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译《孟子》的三种误区分析

典籍外译本担当着传承、宣扬中国民族文化,为西方汉学界提供研究资料的重任。译者必须重视典籍外译本的质量,如实、准确地传递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通过比较当前流行的几个《孟子》英译本,可以发现译者在翻译《孟子》时存在三大误区:利用西方概念和经典教义简单"反向格义"孟子思想的误区;忽视语义的不确定性,机械翻译的误区;不重视训诂,错解原文的误区。上述三个误区各有其显著的表现和危害,制约了典籍外译本的准确性和忠实度。     

“媒、讹、化”与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

《聊斋志异》在国外流传甚广,其中翟理斯之英译是《聊斋志异》翻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以钱钟书关于翻译的"媒"、"讹"、"化"之说加以烛照,可较为全面地阐释翟氏英译的特色。其中,"媒"表征于翟氏译本注释,起着有效传递中国文化媒介之作用;"讹"体现为翟氏出于纯洁化之考量而对原作性描写所作的置换与删节;"化"落实为两个层面,译文恰如其分地传递出原文洗练优美的文风,译文所觅取文化意象与原文中的文化意象间形神兼似。     

英国汉学家与19世纪清小说的译介

19世纪是清小说英译的发轫期。译者以驻华外交官为主体;英译动机是为了提供语言学习材料,传递适合英国文化和经济扩张政策的价值观及帮助了解中国;英译的基本策略为摘译、节译、编译和改写。英国汉学家对清小说的译介在中国古典小说西传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推动英国汉学的开拓与发展;有助于西方正确理解中国;为清小说纳入世界文学系统打下坚实基础。从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和译介学的角度,考证、辨识19世纪的英国汉学家英译清小说的主要作品、译本与翻译特点,评价其功过得失与学术影响,无疑对于丰富中国文学“走出去”语境下中国古典文学外译与传播的研究不无？益。     

从目的论角度对比分析《李清照词》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文章以奈达对文化的分类为依据,从目的论角度出发,通过对《李清照词》两个英译本的对比分析,得出结论：两译本在文化负载词的处理上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翻译策略。许渊冲的目的是尽可能多的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英美读者,主要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王红公则是为了使译本通顺流畅,便于英美读者接受,多用归化。文章旨在探究目的论对于翻译中国古代诗词中文化负载词的指导作用：由于译作目的不同,两译本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文化软实力与典籍外译之话语权研究

典籍翻译对于提升中国形象、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及抵制文化霸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中华典籍英译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或汉学家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其译本在国内外评价很高,在国外销量也很大,影响很广,但我们却发现理雅各《易经》英译本存在着许多误译,作为文化殖民者,他还有意通过翻译消解和扭曲了中国特有的文化意象,剥夺了中国人的话语权,严重损害了中国形象.典籍外译利在千秋,为了确保典籍文化在输出的同时不变形、不失真,汉语学者的译本断不可缺,不能简单地仅以销量作为典籍翻译成功与否的标准.     

从语用视角看中国文化经典的外译——以京剧《三堂会审》英译本为例

基于《三堂会审》的译文分析,结合语用学理念,从词语、句子和语篇三个层面讨论了译本中意义的有效传达和理解。由于翻译不是简单的文本转换,而是社会文化语境下的再创造过程,因此翻译对等理应包括语用对等。外译中国文化经典时,在语言形式对等和语义对等的基础上,增加语用对等维度,能更加全面、系统地提高译文质量。     

乔治·斯坦纳翻译四步骤下的译者主体性——《雾都孤儿》四个中译本对比分析

自20世纪70年代"文化转向"以后,译者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乔治.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使译者主体研究更加深入。《雾都孤儿》是世界经典名著,林纾译本,荣如德译本,蒋天佐译本,龙冰译本这四个不同时期的中译本都体现了鲜明的译者主体性和译者主体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以乔治.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对比四译本,得出译本的千差万别源于译者主体对原著自身的不同理解和阐释,应该综合考虑译者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慎重评价译本质量的高低。     

《共产党宣言》博古译本的"消灭私有财产":一项概念史的考察

《共产党宣言》博古译本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及翻译史的重大理论与实践价值."消灭私有制"是《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命题,"私有财产"及"私有制"是其核心概念.概念史对博古译本"私有财产"的生成和演化以及1949年之后的"消灭私有财产"被"消灭私有制"替代等层面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同时也存在中国本土适切性的问题.基于概念史的方法,对"私有财产"在中国的生成史和演化史进行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概念在中国的生成和演化具有特定的历史性、跨文化性和语境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成互为镜像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概念在中国的生成、演化史不具备典型的"鞍型期",并修正了"基本概念"的"四化"标准;翻译是马克思主义概念中国化的主要路径,但翻译学本身不能完整描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的进程.对"私有财产"到"私有制"进程的历史语义考察,推进了作为方法论的鞍型期假设和基本概念标准的"中国化",有助于探索翻译为何、翻译何为等翻译学的基本问题,并借助中国的翻译史经验深化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翻译目的对翻译策略的影响——以《红楼梦》节选部分“黛玉吐真情”的两个译本为例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以沟通思想情感、传播文化知识、促进社会文明,特别是推动译语文化兴旺为目的。任何一部译作都是时代的产物,因而翻译的策略受到翻译目的的影响。从翻译目的论出发,对比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的《红楼梦》,探讨翻译目的对他们翻译策略的影响,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比较译本优劣不能单纯以译本是直译还是意译来进行,而要结合译者的翻译目的,分析译者在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时,要着眼于译者在进行文化传递过程中具有什么样的特色及他们各自对文化交流所做的创造性贡献。     

名学、辨学与论理学：清末逻辑学译本与中国现代逻辑学科之形成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逻辑学,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在晚清西学东渐的大潮推动下,清末民初翻译来的西方逻辑学译本主要有两类：一是从英文直接翻译而来的译本,多将Logic译为辨学、名学、理则学;二是从日文翻译而来的日本学者编著的译本,多将Logic翻译为论理学。这些以“名学”“辨学”“理则学”“论理学”为译名的西方逻辑学译本的翻译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逻辑学开始发轫并成形。在译介西方传统逻辑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博采众长,编译出各种逻辑学讲义,以适合中国读者及清末新式学堂教学之用。随着晚清新式学堂的普遍建立,逻辑学以“论理学”或“名学”的名义,在新学制中占有一席之地,列入师范学校及高等学堂日常教学设置中。新式学堂课程日益完善,从西方移植来的逻辑学,亦随之在中国逐渐成长为一门独立的现代新学科。     

从互文性角度觅《京华烟云》的翻译痕迹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于19世纪30年代创作的一部英语小说,林语堂将文中的互文知识进行重构和扩充并将其传译到西方的语言世界中,这种英文创作过程实际上暗含了一个互文的翻译过程。因此,试从互文性角度来分析《京华烟云》中的翻译痕迹。     

探析内嵌形象谚语的翻译技巧

谚语是反映民族文化特点的语言单位。在翻译内嵌形象的谚语时,要充分尊重语言的民族文化特点,采取适当的翻译技巧处理不同的形象。要忠实于原文、忠实于现实、忠实于读者,使译文读者得到的概念和感受等于原文读者得到的概念和感受,尽可能地缩小两种语言读者在理解上的差距;进而指出对英语谚语及其翻译的研究,有利于我们了解英汉两种不同语言和文化,更好地服务于英语教学。     

论民族文化特殊词语的特点及翻译方法

随着国与国之间跨文化交流的深入,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整理和介绍也随之增加。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桥梁,在跨文化交际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汉英翻译实践中,民族文化中的特殊词语及其汉英翻译有哪些特点,在具体的翻译操作中又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本文从技术层面上以云南民族特有事物及特殊词语的翻译为例,作了初步的探讨。研究表明,首先应该重视调查研究的方法,翻译者应该成为民族文化的研究者;其次,多采用音译、意译、解释性翻译、以及描述的方法至关重要;再次,对目的语读者要有一个基本的分析判断;最后,要从外籍人士的原著中吸取精华。     

从《红楼梦》的俗语翻译看汉英亲属称谓语的文化制约

中西方历史的渊源与传统文化的差异,孕育了汉英两种语言在亲属称谓语上的民族特色与语言特征,在其数量多寡、指称明确度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红楼梦》及其两个英译本中,其汉英亲属称谓语,表现出四个方面的区别:1.明亲疏,内外有别与亲疏不明,内外无别; 2.讲辈分,长幼有序与论英雄,人人平等; 3.重性别,男女分明:英汉民族不同的表现领域; 4.汉民族独特的“非亲属的亲属”关系———准血缘带来的血亲称谓泛化。     

从“Dragon”到“loong”论意识形态对“中国龙”英译实践的操纵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翻译过程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当中国龙最初被英译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前期,西方霸权意识、排华意识浓厚,受此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图腾“龙”被误译成“dragon”;现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于是不少国人提出要给“中国龙”正名,要将其改译为汉语拼音“long”或新造词“loong”。显然,不管是“dragon＂’还是“Iong／loong”,都是意识形态这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中国龙”的翻译实践。     

英语习语翻译理论探讨

习语是英语语言的精华。正确使用和确切翻译习语可以促进跨文化交际,增进英汉交流和沟通。在文化背景方面,英语习语与汉语习语存在较大的差异。以先点后面的思想,探索英语习语的翻译标准及方法,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从而完善习语翻译的研究,更好的掌握和运用习语。     

从中国英语音译词论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策略

要把中国文化特有事物翻译成英语,必然会出现很多标准英语中没有的词汇与表达,而对汉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又直接关系到跨文化交际与民族文化传播能否顺利进行,所以探求文化负载词的汉译英策略具有深远的意义。英语与中国文化结合的产物———中国英语,已被广大学者认可为中国文化的载体,推广中国英语中的汉语拼音音译词,既可以宣传汉语,增强汉语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又有利于中国文化的输出,还能增添新的英语词汇,丰富扩大英语的表意功能。因此,翻译负载汉语文化的部分词汇表达直接采用相应的中国英语的音译词是一种有效的翻译策略。     

英、汉思维差异与翻译策略

思维与语言紧密相关,英、汉思维差异决定了英、汉两种语言的不同特点。本文从英、汉思维差异及其在语言上的映射入手探索了英汉互译过程中进行思维转换的翻译策略,提出了翻译中排除思维方式消极干扰的途径。     

东西方文化差异与汉英互译句义的确立

东西方文化差异一直都是我们在汉英互译中比较棘手的问题.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文化差异对汉英互译的影响,最后提出了翻译中对文化进行阐释的必要性.     

接受美学视角下的旅游文本翻译

旅游翻译是一种典型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在翻译过程中,除了语言差异之外,更需要考虑较多的非文本因素。汉英旅游文本在文体风格和表现手法方面有所不同,文章从接受美学角度,结合具体实例,对汉语旅游文本英译进行探讨。认为在接受美学视角下关照译文读者反应,才能采取指导性的翻译策略;采取指导性的翻译策略,才能综合运用各种翻译技巧;综合运用各种翻译技巧,才能有效实现旅游文本翻译跨文化交际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