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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一王夫之《楚辞通释》自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初刻本问世以后,至今近三百年了.在这近三百年中,前后辗转刊刻的版本共有八个:(一)清康熙四十八年王敔湘西草堂初刻本(以下简称康熙本)。(二)清康熙年间王敔湘西草堂递修本(以下简称草堂本),属《王船山先生书集五种》本之一。(三)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衡阳学署俞焜补刻本(以下简称学署本),属《船山子集遗书五种》本之一。(四)清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曾国荃南京金陵节署《船山遗书》本(以下简称金陵本),属《船山遗书》集部。(五)清光绪十三年(1887)衡阳船山书院增补递修刻本(以下简称递修本),属《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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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船山全书》——王船山全部著作的新中国版,目前正在积极筹备.湖南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已经组织了《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并聘请了全国知名学者多人担任顾问,开始工作。三百年来,对整理出版王船山全部著作曾经有过四次重大的努力。第一次在清康熙年间,由船山次子王敔分批刊刻船山著作十余种于衡阳。现归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收藏的《老子衍》等五种著作,封面总题曰《王船山先生书集》,并镌有“湘西草堂藏板”字样,就是当时集印的遗存。第二次在清道光年间,由湖南学者邓显鹤、邹叔绩等汇刻船山经部著作十余种,称为《船山遗书》。数年后又由俞焜补刻子、集部著作五种。合计二十四种,一百五十七卷。第三次在清同治年间,由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以更大的规模汇刻于金陵,仍称《船山遗书》。数年后又在湖南补刻六种,共收著作六十二种,二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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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湘西草堂本《老子衍》之年代、版式、文字及镌刻湘西草堂本《老子衍》系船山之子王敔弊刻《王船山先生书集》五种之一。《书集》现藏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封面正中镌《王船山先生书集》粗笔大字,两旁镌《老子衍》《庄子解》《楚辞通释》《张子正蒙注释》《俟解》五书名及“湘西草堂藏板”六字,亦皆阔大。《老子衍》一书情况可简述为以下几点:(1)书中不讳“丘”字。按清雍正三年始诏讳“丘”为“邱”,故知此本确系其前所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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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本《船山遗书》付梓的最初谋划,始自曾国藩的两位幕僚欧阳兆熊与赵烈文,而其谋刊过程及推进也历经坎坷。自咸丰十一年(1861)秋冬欧阳兆熊与赵烈文有重锓之志,至同治二年(1863)六月曾国荃允复出资,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谋划,重刻《船山遗书》方才基本落实。金陵本《船山遗书》付刊是多方合力促成。从客观条件来看,同治初年湘淮军平定江南各地,为刻书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从主观条件来看,又与欧阳兆熊、赵烈文的积极谋划以及曾国藩、曾国荃的重视支持分不开;此外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晚清理学复兴的推动,重刻《船山遗书》是晚清理学复兴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依托于晚清理学复兴的学术潮流,并推动了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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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著述及身而刻者仅《薄乞涛园初集》一种。清康熙三十一年王夫之去世后,其次子王敌开始整理刊刻船山著述。至清雍正九年,王敌湘西草堂共刻船山著述二十余种,今尚存实物者有十六种。清雍正、乾隆间未闻有刊船山著述者,特别是乾隆期间,船山著述多遭禁毁,直至嘉庆、道光后,才得以重新刊行。同治、光绪间形成了一个刊刻船山著述的高潮。民国期间虽仍陆续出版船山著述,但已不再雕板,而多采用石印、铅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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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1987年11月20日,衡阳县曲兰乡船山村增雅组68岁老人王中伟先生,将珍藏在家的《大行实录》两册贡献国家,现陈列在王船山故居湘西草堂,供有关专家学者研究。王中伟,又名王迪光,是王船山第十代裔孙,现任王船山墓地管理员。其子王多藏是船山故居湘西草堂的管理员。十年动乱期间,船山墓被毁,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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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读四书大全说》版本情况及补校记略《读四书大全说》十卷,有中华书局1975年排印本。其先金陵本《船山遗书》及太平洋书店本《船山遗书》均曾收入。1983年又得衡阳王鹏发现之旧抄本一,为本书之第七卷,包括《论语·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五篇。所据以校勘者,惟此四种版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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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诗经稗疏》版本亦多,计邵阳曾氏藏旧抄本一,四厍本一,守遗经书屋《船山遗书》本、金陵节署《船山遗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太平洋书店《船山遗书》本等印本凡四。又有顾千里所校之浙江吴氏拜经楼传抄本,原系自四库抄出,其异文经王孝鱼记载于其金陵本点校稿中;王氏点校稿经中华书局转让与本书编委会使用,遂亦得窥知顾氏校勘之大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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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著名学者衡阳王夫之（号船山）以其毕生精力从事著述。本世纪四十年代,先师衡阳马宗霍先生曾以衡阳刘氏、邵阳曾氏所藏王船山遗著之钞本２０种,与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曾国藩、国荃昆仲刊刻于金陵（今南京市）节署之《船山遗书》（下文简称“金陵本”）对照,录其异文,附加接语,撰《<船山遗书>校记》二千八百余条,惜乎未予刊布。我在整理编校岳麓书社出版的《船山全书》时,曾有幸亲睹马先生《校记》,于参照校勘时,甚觉胜义缤纷,若概而言之,马老《校记》精确之论约有以下几方面。 一、明乎遣词所本 例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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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本《船山遗书》校勘述评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清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于金陵(今南京市)节署主持刻印了金陵书局本<船山遗书>(以下简称"金陵本"),该遗书由刘毓崧、欧阳兆熊等编校,共收船山经、史、子、集四部遗书五十六种,计二百八十八卷,为船山第一部全集,流传极广,影响甚大.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太平洋书店铅印的<船山遗书>,即大多据金陵本排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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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在文化传承和复活中具有重要作用,湖南文献与湖湘文化的关系密切;《船山遗书》的逐渐传播,对湖湘文化的影响深远:从王夫之逝世至道光中叶,为《船山遗书》和湖湘文化的沉寂时期;从道光末到清末,为《船山遗书》和湖湘文化的苏醒和引爆时期;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船山遗书》的广泛传播,船山文献仍将具有弥久的生命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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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王氏家谱较为完整的,现存两套,一套藏于湘西草堂附近的王船山后裔手中,一套藏于距湘西草堂一百里之遥的王介之后裔手中。两套家谱,均保留了王船山为其子孙写的《传家十四戒》,其手迹现藏湖南省博物馆。戒文虽短,但对研究船山的家庭道德观却很有价值。《传家十四戒》(下称“戒文”)全文如下: “勿作赘婿。勿以子女出继异姓及为僧道。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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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桂多荪《船山师友记补正》(载《船山学报》1985-2第69页),查阅了家藏《大行实录》残本,对于管嗣裘逃匿地点、共难的朋友以及与刘惟赞往来之人,有以下几点补正。 1、罗正钧《船山师友记》(岳麓书社1982年版)引《永历实录》载:管嗣裘在广西陷落后,“匿临川山中”,“临川”确为“灵川”之误。查《大行实录》和太平洋书店本《船山遗书》,均为“灵川”。可见是罗正钧抄录之误,或排印之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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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敔对船山学的重大贡献有三:一是整理纂注、誊录副本和收藏保管船山著作;二是刊印船山遗书,传承和扩大其学术影响;三是撰写《大行府君行述》,使船山遗书得以入史馆,立传儒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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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一、曾国藩接触《船山遗书》的师友渊源 1839年,船山七世孙王世全,请邓显鹤、邹汉勋、欧阳兆熊等人帮助,首次搜集刊刻了《船山遗书》一百五十多卷。这就使当时的一代著名学者如魏源、陶澍、贺长龄、贺熙龄、唐鉴、罗泽南、罗绕典等一大批人,能够直接受到《船山遗书》的深刻影响和启迪,并由此引起了清政府一大批要员对船山的重视。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太常寺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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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刊刻金陵本《船山遗书》的历史原因,一是不满王氏守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所收船山著作的不全和被任意纂改,二是为了推崇乡贤,提高湖南的文化地位。现实原因,一是作为恢复被太平军破坏了的传统秩序的一个重要措施;具体来说,是为了用封建礼教重新聚拢士人,用维护礼教的名义反对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二是期望从船山著作吸取一些有用的东西。曾国藩对刊刻工作极端认真,对刊刻质量追求尽善尽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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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湘军兴起后,近代湖湘人才荟萃,以群体优势而言,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致形成了三大群体。即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人才群,以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人才群,以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人才群。他们都较多受中国古代优秀思想家的影响,受湖湘文化的薰陶,都在中国近代风云变幻的大舞台上历经磨难。纵观这三大群体接受前人思想精华,开创事业的历程,古代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王夫之的影响不可小觑。一1840年,湖南新化人邓显鹤主持校刻《船山遗书》于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收录经部著作18种,计150卷。由于印数不多,邓刻《船山遗书》流传不广,但…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