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炳绘画美学的佛学底蕴

在绘画理论史上,南朝刘宋时期的宗炳是一位颇有地位的理论家。宗炳所撰的《画山水序》,被认为是最早的、独立的山水画理论。它在绘画美学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命题。在已有的研究著述中,已有人指出其绘画理论与道家哲学的瓜葛,这是非常有见地的,然而倘仅止于此,还嫌不够。宗炳又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他的佛学思想在中国佛学发展史上也是有一席地位的。那么,他的绘画美学思想与其佛学理论之间,是了无关涉,还是有所联系?我认为,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     

含道映物澄怀味像——论南朝宗炳《画山水序》的写作背景及其理论贡献

宗炳的《画山水序》是产生在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一篇重要山水画理论著作。这篇画论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首次将“道”的概念引入了绘画艺术领域。第二,首次提出了山水画的透视处理方法。第三,明确地提出了艺术的目的在于“畅神”的理论观点。     

论杜甫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影响

在中国文化史上,杜甫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杰出代表.他不但继承了儒、道、佛的传统文化精神,而且又有所发展.儒、道、佛三家的思想都对杜甫的思想起过影响,但他的核心思想是儒家思想.他不仅仅实践了儒家的一些道德伦理观念,他还用自己的实践、行为丰富、充实了儒家思想的内涵,使儒家思想变得更加切实可行.这也是杜甫对儒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大贡献.他将佛家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与儒家的仁者之心打通,而且把佛、道的清净心与对淳朴自然、和平宁静生活的向往贯通了起来.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坛经》思想与中国艺术的关系

《坛经》是我国佛教思想史上第一部由中国僧人惠能撰述的佛教典籍。惠能在《坛经》中将传统佛教的真如佛变为心性佛,将传统佛教的佛度师度变为注重自性自度,将传统佛教强调修禅静坐变为注重道由心悟,将传统佛教强调经教变为注重不立文字,将传统佛教强调出世间求解脱变为注重世间求解脱等重要思想,对中国古代的书法、绘画和雕塑艺术,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王夫之对儒、佛、道心理思想关系的辨析

从辨析儒家与佛、道思想关系的角度,王夫之提出了“有”境界的心理认识标准.通过“大辨体其至密,而至密成其大辨”的心理认识过程分析,王夫之揭示了佛、道思想入于“空”、“无”的认识论根源和相通于儒家的心理思想成分.从心理活动的主客关系和认识过程的境界高度方面,王夫之以认识和构建“有”境界思想的心理认识活动为核心,从辩证性心理认识过程与非辩证性本体之心的角度取舍佛、道有益于儒家道德之学理论建设需要的思想成分,提炼和总结了“三教合一”的心理思想成果.     

简论柏拉图《理想国》中蕴含的美学观及其影响

本文通过对柏拉图《理想国》中美学思想的分析,简述了柏拉图美学思想产生的阶级根源及其美学观。指出柏拉图的阶级偏见所产生的文学音乐和绘画的审美观,是为统治阶级着想而对一般平民常存鄙视的态度,同时又肯定他主张文学和艺术是政治的一部分,而且必须对社会有益的健康审美观,以及他的美学理想对西方美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儒佛道治理思想研究与当代社会

正编者按:本专题集中讨论儒学、佛教、道家道教治理思想。李承贵教授从宏观上对儒佛道治理思想资源做了简要的概括与叙述,部分地呈现了儒佛道治理思想资源,初步探讨了儒佛道治理思想特点,并对儒佛道治理思想之于儒佛道思想研究、西方治理理论、当今政府的治理政策、人类遭遇的现代性课题等的积极意义,进行了针对性分析与评判。辛小娇博士对王阳明治理自然思想展开了独到的发掘,认为"一体之仁"、"同此一气"与"等差原则"是王阳明"万物     

“穷神变，测幽微＂与张彦远的绘画理论

"穷神变,测幽微"是<历代名画记>提出的重要绘画理论.作者张彦远在承续魏晋南北朝文论的基础上,吸收佛教"神变"思想,主张图画是神明启示的产物,绘画应当征验、推究幽微玄奥的天命启示、穷究鬼神仙佛变化之道.这是其绘画功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名画记>对佛教变相和鬼怪神仙题材绘画的著录,体现了这一理论.     

魏晋玄学对山水画的影响

魏晋玄学以道家老庄思想为主流,其玄学思想对中国山水画艺术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玄学家用山水诗把哲理的内容表达出来,因为山水形象乃是表达玄理的最合适的媒介.宗炳明确指出,"山水以形媚道",因而山水画论在山水诗出现不久也便产生了,皆是玄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必然结果.士人对山水画的欣赏与参与也起到了提升作用,他们借助道家的力量转向山水.山水也一直成为士人画的主要表现对象,他们不但要得山水之体,还要得山水之神,所以山水画也一直成为中国古代绘画的主流.     

精神超越和心性本然的回归--试论谢良佐理学思想中的佛道倾向

二程弟子谢良佐作为理学家却被后儒认为有严重佛学倾向.本文试图通过对此一问题的研究,揭示宋明理学融合儒佛道的具体目的和方式.本文认为,谢良佐以追求自然从容作为自己的主体思想,并以之为纽带联结和整合了儒佛道思想,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风格上都与儒家正统思想有所偏离,而他的这一偏离正体现了他在融合儒佛道思想、形成宋明理学方面的独特贡献.     

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以《宋史·礼志》为中心的考察

《宋史.礼志》中的道教与国家及国家礼制的关系为：国家礼制吸纳道教,国家多方扶持道教;道教积极参与国家礼制,道教回馈国家。此外,道教与国家及国家礼制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矛盾。这一点,在极力尊崇道教的真宗与徽宗时期表现得十分明显。     

韩愈尊儒的辩说及其儒学思想的建构

韩愈尊儒而好自为辩说,他由孟子推及孔子的尊儒之路崇尚的是儒学的道统。在那儒、释、道并行的时代,韩愈尊儒作为一面思想的旗帜,借助古文得到较多的表现。但在根本上,是力图以仁义为治理天下的方略。所以他猛烈地抨击释、道之学,表现出强盛的气势却只有虚弱的理论。而他儒学思想的建构,以仁义为基石,注重仁义教化和道德的自我完善,在其中寄托了自我的社会理想。     

佛本之争与佛道之争的比较

道教是汉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本教是青藏高原上的原始宗教,二者在其历史过程中都受到了佛教的重大影响。在佛教传入之时,道本二教同佛教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二者也存在着一些差异。道教从佛教身上汲取营养发展为与儒佛并立的成熟大教,本教最终被佛教所湮灭,表现出了文化交流的两种不同结果。     

梁武帝舍道事佛考辨

梁武帝舍道事佛的时间,佛教典籍中有四种记载。虽然这些文献记载多有矛盾之处,但武帝舍道事佛之疏、敕文不为伪作。据法琳《辩正论》辑录相关文献中数人身份的考察,武帝舍道事佛当在大同后期(539～545),与自己欲出任白衣僧正有关。舍道事佛对道教的影响非常有限。在唐初佛道论争日渐激烈的情形下,僧人依托此事攻击道教、弘扬佛法。     

北魏儒释道三教关系刍议

北魏建国160年,占整个北朝时间的一半以上,研究其三教思想关系,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北方地区思想界的变化与发展。北魏王朝从不自觉到自觉,最后变成汉文化的推崇者,其整个过程证明了文化低的民族必然要被文化高的民族所同化的这一历史规律。儒家文化始终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起到了治国、经世致用学说的特点。道佛两家是宗教,它们的性质决定了它们不能直接成为治国的学说,只能依附于儒学,而不能和儒学抗争。研究三教关系,必须把社会政治作为首要的研究问题,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确定三教之间谁是主流,谁是支流。     

理学发生原由及创始人问题的再考察

理学发生之原由及思想渊源既是佛教与道教的挑战及其与儒学融合的结果,也是魏晋玄学以道家为主体融合儒、佛二家这种尝试影响的结果。处于"唐宋变革期"内的时代特性则是理学发生的前提条件。理学开山也应从比以往更为宽阔的视野去寻找。     

论唐玄宗时期的宗教政策

唐玄宗时期的宗教政策就总体而言依然是佛、道并存,但在具体政策方面却是独钟于道。对于道教的尊崇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其统治的前期,玄宗主要侧重对于武则天、韦皇后、太平公主以来政治的清理和对李唐政权的恢复和巩固,对于道教主要表现为与著名高道的频繁往来和对高道的尊崇。至开元十九年(731年),玄宗崇道已达高峰。在玄宗崇道风潮的影响下,在思想领域出现的一种纳儒佛入道的思想动向。对于佛教玄宗采取了一种抑制政策,但对于当时佛教密宗、禅宗、唯识宗、天台宗的佛教思想也给予了一定关注。     

直觉的辩证法--中国哲学思维的特征

直觉的辩证法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特征,它不像西洋哲学的逻辑辩证法那样追求严格推理,以证明概念的逻辑关系,而是追求一种精神境界,如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佛学的"般若智",都是要人超越有限的生命以达到无限的精神境界.宋明理学的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心性修养和"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的精神,现代新儒家的直觉为体、理智为用都体现着一种重视宇宙人生的自觉精神.     

灾害危机与明代佛、道二教

灾害与明代佛、道二教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灾害危机给佛、道二教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寺观的因灾损毁给佛道发展造成阻碍;因灾鬻牒导致佛道的表面繁荣与群体的鱼龙混杂、素质低下;官员因灾上言使佛道发展受限。另一方面,佛道二教在灾害危机中作出了应有贡献:僧徒道士积极为禳弭灾荒进行祈祷、祭告;寺观为官方祈祷、祭告、施粥等弭灾救济活动提供场所等。     

"性命双修"哲学形而上探微--兼论其人本论架构

“性命双修”是道教内丹理论的思想内核,它改造并吸收了儒学的主要哲学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上真正实现了“天人合一”,既承继了儒家心性理论的主要思想,也发展和超越了儒家心性理论。尤其是从道教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用“性命”说把“三教”统摄在一起,把“常道”、“元神”同儒家和佛教的“本心”、“本性”作了形而上的整合,在形上的层面上一同放在本体的高度;既提升“道”的形上内涵,也兼纳并蓄了“道本体”、“心本体”、“性本体”等理论。把“道”、“神”、“心”、“性”放在同样高的的位置上,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发展也是开拓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