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学之传到文学之传——论经学传述行为对传体叙事的推进

“传”是历史久远的叙事文体.早期的“传”只是单纯的记言记事文字.随着经学的兴起,“传”在叙事功能之外又增加了诠释功能,出现了以叙事为手段、以释经为目的经学之传,从叙事理念和叙事技术两方面促进了“传”体叙事的革新,直接启发了后世史学之传的创立,也影响了文学之传的写作,显示了经学传统对文学发展介入.     

中西方"城市哀歌"之比较--以《耶利米哀歌》和《哀郢》为例

《哀郢》与《耶利米哀歌》分别是中西方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哀歌”杰作,它们都以成功地抒发了惨痛深沉的“国殇”之哀而著称。然而在深层文化内涵上,二者却分别折射出中西方文化传统在处理文化共同体危机时全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表现方式:首先,二者虽然抒发的是类似的公共性情感,却采用了不同的抒情视角和文学表现手法;其次,二者对国殇之祸的反思体现出中西两种文化在核心价值观念上的迥异;最后,二者也为各自民族的后世文化传统暗示出战胜苦难、延续文明的希望之途。     

“太一”考论

传世典籍多见“太一”一词,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中更有珍贵的道家佚文《太一生水》篇.那么,“太一”一词到底何时开始出现?它有什么内涵?后来又有何演变?考察典籍可知,“太一”出现的时间在春秋末期或战国早期,是老子开创的哲学概念,其最初的意义为:物体形之大者和时间之最初者,为万物之终极起源.首论“太一”思想的《太一生水》赋予了“太一”至上性和绝对性,“太一”因此而被后世附会为神名,后又因神名而附会为星名.而将“太一”作为避兵祈福神始于西汉早期汉文帝时期.     

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最后分界

作为热门话题，“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名称显然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不免带有各自的不确定性和不规范性；因此前者又有“纯文学”、“雅文学”、“高雅文学”和“精致文学”的别称；而后者则又被称作“俗文学”、“大众文学”，最近上海的一些论者则另以“市井文学”名之。大凡涉及对立观念的论争，最轻松的方法莫过于消解“对立”，归于一统。在关于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讨论中，持此种消解观点者亦不在少数。不外乎说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许多严肃文学作品当初就曾被视为通俗文学作品；或在咱们这儿被当作严…     

七月派“人本思想”与世界文学因素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由于长期被划为左翼文学之“异者”,其独特价值迄今被淡而化之.七月派作家群体是左翼文学的一支,但在左翼文学独尊文坛的时候又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七月派文学的核心价值是“人本思想”,其精神资源与19世纪西方文学密切相关.七月派赋予了中国左翼文学一个开放性视野和超越的品格.研究七月派文学不仅需要现当代的文学视域,更需要世界文学的视域.     

杨逵——现代台湾的左翼文学旗手

文学虽然属于艺术与美学的范畴,却同政治关系密切。从谱系学角度来看,文学与政治互为表里关系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就中国而言,从《诗经》的“美刺”精神,孔子的“兴观群怨”,韩愈的“不平则呜”,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论”,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鲁迅倡导的“文学革命”,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均说明中国文学与政治关系密切的传统;     

东汉文学的逞才游艺之风

东汉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为文造情（内容或题材）”的普遍情形,这就是逞才游艺的创作风气。这一创作风气,自东汉前期出现,到中期达到鼎盛,后期持续繁荣。东汉逞才游艺的文学创作,虽不直接关乎国计民生,但是自有其不可忽视的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价值：作文以逞竞才学,以文字雕琢炫艺,追求更加细腻的描摹、华丽而自然的表达,都有助于促进文学艺术表现的进步;着重抒写个人的闲情逸志,看重个人情感,及其以文学为游艺的崭新文学观念,也推进了东汉文学走向独立自足的进程。     

说“封”

<正> 一、“封”字的本义问题“封”之本义,过去均从《说文》训为“爵诸侯之土也”.自郭沫若提出“经界”之新解后,现代诸家改而应之者日多.郭氏认为古之畿封实以树为之,“封”字即是以林木为界之象形.郭说之主要论据有三:①据甲、金文字,“封”之字形,象植树于土,以明经界.②《散氏盘》记有划定疆界之事,铭文共十八个“封”字,郭氏曰:“除井邑封道一字外,均与近人之建立经界无异”.③引《周礼》司徒之职与封人之掌中之两材料,证明“古之畿封,实以树为之也”.(详见郭著《甲研上册释封》).“封”之本义如以郭说之“经界”为确论,则《说文》所解当属后起之义.《说文》云:“封,爵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寸,守其制度也,公候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古文封省.土,籀文封”.按,“封”字甲骨文作(?)、(?)、(?),从丰从土,或加“又”作(?)(京津4499),正如郭氏所说,均象植树于土,以明经界.金文形体亦基本相同,如《康候丰鼎》作(?),《调生簋》作(?),或有省“土”而于丰下加“又”者,如《散氏盘》“封”字作(?),象双手植树形.小篆作(?),篆体(?),殆为(?)之讹,“又”与“寸”通,故许慎析为“从之从土从寸”,徐锴又以“从之从土”为说,谓“各之其土也,会意”.(见大徐本“封”下注),后世治《说文》者     

谈元曲兼及“一代之文学”问题

元曲乃中国古代文园艺苑中的一株奇葩，至今魅力犹存，以致被公认为“一代之文学”。然亦有未识见者，今试择其一二略作阐述，庶几愚者一得也。 一治元曲者极少不注意王国维的一段名言。这位誉满中外的本世纪初学坛巨率，在其所著《宋元戏曲史》序言中如此写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骄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氏这里将元曲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并列，称之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之代表文学，可见推崇之高。然而，就立论时代而言，王国维并非最早将元曲与唐诗…     

独托诗文展素心

我与饮冰室主人有相似的癖好:“生爱朋友,又爱文学,每于师友之诗之辞,芳馨悱恻,辄讽诵之,以印于脑。”说到原因,任公本人以“丰于呢者”作解,而在我则往往是慕其人兼及于诗文。向峰先生是我素所钦仰的学者,多年前     

论四杰辞赋与唐初文风

<正> 一初唐四杰辞赋是其文学成就,同时也是唐初文学创作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后世多认为,王、杨、卢、骆为“一时之体”,这大体符合实际,然而作为“一时之体”的四杰创作,无疑既应包括他们的诗文,又应包括他们的辞赋。而四杰辞赋与其诗文一样,既产生于上承六朝、下启盛唐这样一个特定的文学发展阶段,其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特色,以及这些特色与当时文风或文学趋向的某些联系,就很有值得我们注意之处。一般说来,即使是较为重要的文学发展阶段,其文学创作也不能不往往既带有过去时期的某些印痕,而同时又带有未来时期的某些征象。     

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中国文学史研究漫谈

王国维(1877—1927)在1912年写的《宋元戏曲考》序文中,首先提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他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氏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意在推崇元曲。在《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中,王氏称“元杂剧为一代之绝作”,王氏正是有感于元曲“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     

论稼轩词的“剑拔弩张”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是南宋第一大词人。后世论宋词者,每以辛弃疾与北宋第一大词人苏轼并称“苏辛”。并称“苏辛”者,除两人在两宋词坛上的显赫地位外,还因为两人风格相近,都被称为豪放派。而对于辛词的豪放,清代著名词论家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肯定其气魄雄大、意境深厚后云:“稼轩词着力太重处,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诗以寄之》、《水龙吟·过南涧双溪楼》,不免剑拔弩张。”又云:“稼轩词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南乡子·山寺夜作》、《瑞鹤仙·南涧双溪楼》等类,才气虽雄,不免粗鲁。世人多好读之,无怪稼轩为后世叫嚣者作俑矣。”     

论《文选序》的“时义”观及唯美倾向

《昭明文选》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现存最早的文学选本是历史的偶然，而它作为选本中“影响最广大者”却有其必然性。这一必然性体现在《文选｝）编纂的指导原则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深刻影响上。由主编者萧统执笔的《文选序》作为其文学思想的说明，具有纲领性的意义。本文拟联系《文选》的编选实践，对《文选序》提出的“时义”观及其唯美倾向作一初步探讨。一、“文之时义远矣哉”传统的文学批评往往通过追溯“文”的渊源及流变，以获得对文学的历时性把握。南北朝时代又自有其特殊性。受魏晋立风的波及，一些文论家的文学史观呈现出历…     

释“庸态”

据《史记·屈原列传》,知《怀沙》为诗人绝笔。《怀沙》云: “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 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自汉·王逸《楚辞章句》以下,均失解。王逸云:“言邑里之犬群而吠者,怪非常之人而噪之也。以言俗人群聚毁贤智者,亦以其行度异,故群而谤之也。”又云:“庸,厮贱之人也。言众人所谤非杰异之士,斯庸夫恶态之人也。”后世治《楚辞》者多宗其说,无新阐发,实非。     

试析欣赏含蓄美的心理流程

一种古老而权威的美学理论——标举和提倡含蓄美:仅以文学领域为例,刘勰称含蓄能使“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皎然称之为“诗道之极”;张表臣说:“篇章以含蓄天成为上”;苏东坡说:“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姜夔说:“语贵含蓄……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魏     

形式:作为“肌质”与“神理”——兰色姆与金圣叹的文学形式观之比较

美国“新批评”理论家兰色姆的“构架—肌质”论与金圣叹的“形迹—神理”说既无“脐带联系”又无“贸易往来”,却表现出同样强烈的对于文学之审美“形式”的关切.此“形式”不是与“内容”相对的外在容器,而是与“材料”相对的,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本.全圣叹对于“文”之“神理”的自觉,紧密关联着对于“人生如梦”的觉醒；而兰色姆对“肌质”的肯认,则以对科技理性的批判为旨归.通过比较而重新回味这些由先哲的慧眼所发现的价值觅取之途,对于拯救当前目趋明显的价值与文化危机,或许不无裨益.     

从踵事增华到虚实相生——中国古典小说与史传文学艺术渊源探微

<正> 章学诚《诗教》(上)认为中国文学“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这话不无道理。追源溯流,各种文体,无不与战国以前的“经”、“史”密不可分。中国古典文学之“典”,大都与战国以前的文学有关。一树千枝,一源万派,这是源与流的关系;千枝一树,万派宗源,这又是流与源的关系。《诗经》中的比兴,成为诗家的正宗,魏晋以后浮艳之什,终不能动摇它的统治地位。《左传》、《国语》一直被后世史家作为叙事、记言、写人的楷模。后世之传记、笔记、传奇,无不取法于此。文体虽异,而手法相通。试以古典小说而言,究其艺术渊源,与“经”、“史”就有亲缘关系。从史籍看,不论是史诗,还是史书,都不一定是实录,而是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虚饰”。《诗经·大雅·生民》篇,对姜嫄生后稷的记     

浅谈白居易的山水诗

提及中唐文学,人们很容易想到“诗到元和体变新”,想到元稹、白居易倡导的诗歌革新运动。白居易初以“兼济天下”的极大热情关注着社会,他诗歌主张的核心,就是要求诗歌为政治服务,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认为文学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同时,他在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将内容放在主要地位,要求语言形式为内容服务,他反对盲目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按照这样的文学主张,他创作了不少讽谕诗,并且很看重这类诗歌。应该说,这     

风凋庭树静归根——论元人郝经的被羁诗

元代文学,向来不为持正统文学观念者所重,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一者,由汉民族统治了两千多年的泱泱国土首次全部易主为“异族”,从此历史承蒙这块磨灭不去的“耻辱”在中原文化哺育起来的人们心里留下深刻印记,使之难以正视蒙人执政范围内之文学。二者,文学发展至元,以先秦两汉文和唐诗构筑起来并达到鼎盛的正统文学随之产生新的裂变,继宋词,话本以后在民间说唱艺术基础上诞生并崛起的元曲转移了评论者注重诗文的目光,而元曲本身又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明人胡应麟在《诗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