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东美哲学的理论基石

方东美以形而上学之视角切入中西哲学的比较和对中国哲学的阐释,相比较于西方超自然的形而上,方氏极力推崇中国哲学的内在超越性的形而上。在对原初儒、道及大乘佛学的阐述与贯通中,将生命的概念提升到本体的地位,关切宇宙创生与人之伟大,努力推进其生命本体论的哲思路径。视艺术精神为哲学之高妙处,而人格的提升和精神文化之价值的理想则在"双回向"的大乘法理中落入现实。     

方东美论"情"

方东美的情感指的是人类天生具有的对真、美、善等价值的追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积极的情感体验。本文力图回到方东美自己的角度,探讨其得失。这种探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更看重情感而非理智的中国传统哲学,已经形成了深刻的情感价值体系;这样一个有价值的中国心灵,对现代生活的警示和启迪。     

论方东美生命美学的理论来源及其特色

方东美立足于20世纪中国的苦难现状,有感于民族文化生命的花果凋零,自觉深入到本民族文化的清新源头,揽取《易经》积健为雄的入世精神和道家诗意飘渺的超逸情怀,同时又广泛地吸收了现代西方生命哲学美学如尼采的超人意志和柏格森的生命冲动等理论资源,形成了兼具古典幽怀和现代豪气的独具特色的生命哲学美学形态。在现代的文化图景中,这一美学形态也有明显的局限。     

方东美与宗白华生命美学的"转向"

本文通过展示方东美与宗白华的思想关联,力图揭示他们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时所共同面临的理论困境。本文认为,方东美和宗白华在为中西文化比较建立范式的同时,将跨文化语境中的相对与绝对的矛盾展现出来,理解这一矛盾,将有助于我们深入探测“中国生命美学”的内在逻辑。     

方东美论道家对宋明新儒家的影响

方东美主张学统反对道统,平等考察各家哲学文化。他以新儒家代表人物为论述材料说明道家对于宋明新儒家的发展具有独特的作用:张载将道家太虚拢入儒家思想结构,走自诚明而不是自明诚的道路,建立完美的哲学系统,实现儒道融合;朱子形上系统重视道家之太极图,表现为一种学术固执,原因在于受到自无极而太极的周敦颐以及夹杂着道家、阴阳家思想成分的董仲舒的影响;象山沿着道家的超越之路,解决其理论困境,建立其价值理想超越性原理;道家的鉴喻说、清净无为说为阳明心犹明镜说、无一毫人欲之杂等所吸收和运用。     

方东美“新儒学”思想研究——以形上学为中心

在中、西哲学比较中,方东美致力于阐发古代哲学形上学思想,揭示了中国哲学特有的生命观念、机体观念、价值观念。他始终突出儒学在中国哲学发展中的范导作用。通过凝练儒家形上学的两大特色、三大原则和四大要义,以及重建生命的形上学,他为中国哲学之转型寻获了理想路径。他虽非"新儒家",却是"新儒学"的推动者,其研究对重新审视儒学的问题意识与现代转化,具有重要的启示。     

方东美对张载关学的现代诠释

方东美对张载关学的诠释是独具特色的。他首先指出大气磅礴是张载关学的精神气质,认为张载承接孟子的"浩然之气",发扬了儒学的生命理想和创造精神;其次,他肯定援道入儒、儒道融通是张载关学理论建构的关键和枢纽,确立了北宋儒学形态的路径和方向,对于宋明理学的奠基有历史性贡献;最后,方东美对张载文本的解读注重"对着讲",善于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反观中国文化的特点,以寻求中西思想价值的归致和贯通。     

朱熹的佛教观

作为一种新儒学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最终完成。在这一融和的过程中,作为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朱熹对佛教的态度也很具有代表性:一方面,政治上以儒家为正统,排斥佛教;但另一方面,从学术发展的需要出发“援佛入儒”发展新儒学,并将它最终落实到封建伦理道德上,为封建统治服务。     

石峻的佛教观论纲

在石峻的学术生涯中,佛教是其研究的十分重要领域。石峻的佛教观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从时代背景来看,佛教观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从学术渊源来看,石峻的佛教观受到其师汤用彤的影响;从主体条件来看,与石峻个人的努力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密不可分的。石峻认为佛教的产生是古代印度僧侣阶层压迫欺骗人民的产物;佛教在印度的传播经历了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密宗佛教时期共四个阶段,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经历了从汉代到魏晋、隋唐、宋明清时期的传播发展,最终形成了新时期的佛教观;佛教的基本结构论包括佛教的创始人、基本教义与基本思想等,本质特征是宗教,功能是赞助王化与维系人心。石峻在佛教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是中印佛教的比较研究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同时也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传统玄学的关系以及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形成原因和特点。此外,石峻还特别注重对《肇论》的研究。石峻提出的从整个宗教的研究背景去研究佛教的方法对我们研究佛教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方东美论中国哲学形上学的方法论反省

方东美对中国当代儒学的发展在形上学领域做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贡献。从哲学基本问题审视其理论可看出,方东美对中国哲学形上学义理形态所作的理解,是将为人处事的人生观普遍化为整体存在界的理论体系。他认为中国哲学的形上学是既有超越维度又有普遍的内在义涵。儒家哲学以易传哲学为儒家形上学的理想形态,《论语》则是儒家哲学的境界哲学;在道家哲学中老子哲学的形上学表征为“体用相征”四个面向。但方东美的理论体系中没有明确言及工夫论哲学,即未能指向现实的实践领域,致使儒释道的同异辩证不易清晰判定。     

佛教科技观初探

宗教与科学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佛教与科学也是如此。佛教利用科学技术作为其传法、弘道的工具,科学技术是佛教徒修道、利乐有情、自利利他的方便法门,是用来说明佛教义理、证明佛法伟大的例证。另一方面,佛教教义本身对科学技术的学习、研究与应用,也有许多限制性的规定和要求。     

方东美的东西方文化比较

方东美出生于安徽桐城,是桐城派散文创始人方苞的后代,根据方东美的自述,他:"三岁读诗经,在儒家的家庭气氛中长大."①后来,方东美又被金陵大学推荐去美国留学,对西方文化也有了自己的切身感受.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使方东美可以在东西文化的比较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方东美论中国大乘佛学与道家哲学智慧

方东美认为,华严宗以其“理事圆融”的本体论和“内具圣德”的人性论,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大乘佛家的哲学智慧。这种智慧,是来自印度的佛学思想与中国哲学相结合的产物。他肯定了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对中国大乘佛学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但他更多地作出论述的,是中国大乘佛学在其形成阶段所受道家哲学的影响。他认为当佛教传人中国之后,正值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导致的儒家思想衰退、道家思想复兴时期,因此外来的佛学主要是在道家思想影响之下而形成高度哲学智慧的。这种对于儒家与道家在魏晋思想界不同地位的看法,再次表明了方东美在学术文化上反对卫儒家之“道统”的基本态度。     

论佛教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

佛教伦理思想是理解佛教具有现代性的重要方面。一方面佛教在积极地适应现代文明的发展规则,另一方面则通过自身丰富的思想、历史、文化底蕴,向现代社会提供着构建和谐的积极因素。从现实的经验层面看,研究佛教伦理学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故而本文从佛教自身的资源出发,通过国家管理、道德建设和生命文化等三个方面,分析佛教伦理思想所具有的现代意义。     

石峻的佛教观论纲SSCI

在石峻的学术生涯中,佛教是其研究的十分重要领域。石峻的佛教观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从时代背景来看,佛教观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从学术渊源来看,石峻的佛教观受到其师汤用彤的影响;从主体条件来看,与石峻个人的努力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密不可分的。石峻认为佛教的产生是古代印度僧侣阶层压迫欺骗人民的产物;佛教在印度的传播经历了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密宗佛教时期共四个阶段,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经历了从汉代到魏晋、隋唐、宋明清时期的传播发展,最终形成了新时期的佛教观;佛教的基本结构论包括佛教的创始人、基本教义与基本思想等,本质特征是宗教,功能是赞助王化与维系人心。石峻在佛教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是中印佛教的比较研究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同时也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传统玄学的关系以及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形成原因和特点。此外,石峻还特别注重对《肇论》的研究。石峻提出的从整个宗教的研究背景去研究佛教的方法对我们研究佛教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佛教的人生欲望观

本文对从原始佛教到密教的全体佛教的欲望观作了整合,说明佛教对人生欲望的反省、对向下发展的欲望--贪欲之危害进行了深刻批判,肯定了向上欲望"善法欲"的积极作用,提供了正确处理欲望、以欲制欲、以智化欲的技术.     

评方东美的比较文化学

比较文化学 ,是方东美文化哲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他认为 ,不同民族的生命精神决定了不同的哲学“共命慧” ,从而决定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他依据这种观念 ,对希腊、欧洲、中国三种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研究 ,并且提出了关于中国文化复兴与世界文化重建问题的见解。笔者认为 ,虽然方东美提出未来人类文化的出路在于这三种文化形态的“合德” ,但实际上在他看来 ,贯穿未来人类文化的基本精神 ,应该是中国文化精神。本文透过方东美的比较文化学 ,审视了现代新儒学的一些基本文化理念     

论佛教刑罚观对中国传统刑罚理念的影响

佛教在管理僧团过程中形成以忏悔、刑罚为主的教育处罚观,又在信仰层面形成地狱处罚观。基于佛教基本原理,其对世俗刑罚观采取严格审视的态度,形成刑罚设置的否定主义、刑罚目的的预防主义、刑罚功能的怀疑主义等特征。佛教刑罚观轻缓化的倾向,也曾一度通过高僧的政治影响、统治者的认同等途径直接影响到世俗刑罚的发展,死刑的转型乃至唐代废除死刑的实践,以及赎刑的转型、髡刑的消失、行刑制度的变化等莫不受其影响。同时,佛教的地狱处罚观也有推动世俗刑罚严酷性的一面。     

论宋代以降的佛教孝亲观及其特征

佛教孝亲观是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本文以佛教中国化为总体背景,考察了宋代以降中国佛教孝亲观的内容及其特色。文章认为：宋代契嵩为代表的《孝论》是中国佛教孝亲观系统化形成的标志,宋代以后,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的孝亲观与儒家纲常更加接近,形成以佛言孝、劝佛行孝、助世行孝的统一,佛教孝亲观走向中土化、世俗化,并力倡持戒与孝行的统一、孝顺与念佛的统一,使“戒孝一致”、“孝顺念佛”成为宋代以后中国佛教孝亲观的特征,从而达成了佛法与纲常名教在孝亲观上的契合,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化佛教的特色     

也论方东美哲学思想的理论归趣——兼答余秉颐先生

方东美认为哲学思想的起点与目标是庄子的“寥天一”这一最高的境界,这一对哲学性质及中国哲学的看法具有强烈的道家思想的色彩。从这样的角度,方东美对儒家和道家的价值理想的异同做了比较,指出儒家的价值是相对的人文价值,道家的价值是绝对的、宇宙间最高的价值。方东美以《尚书》和《周易》阐解原始儒家,缺乏史料的根据,是对原始儒家精神的一种曲解,是以自己心目中的儒家精神置换了历史中的原始儒家精神。现代新儒家有其特殊的含义,有其强烈的道统色彩,所以把方东美视为现代新儒家是一种极大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