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辩证地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

<正> A.引言。如何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论和疑惑的问题。争论和疑惑的焦点之一就集中在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表现形式——“两次否定三个阶段”上。有人因觉得很多现实事物并未按“两次否定三个阶段”的周期发展而怀疑乃至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普遍性客观性;也有人在觉得很多现实事物并未按“两次否定三个阶段”的周期发展时,为了维护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普遍性客观性而反对把这一规律的表现形式概括为“两次否定三个阶段”。王满同志的《“两次否定三个阶段”不符合否定之否定规律》一文(载《东岳论丛》1990年第6期,以下简称王文)就属于后一种情况。这两种观点,虽然具体表现各异,但实质和根源却是相同的:就是不能辩证地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及其表现形式。     

怎样确定事物发展周期的起点和终点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这一规律是事物矛盾运动的进一步展开,并具有对事物的辩证发展和内在联系带有综合性、总括性的特征.它揭示了事物自我运动的全过程.这一过程包含着两次否定三个阶段:两次否定即对肯定的否定和对否定的否定;三个阶段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一般地说,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两次否定,便呈现出一个周期.事物的肯定阶段为事物发展的一个周期的起点,,第二次否定(否定之否定)是前一个周期的终点,又是后一个周期的起点.那么怎样确定周期的起点和终点呢?这是哲学教学中的一个难点.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研究和确定它的起点和终点:     

深沉的哲学反思——《中国当代哲学》评介

<正> 樊瑞平、要兴磊等几位同志写的《中国当代哲学》,是一部系统研究新中国四十余年哲学发展的开拓、创新之作,第一次为这一时期的哲学发展理出了一个中心线索,勾画出了这一时期哲学发展的大致轮廓。他们把中国当代哲学放在中国当代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把中国当代哲学划分为四个大的历史时期,并进一步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条主线,把中国当代哲学区分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的确立到初步繁荣、曲折发展、被歪曲颠倒、恢复本来面目和新的发展六个环节。这种对中国当代哲学发展之四个时期五个阶段六个环节的概括,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既体现了哲学与历史和现     

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以天人合一为主导,西方传统哲学以主客二分(包括主体性原则)为主导.中西传统哲学的主导思想之不同带来了两者一系列不同的特征,其中有的特征又有共同之点.中国传统哲学因重天人合一,不分主客,故较少关于主体如何认识客体的认识论,不重自然科学而侧重于讲人如何生活于世界之中的人生哲学和人伦道德哲学;中国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因重天人合一,而又把封建道德原则的义理之天与天人合一紧密结合在一起,于是造成了中国传统哲学长期以“天理”压人欲的特征.这两个特征可以简单归结为缺乏科学与缺乏民主两者.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因重主客二分,故注意发挥人对自然的主体性和人对统治者的主体性,这两方面的主体性在近代哲学中就表现为科学与民主这两个概念的明确建立和发展,这也是西方近代哲学的两大特征.     

回顾与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78年前,1978-1990年,1990年后.对于这段历史,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分法,如有的学者把这段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教科书哲学、教科书改革哲学(以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为出发点)、后教科书哲学(以原教科书为背景提出问题);有的学者则分为四个阶段: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和类哲学;     

从理想性到现实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之路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兴起,始于世纪之交。其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从主要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主要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实性政治哲学的转变。这一转变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是关于政治哲学一般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关于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和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兴起原因的阐释;第二个层面是关于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之发展趋向的研究,如关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问题的研究;第三个层面则是基于中国经验对于政治哲学中重要问题的研究,如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研究,关于政治哲学中理想性维度与现实性维度的关系问题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虽然有待深化,但已展现出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个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体系的前景来。     

晚年定论谱新篇——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解析

冯友兰恢复学术自信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写中国哲学史。他拓宽论域,把哲学定位为精神现象学。他认为哲学史是历史学中的一门专史,研究哲学这门学问的发展的历史。他强调中国哲学史以中国哲学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应当以中国历史上三个大转变为基本线索。第一次大转变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第二次大转变时期是近代,第三次是现代,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期。以三大转变时期为关键,冯友兰把中国历史划分为四个时代,按照这四个时代安排全书的框架结构和基本内容。     

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研究对象

恩格斯在其晚年的总括性哲学专著《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系统阐述了哲学基本问题并明确将其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精神与自然界何者第一性,即思维内容问题。这是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基本哲学派别的唯一标准,它构成了认识来源问题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即思维形式问题。它集中反     

梁漱溟民主观的演进及其特征——基于梁氏思想转变过程的历史性考察(1906-1949)

梁漱溟自言一生关切两个密不可分的问题: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他对人生问题的追问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即重事功、遁空门及归儒学;与之相对,在思考社会问题上,梁基本保持了一以贯之的态度,即寻求建立一种适合中国文化特质与社会结构的现代公共生活。从历史发展过程上讲,梁漱溟对民主的认知始于其思想历程的第一阶段,在第二阶段中暂时回避讨论民主,第三阶段则重新回顾民主的内涵与价值,反思其对中国社会进步之意义。就逻辑发展脉络而言,弃事功而遁空门与出佛家而归儒学的两次思想转变造就了他能够在文化比较的思路中观照现代公共生活并对民主政治给出独特的儒学式理论诠释。     

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理路之检视

如果我们把哲学划分为包括实体性哲学和主体性哲学两种范式的理论哲学理路 ,以及包括古代和现代两种范式的实践哲学理路 ,那么 ,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是一种对于作为理论哲学之最高发展的主体性哲学之克服的现代实践哲学。而最近二十多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则是在理论哲学理路内从实体性哲学转变为主体性哲学 ,这既是其成就之所在 ,亦是其局限之所在。而要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就必须在回归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础上 ,通过与现代西方实践哲学以及中国古代实践哲学的对话来构建中国的现代实践哲学     

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

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又把哲学的基本问题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关于思维与存在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第二个方面,简单地说,就是思维能不能正确认识存在的问题。(《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221页)第二个方面是属于认识论的范围,人们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但第一个方面是否也属于认识论的范围,就有不同看法了。一个习惯的说法是,第一个方面只是属     

论西方哲学中国化的三个阶段

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是中国哲学本身的一部分,这种研究不仅表现为学理上的探究,还表现为对西方哲学的运用,以及中国哲学对其自身历史与原理的解释。按照中西文化交通史的内在节奏,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乃至整个西学中国化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明清之际(16世纪末至18世纪初);晚清(19世纪下半叶)至上世纪70年代末;上世纪70年代末迄今。这三个历史阶段之间的中国学术思想和西方哲学本身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第一阶段,中西方哲学之间的"交互格义"以互为镜像为结果;第二阶段则是在理解与解释的前提下系统绍介、研究西方哲学,以西方哲学为准绳重新区分、整理、解释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建构学院化的现代中国哲学系统;第三阶段则是走出反向格义阶段,通过对传统中国哲学的重新诠释,构建当代中国哲学。     

关于物质论与实践论的统一——与陆剑杰同志商榷

《江苏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发表了陆剑杰同志的《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物质论与实践论的关系》(以下简称陆文).陆文纵观了在中国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规定性的讨论中的意见分歧,认为关键在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论和实践论及其关系,"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何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核心的问题上发生对立,而形成一系列对立的哲学理解的."我认为,陆文抓住了在这一讨论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对立的哲学理解的实质,但对于陆文所提出的物质论和实践论的对立,"只是在何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中心的意义上才能成立,超出这个范围,便立即显现出二者的统一性",以及陆文从"导论与本论的统一"、"属性论和实体、关系论的统一"和"客体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的统一"三个方面对统一性问题的讨论,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怎样理解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普遍性

一些哲学教科书总是把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过程中的第一次否定看成是辩证的否定,由此认为,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必须经过三个对立面统一的过程才能构成,即:肯定阶段（包含否定的对立统一）、否定阶段（包含肯定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阶段（扬弃了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只表现在第三阶段的对立面的统一上,而前两个阶段虽然是对立面的统一,但不表现否定之否定,也就是说,石定之否定是对立面的统一,而对立面的统一不一定都是否定之否定过程。因此,在某些书上就有这样的话:“对立面统一的规律,在事物发展的每一点上都在起作用,在事物发展的每一点上都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而否     

实践论视域中的中国古代哲学基本问题

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其实质就是宇宙法则与人心法则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的基本信念是坚信宇宙法则与人心法则遵循着同样的法则,但在现实的历史活动中,宇宙法则与人心法则是一个矛盾共同体。中国哲学史就是这一矛盾演化的历史：即一方面建构某种“天人合一”的模式,另一方面又不断批判和修正这种已经成型的“天人合一”模式。以“基本问题”为切入点,中国古代哲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先秦至两汉)是以“神学”模式解释宇宙法则进而建立的天人合一模式;第二期(魏晋至两宋)是以“理性化”模式解释宇宙法则进而建立起客观唯心主义的天人合一模式;第三期(明清两代)是以人心之理代替宇宙之理,进而导向对历史实践活动的重视。     

由水及道——中国上古哲学观念的反思

"水"是中国上古哲学观念的原型.在中国哲学观念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水"一直有深刻的影响.三种基本的哲学思维方式,即神话思维、意象思维与意念思维,正好对应中国上古哲学观念的三个发展阶段或三个不同层次--观念史的结构不仅是历史的也是逻辑的.这三个阶段在观念表达方式、哲学基本观念、追问的哲学问题,乃至宇宙观以及呈现出来的世界图式皆不相同,但它们无一例外地都受"水"这一根本原型所制约与规定.<太一生水>篇更是以极其隐晦的方式,透露了上古观念变迁的秘密."由水及道",正可作为一个凝练的上古哲学观念史.     

是重点论还是均衡论

<正> 前一阶段,国内哲学届有一种暂时颇为流行的斗争、同一并重论,它认为: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说相对都相对,说绝对都绝对,无所谓主次和轻重之分.在批驳以斗争性为重点的矛盾动力说时,有过这样一段典型的论述:"事实上,蕴含在同一性和斗争性何方是绝对相对的争论背后,是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同一性和斗争性在矛盾发展过程中何者主要,何者次要.认为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其含义是同一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辅助、次要的作用,而斗争性则在事物发展的任何状态下,都起着主要的作用.这一观点发展到极端就成为'斗争哲学'.几十年来,我们在这个'斗争哲学'指导下,刮起了一阵比一阵猛烈的政治旋风,使得新社会这个统一体内部动荡不安,濒于瓦解."(上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第77页)这是斗争、同一并重论的一个极为典型而又具代表性的说明.对于这段话.我们必须作具体的科学分析.     

科学与哲学、有限与无限关系的沿革

从古迄今,科学与哲学相互关系的演变依次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基本形式,科学与哲学是理论思维的两个维度.同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一样,科学与哲学是人类认识的一个基本问题.在发展中,它常常以知识观念、意识形态的形式标志和见证着科学与哲学、有限与无限的矛盾运动过程.而科学与哲学、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则是真(纯粹理性)、善(实践理性)、美(艺术理性)的最高境界.     

走向21世纪:中国大陆哲学的历史性变化

从7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中国大陆的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历史性的变化.中国大陆的哲学研究也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一历史性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1)哲学位置的转变;(2)哲学思维的转变;(3)哲学格局的转变.这些转变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大陆哲学的学术风貌和思维空间,展示了中国大陆哲学走向21世纪的运动轨迹     

20世纪中国财政学的发展

20世纪中国财政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以前的公共财政理论占主导地位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49年后社会主义条件下财政学发展的新阶段。1949年以前,中国财政学与西方的公共财政学相同,它的发展过程就是西方财政学的引入过程,并不具备特殊的发展特征。而在1949年后,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中国财政学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变化,这一过程也是中国财政学所独有的。基于此,本文着重分析后一个阶段。就此阶段而言,中国财政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分化与综合过程,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的50、60年代;第二次出现在80年代;第三次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