。《汉书·谷永传》“燕见紬绎”,释紬,谓“引其端绪也”。《史记·太史公自序》“紬史记金匮石室之藏”,紬缀,集也。另参见史颂簋“里君百姓帅埤周于成周”,谓里君与百姓都来集聚于成周,     

《诗经·曹风·下泉》诗旨探疑

历代对于《诗经·曹风·下泉》的诗旨说法不一,本文通过对前人观点的梳理与分析,以诗中的“有王”“郇伯”为切入点,并结合《左传》、《史记》等文献,认为“有王”应理解为“朝聘于天子”,“郇伯”应指文王之子（或文王的后人）,而《下泉》为怀古伤今之作。     

释“庸态”

据《史记·屈原列传》,知《怀沙》为诗人绝笔。《怀沙》云: “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 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自汉·王逸《楚辞章句》以下,均失解。王逸云:“言邑里之犬群而吠者,怪非常之人而噪之也。以言俗人群聚毁贤智者,亦以其行度异,故群而谤之也。”又云:“庸,厮贱之人也。言众人所谤非杰异之士,斯庸夫恶态之人也。”后世治《楚辞》者多宗其说,无新阐发,实非。     

“桓齮路奔燕”出处问题

林剑鸣同志《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第340页说,公元前233年(秦始皇十四年)的秦、赵大战中,“秦将桓齮由于失败,畏罪逃奔燕”。作者自注,系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赵世家》”。经查证《史记》这两篇均未言及秦将桓齮败逃燕国事;先秦、两汉典籍亦无此种记载。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第171页云:“(公元233年)赵派大将军李牧向桓齮反攻,大破秦军于肥,把桓齮打跑了。”杨氏于此加注:“(《史记》)《李牧列传》也     

东迁后的楚国国势

战国后期,秦白起拔郢,楚顷襄王兵败,东迁至陈。东迁后楚国国势究竟如何?《史记·楚世家》云:考烈王元年,纳州于秦以平。是时楚益弱。《史记·春申君列传》又记载说: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苟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强。这说明,楚国东迁之后,其国势曾经有过一个从“益弱”到“复强”的过程。     

荆轲并非“壮士”

荆轲是众说纷坛的历史人物.现就荆轲是否 “壮士”略抒管见,以就正于方家.荆轲刺秦王史实主要见于《燕丹子》、《战国策·燕策》和《史记·刺客列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燕太子》)实割裂诸书燕丹、荆轲事杂缀而成.其可信者已见《史记》,其他多鄙诞不可信,殊无足采.”《战国策·燕策》和《史记·刺客列传》有关记载几乎雷同.据清人方苞考证:“《国策》本无是文,或以《史记》之文入焉.”(《方望溪先生全集·书刺客传后》)司马迁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     

貊族的族源及其发展演变

中国古代的北及东北地区,曾有一重要的古民族——貊族的存在。“貊”作为族名,有它自身的发展演变过程,在不同的史籍中,又被转写成“貉”、“貈”、“貉”等。 作“貊”者,《诗经·鲁颂·閟宫》:“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鲁侯是若。”《释文》:“貊,亦作貃。” 作“貉”者,《管子·小匡》:“于是乎桓公……败胡、貉,破屠何。”《说苑·权谋》:“晋文公伐卫,入郭,坐士令食……公子虑俛而笑之。……文公惧,还师而归,至国,而貉人攻其地。”按:作“貉”者,在史籍中最为习见。 作“貈”者,见《周礼·大司徒》注,《礼记·月令》注,《论语·子罕》释文。 作“狢”者,《晏子春秋·内篇谏下弟》:“今夫胡、狢、戎、狄之蓄狗也。”《史记·赵世家》之“休溷、诸狢”,《风俗通义·六国》之“休溷、诸狢”等等。     

两周之际三次“二王并立”史实索隐——周“二王并立”时期诗歌创作历史文化背景研究之一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孔颖达《正义》引《竹书纪年》曰 :“平王奔西申 ,而立伯盘为太子 ,与周幽王俱死于戏。先是 ,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 ,以本太子 ,故称天王。幽王既死 ,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 ,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 ,① 携王为晋文公 (侯 )所杀。以本非适 (嫡 ) ,故称携王。”《竹书纪年》所叙周二王并立的史实 ,《左传》、《国语》和《史记》等史料中亦透露出骊山之难前周“二王并立”的信息。② 我们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与考古发掘的材料 ,梳理“二王并立”时期的史实线索和文化背景 ,对于研究生活在这一历史时期诗人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