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贡献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董必武担任过中共汉口地委书记、中共湖北区委委员(负责国民运动)、中共湖北省委委员(负责国民运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委和常委、湖北省政府常委兼农工厅厅长、《楚光日报》和《汉口民国日报》经理、湖北省立中小学教师党义研究所所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成员、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成员、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等职务。他从事的革命工作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从事国共合作的工作,在这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试论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体制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常会、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都享有立法权,而真正负责从事立法的机关则是立法院,国民党通过多种途径和不同渠道参与立法,从而保障了国民党的意志渗透到法律之中,可谓是法从党出了.这是国民党立法的初衷.     

马林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贡献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在中共成立之初,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根据他对中国时局的调查研究和借鉴以往在殖民地开展革命的成功经验,首次提出国共合作的主张,积极与国共两党接触,积极推动国共合作的实现,他说服共产国际采纳并支持他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促使中国共产党接受和实行党内合作的形式,提议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最终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顺利实现。所以,马林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首倡者,也是国共实行党内合作的重要决策者,更是国共合作的积极推动者和主要促成者。马林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至关重要,可谓功不可没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马林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第一位正式代表，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三年之中，他三次来华。第一次来华，在他的帮助下，“中共”一大召开。“一大”后马林就开始关注孙中山及国民党。马林考察各方面情况，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建议。第二次来华，马林提议召开西湖会议。西湖会议确定了国共两党有“党外合作”转向“党内合作”的方针，为国共两党的合作打下基础。为解决合作的具体事宜，党又召开了“三大”。马林以“三大”代表的身份第三次来华。“三大”最终确立了国共合作的具体方针及政策。     

论武汉政府的几个问题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武汉政府,是广东政府的继续和发展。从一九二六十二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成立起,至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叛变革命止,史称武汉政府时期。     

武汉会战与国共军事政治合作

面对日军对武汉的作战,国共两党在抗战救国的共识下,围绕保卫大武汉,实行了有效的战略方针、战役战术等方面的军事合作,以及有效的广泛的政治合作。结果,军事上,日本侵略者不仅没能用军事力量分裂国共两党,摧毁抗战中最大因素的国共合作努力,也没有达到速战速决,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反而“完全丧失了继续采取攻势的机动能力”。政治上,此间国民参政会的设立和召开,并一致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则对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抗日的持久战进行到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两项成果既是共产党进一步推动国共合作的产物,也是国民党按其需要,对共产党的建议加以吸收与改造,又为共产党所能接受的产物。     

总结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与促进祖国统一

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推动和政策影响下,在国民党内外爱国民主人士的积极配合下,在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个总前提下建立起来的。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振兴中华,具有深远的意义。一、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历史条件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日本侵略中国,大敌当前,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的两大政党——共产党和国民党,化敌为     

抗战初期福建国共合作抗日谈判的过程及其经验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展开的。而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中,又确实起了政治领导作用,就是说,没有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就不会有第二次国共合作,不会有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将有助于促进国共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本文拟就抗战初期福建的实际,谈谈福建国共两党合作谈判的过程及一些历史经验。福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著名的老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十月主力红军长征后,南方八省尚有十四个游击根据地,其中福建有如下五个地区:     

董必武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贡献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董必武担任过中共汉口地委书记、中共湖北区委委员(负责国民运动)、中共湖北省委委员(负责国民运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委和常委、湖北省政府常委兼农工厅厅长、《楚光日报》和《汉口民国日报》经理、湖北省立中小学教师党义研究所所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成员、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成     

国民党43名战犯的最终结局(下)

王世杰——凄然北望。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外交部部长等职,在台湾曾任"总统府"秘书长等职。去台后不久,多次批评政治黑暗被革职查办。90岁病亡于台北。顾维钧——外交奇才。曾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国民政府驻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大使,参加起草联合国宪章,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退休后定居美国,享年97岁。宋美龄——世纪老人。西安事变后赴西安谈判,为事件的和平解决与随后的国共合作抗日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此后多次赴美为蒋争取援助。蒋介石去世后逐     

十年来国共党内合作形式研究评述

国共两党党内合作形式是国共关系领域的重要层面。近十年来 ,学术界主要在两次国共合作的比较研究、国共党内合作成因、共产国际及苏联、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三角关系、国共党内合作破裂的重要原因、中共运用“党内合作”改造国民党战略失误原因等五个方面 ,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 ,但也存在缺陷和不足 ,并透示出今后的研究趋势。     

试论国共合作的形式

在中国现代史上,共产党和国民党曾经两次合作。现在,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实现和国民党的第三次合作。国共两党每次合作,由于国内外形势和历史条件不同,合作的内容和形式也不同。而适宜的合作形式是国共合作的重要前提之一。总结前两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探索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可行形式,对于     

记华南地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杨匏安烈士

杨匏安是“五四”时期华南地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任中共广东区委监察委员。国共合作后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代部长,第二届中央委员、常委,广东省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31年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壮烈牺牲。就义前曾     

民国研究

主持人语: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及第一次国共合作,是改变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以往的研究多从国共两党关系角度来考察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过程,而对当时新兴的社会力量与新型的民众动员方式关注不够。韩国首尔大学柳镛泰教授的论文通过考察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建国构想中的两种民意机关的构成原理与相互关系,揭示出孙中山所提出的国民会议主张并非国共两党应付时局的权宜之计,而是以当时已有的民意集结经验为     

试论皖南事变在国共关系史上的地位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这一反共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打退了这次反共高潮。这次反共高潮被打退，表现了国民党政治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政治地位的提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变动，是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关键，并在国共两党关系方面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毛泽东的一则广告

毛泽东刊登在1925年12月7日《广州民国日报》的一则《征求旧报》的广告,广告全文如下: 征求六月一日到十月三十日之广州民国日报两全份香港工商日报或他报一全份(不全亦可)可出厚价应征者请将价目函告中央党部宣传部毛泽东 1925年9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广州,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议案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决定宣传问题议案由汪精卫、陈孚木、毛泽东负责起草,于是,毛泽东开始参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0月5日,国民政府主席江精卫以政府事繁,不能兼任宣传部长职务为由,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务会议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两日后,毛泽东到宣传部就任,并主持召开了宣传部第一部务会议,讨论宣传计划和编纂事宜,决定组织专人对国内外已出版的各种中文报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原因探析

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局面,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文章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政治基础———国共两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文化基础———国共两党对中西文化的共识;思想基础———国共两党对国家民族利益的深刻体悟四个方面阐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原因,揭示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政治符号:辛亥革命与近代国共关系

辛亥革命在近代国共关系中具有特殊的政治象征意义。国共两党曾分别从各自政治理论的角度来诠释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并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寻求理论上的合法性。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中共以辛亥革命的失败来论证反帝反封建的必要性,并把国民党"清党"后的行为视为对辛亥革命事业的背叛;国民党在国共合作初期,也认可了中共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国共两党由此在反帝反封建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国民党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以后,则将"北伐"视作辛亥革命的连续。抗战时期,国共两党都从辛亥革命中汲取理论养分,宣扬各自的抗战理念:国民党偏重用辛亥革命的历史来宣扬"抗战建国",突出自己对辛亥精神的继承;中共则以辛亥革命的教训,强调抗战到底、加强统一战线。抗战结束以后,国共两党都力图按照自己的政治学说改造中国,冲突最终变成全面内战。中共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是辛亥精神的继承者,必须继承辛亥革命未竟事业,要将反帝反封建进行到底。由于中共正确把握了辛亥革命的真谛,因此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重庆谈判综论

重庆谈判一度是抗战胜利后政治舞台上的头等大事,关系着中国前途命运,影响着国际形势发展。国共两党谈判代表顺应形势,尊重民意,为争取和平统一、民主建国付出艰辛努力,达成一定共识,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由于国共两党在阶级属性、价值取向、目标追求诸多方面相距太远,使得谈判结果及其实施不尽人意。这次谈判,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延缓了内战爆发,喊出了党派平等合作、政治民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的先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两岸“密使”曹聚仁

50多年前,国民党退踞台湾,海峡两岸形成了隔海相望的政治格局,但国共两党都不希望出现两个中国。1956年春天,蒋介石收到一封中共中央专门写给他的信,信中提出了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及完成统一大业的设想,在结尾处还特别写道:"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蒋介石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