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启蒙与中国的社会转型

现代性启蒙就是要促使人类摆脱“不成熟状态”,激发人的无穷想象力和无限创造力,真正确立起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目前,中国的现代性启蒙就是要在扬弃传统的基础上,参照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模式,确立社会成员个体独立的法权状态,促使传统伦理社会向现代市民社会转变,从而为人的自由创造条件。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代性启蒙话语

"启蒙"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其衍生与发展的基本语境源于西方社会。与西方的现代性进程相比,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源于外部压力,呈现出非自主的性质。如何将西方的启蒙话语置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中,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所要面对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现代性的产物,同时也是在现代性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反思与批判的产物,因而具有启蒙与批判的双重特质。对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启蒙与现代性批判的双重内涵,可以为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撑。     

第二次启蒙呼唤一种后现代经济

GDP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许诺的自由与平等的美好愿景,相反却导致了贫富的鸿沟,带来了自然环境和社会共同体的毁灭以及虚无主义的弥漫。要破除人们对经济增长的崇拜,超越现代榨取型经济,实现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转变,就有必要反思以个人主义和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为特征的第一次启蒙,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第二次启蒙"①。而建立在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基础之上的以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他人,自国与他国的"共同的福祉"为旨归的第二次启蒙,从尊重他者的立场出发,呼唤一种后现代经济。所谓后现代经济是一种为了共同体利益的经济,一种生态经济,也是一种可持续经济,一种幸福经济。后现代经济有助于我们找回生命中久违的意义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后现代主义生态世界观的形成及其意义

后现代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是“现代性危机”,即德性传统失落所造成的意义危机和生态危机,其中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流派企图为人类超越工业文明提供了一种自然—人类—社会有机复合的后现代生态世界观,是对现代性的辩证否定,也是对传统朴素的生态哲学尤其是中华传统道学的辩证回归。与后现代生态哲学相结合的中华道学智慧,可以解决中华民族的安身立命的信仰问题,指明了以生态哲学之“理”主导下的“后现代理治社会”的文明转型的理想前景。     

西方社会关于生态文明的重叠共识

在西方"意义危机"与"生态危机"的现代性危机的约束条件下,在生态经济的先进基础上,形成了有关生态文明的一些"重叠共识":从文化哲学思潮的学理传统看,后现代主义揭示了现代性危机,其中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流派实际上提出了后现代生态文明的世界观;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传统和政治思潮中,出现了"政治生态学"和绿色政治思潮,实际上阐释了后现代"生态文明"中的政治哲学;新兴治理理论蕴涵着一种崭新的后现代社会治理模式。     

启蒙或反启蒙——中国语境下对启蒙的反思

启蒙的悖论所引起的困境业已显现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面对陷入困境的启蒙,简单地质疑、否定、反对启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应该把启蒙视为人类走向进步、文明的精神诉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启蒙在中国还远未完成,还需要继续进行下去。但同时也必须警惕这种生发于西方语境中的启蒙和现代性所带有的西方中心主义影响,进而打破西方话语操控下的现代性标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可以弥补启蒙理性弊端的成分从而让启蒙精神和现代性成为符合中国文化及民族性的价值尺度,以便彻底实现中国的启蒙和现代化。     

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宗教信仰反弹看道德的信仰基础

西方传统道德立足于宗教信仰基础之上,但自进入现代社会,现代性对传统宗教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信仰在理性知识膨胀的挤压下不断萎缩,道德的宗教信仰基础被消解,代之以理性。然而,理性并不能填补现代社会的信仰真空,这导致现代社会不仅面临严重的"存在"危机,而且面临着空前的精神危机。为此,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以超越现代和激进后现代的眼光,从人与人、人与世界的整体关系入手,重立信仰价值,表现出宗教反弹倾向,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道德的宗教信仰基础回归。     

从五四启蒙到科学发展观

人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命题。启蒙是在批判传统中追求人的解放,这也曾是五四新文化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还没有从社会基础变革中全面展开,因而导致了"理性的缺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展开的背景下,现代性的迅速成长又使人面对着工具理性导致的异化和精神家园的荒芜。科学发展观在理想与现实、工具理性与价值追求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人的发展确立了切实的实践道路。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启蒙主义与现代主义

通过反思五四以来乃至整个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中启蒙性和现代性的论争及其历史进程,试图说明中国文学如何在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完成启蒙主义的历史任务     

论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

现代性的法律制度打破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秩序,但由于缺乏法理念的精神支撑,现代法治秩序并未能有效形成,中国社会明显具有后乡土社会的特质。法治视域的后乡土中国不同于乡村中国,它强调的是传统社会对现代国家的认同。今天依赖现代国家的权威推进的法治现代化仍在继续,通过法治启蒙消除传统观念形成的障碍显然十分必要。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不是观念上的普法教育抑或法治宣传,而是要通过对多元利益的调整来充分的保护权利,通过宪政制度的建设来有效的限制政府权力,以强大的利益召唤力来唤起全社会对法治的认同。     

苏格兰启蒙运动与宗教启蒙

宗教是启蒙运动最复杂、最棘手的主题.在宗教启蒙上,苏格兰启蒙运动静水潜流,温和而又不失突破.苏格兰启蒙运动对"腐败的宗教"的批判与反思、对"真正的宗教"之启蒙与建构,卓有成效地使宗教回归本真,从而净化了宗教信仰.苏格兰启蒙运动另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进一步吸收与同化了科学文化,回应与解答了宗教祛魅之后的现代性世界如何可能的难题,有力地完成了宗教现代化课题.     

启蒙的自我批判：论卢梭与启蒙运动

在现代政治思想中,卢梭与启蒙运动的关系问题是理解启蒙思想与卢梭思想的关键。卢梭在分享启蒙运动基本前提的同时批判了启蒙思想。卢梭与启蒙哲人在生存境况、知识与德性关联、宗教问题方面的交汇与分歧为我们提供了卢梭思想实质的重要面向。而卢梭对德性基础的追问使启蒙哲人的社会思想走向了不同的道路,从而为现代社会建立了不同的思想基础。     

普鲁士的启蒙运动

普鲁士的启蒙运动是-场知识精英与上层官僚的运动,这场运动解放的不是人民大众的思想,而是专制统治者的思想.正因为如此,是专制统治者,而不是人民大众,成为了普鲁士启蒙运动最大的直接受益者.在法国,是"启了蒙的”人民大众面对着"未真正启蒙的”专制统治者,要将这个社会推向前进,走"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便成为一种非常自然的选择.而在普鲁士,是"启了蒙的”专制君主面对着"未真正启蒙的”人民大众,要将这个社会推向前进,走"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便同样成为一种非常自然的选择.在这里,我们能找到普鲁士启蒙运动与当时的国家政治稳定以及1806年"自上而下的”大改革发展道路之间的联系.     

有益的启示——大儒为“学生作业”所作的批语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是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大师，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巨匠，更是“学行高，兼综中西，可以师多士”（马其昶《吴先生墓志铭》）的一代大儒。吴汝纶先生给予中国文化的贡献，正像吴北江所评价的那样：“近五十年间（从20世纪30年代前推），北方风化之转移，人文之兴，自先公知深、冀，守天津，启其端及莲池十载而极其大成，驯致有后来今日之盛，此天下所共见也!”（吴闿生《吴门弟子集序》）     

实现启蒙自身的启蒙——形而上学批判视域下的启蒙辩证法

本文试图在形而上学批判的视野下,在与否定辩证法的关联中来考察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以发现其中的肯定性要素.启蒙辩证法的批判性和影响力,主要在于其揭示了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的悖谬结局.但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并未满足于单纯否定性的结论,如果结合否定辩证法中阿多尔诺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拯救,就不难理解这一点.阿多尔诺的形而上学批判的目的乃是超越并拯救形而上学.在这一视野下来考察启蒙辩证法,就不会拘泥于一种纯粹否定和悲观的结论,而是要实现启蒙的内在超越,实现一种启蒙自身的启蒙.这便是启蒙辩证法中隐含的肯定性主题.     

启蒙与人性

西方近代发生的启蒙是整个西方文化的重新塑造 ,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关注人性。启蒙思想家为什么如此注重人性 ?人性研究在什么意义上成为其他科学的基础 ?启蒙思想家眼中的人性具有什么特征 ?它们产生何种影响 ?以上诸类问题 ,正是本文试图讨论和回答的     

朝鲜开化思想诠论——以稳健开化派为主的探索

朝鲜开化思想,是旨在建设近代国家的资本主义改革思想,也是以反对腐败无能的封建主义、实现近代化为目的的近代启蒙思想的雏形。在改革的范围和速度以及是否要与国内外政治势力相结合的问题上,开化思想又分为激进开化思想和稳健开化思想。稳健开化思想以近代东道西器论为基本思想,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力主对内实现富国强兵,且对外实行均势外交,引进近代的文物制度,使落后的封建朝鲜逐渐发展成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而实现近代朝鲜的民族自强。     

艺术中的启示

艺术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与理想的审美意境,真正地艺术品格生成于人对人自身及其生活世界的真情感悟、对理性精神的崇高释怀和对生命本性的释放与超越。为此,人类正是通过自身文化、艺术传统的禀承与创造,运用有限的"艺术表现"会意无限的可能存在,来实现"万物一体"的"诗意地栖居"。     

伽达默尔与启蒙主义

西方解释学的发展与启蒙运动分不开.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环节的伽达默尔解释学,既包含对启蒙主义的批评,也包含对启蒙主义的推进.在这方面,他虽然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但决不是简单回到浪漫主义的立场,而是作为一个辩证的否定之否定的环节出现的,从而具有了更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