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苏菲主义神爱论及其哲学流变

伊斯兰教义学说中,神爱论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苏菲学者把神爱观念纳入修行理论,爱被视为苏菲修行的最高状态。在吸纳不同地域文化的基础上,苏菲神爱论思想维度不断扩展。10世纪中叶,为避免与正统教义相抵触,苏菲神爱论渐趋哲学思辨,强调爱主和敬畏的结合。自安萨里把苏菲精神纳入到正统教义以来,神爱论在教义学、哲学和诗歌方面得到发展,并被赋予社会属性,转向＂爱的宗教＂,强调爱主基础之上的宗教宽容。     

从托尔斯泰的上帝观看其对老子“道”论的接受与误读

托尔斯泰虔诚地相信上帝,对老子之道非常推崇,他认为老子的＂道＂是指与通向上帝的＂道路＂,多次引用老子的道论印证自己的上帝观。托尔斯泰如此认识是因为二者存在相似性：＂上帝＂与＂道＂都具有本源性,＂上帝＂之意志和＂道＂之规律都具有必然性,＂上帝＂之门与悟＂道＂之路都依赖直觉排斥知识。但是,不同文化下产生的思想是存在根本不同的,＂上帝＂是以＂爱＂为其内涵的人格神,＂道＂是以＂自然＂为其内涵的客观规律。托尔斯泰视二者为一,既与他个人的思想倾向有关,也与老子在西方的传播特点有关。     

多重的苏菲主义:对"多丽丝·莱辛与伊德里斯·沙赫的苏菲主义哲学"——与苏枕商榷

多丽丝·莱辛作品中的苏菲主义思想是莱辛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但在不同的语境中苏菲主义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本文涉及到苏菲主义的内涵,哲学与宗教的区别;讨论了伊德里斯·沙赫与苏菲主义的关系,西方新苏菲主义与伊斯兰教的苏菲主义的区别;最后,驳斥了苏枕的"苏菲主义推崇众人皆信教,它完全排斥理性、否定国家形式"的说法.莱辛接受的苏菲主义是西方语境下的苏菲主义,它既是一种知识又是一种看问题的方法.     

多重的苏菲主义：对“多丽丝·莱辛与伊德里斯·沙赫的苏菲主义哲学”——与苏枕商榷

多丽丝·莱辛作品中的苏菲主义思想是莱辛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但在不同的语境中苏菲主义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本文涉及到苏菲主义的内涵，哲学与宗教的区别；讨论了伊德里斯·沙赫与苏菲主义的关系，西方新苏菲主义与伊斯兰教的苏菲主义的区别；最后，驳斥了苏枕的“苏菲主义推崇众人皆信教，它完全排斥理性、否定国家形式”的说法。莱辛接受的苏菲主义是西方语境下的苏菲主义，它既是一种知识又是一种看问题的方法。     

论王艮的造命论思想及其实践

王艮的＂造命论＂思想在其哲学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他认为人是＂至尊至贵＂的＂万物之主＂,可以发挥人作为良知主体的自觉意识,通过＂性能易命＂来改造自身的命运,以＂以先知觉后知＂来改造他人的命运。王艮终生以＂布衣倡道＂的行为正是其＂造命论＂思想的具体实践。     

马注论“斋”、“济”与“游”

＂斋＂、＂济＂、＂游＂是马注五功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对三者的阐释上,马注既保持了正统伊斯兰教功修思想的基本内容,也吸收了苏菲主义的某些思想,同时也有意无意地糅合了一些中国本土文化因素,体现了突出的多重文化特色。     

马注论“念”与“礼”

＂念＂与＂礼＂是马注五功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对二者的阐释上,马注既保持了正统伊斯兰教功修思想的基本内容,也吸收了苏菲主义的某些思想,同时也有意无意地糅合了一些中国本土文化因素,体现了突出的多重文化特色。     

论中国刑事政策的文化导向

文化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一个国家的刑事政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影响对犯罪的预防与控制。由于基督教的深刻影响,基督教之爱与宽恕思想变为深刻的法律意识,西方很快就走上了刑罚文明的道路,刑罚趋轻成为其刑事政策的精髓。关于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具体刑事政策,其最本质、共同性的东西是重刑主义,这表面上由专制权力决定,但从深层原因分析,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先进文化之＂和谐＂、＂人权＂、＂爱与宽恕＂对中国当下刑事政策具有积极的影响,以先进文化为依托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质上是一种远离重刑主义的刑事政策。     

魏晋士人身体美学的学理省察——以《世说新语》为核心的探讨

魏晋士人对于身体主体的审视,依然以＂神契道境＂为本,却已不舍形色容止,形色容止之美才是葆有清逸之境的确切落实。察其因由,形神表里符契的层次性身体构成是其隐在之底色,自《人物志》显其端倪,魏晋士人身体观承此底色,一转孟子践形论之德性身体诉求,再转两汉以形神骨相辨福寿贤愚之材质属性义。不同于庄子超越形神、妙契道境的自然身体观,魏晋士人贞认即形即神、清逸之气贯注的才性格调之体。以形色见神意,开出其身体美学之学理依托。     

从心性论看朱熹文学思想——兼论朱熹对苏轼文章的批评

朱熹己丑之悟完成思想突破,认为性体情用、心主性情,强调持敬涵养之功;相应在文学思想中,认为文道一源,心主文道,强调心的无私湛然,使道发为文的过程不受遮蔽和阻碍。在文学批评中,朱熹关注＂说＂而无视＂写＂,提倡＂恰到好处＂,反对＂矜豪谲诡＂,排斥＂自家意思＂,忽略作者的个性化和文风的多样性,这是其理学思想和心性论导致的结果。     

程颐《诗》学中的义理化倾向

宋儒所倡之＂理＂,是指万事万物背后的一切平常之＂理＂,是自然界和社会领域的最高范畴,所指范围要比汉儒之＂理＂广。宋人注重思辨的考索,既以《诗经》上的观点来证其道,又以其道来论《诗》,在《诗》与天道之间再加上一个＂理＂,由此,宋儒的解《诗》也就别有一番天地,实际上是逐渐将《诗》理学化了。     

易道逻辑数学解析

《易经》《道德经》世称＂智慧宝典＂,历代学者不懈求索。天演之道有＂维物分化论＂和＂天演逻辑论＂解读,本文逻辑数学解析,解＂易＂是＂Nx＂,谓之＂易＂的＂逻辑数学模型＂。＂Nx＂作为＂易＂的表征,是＂逻辑理念＂的物化,哲理的逻辑升华!＂简易,变易,不易＂尽在其中。论＂道＂是＂N0＂!一个纯粹抽象概念的逻辑数学模式,基本性质：N0=1。这是数学公理。所谓＂无＂,就是N右上角的那个＂0＂,＂有＂岂不就是本体＂N0＂的数学值＂1＂,天经地义。道的奥秘原来藏匿在＂N0＂之中!道上升到数理逻辑,的的确确是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自古＂易道同源＂,原来＂源＂根于逻辑!无异于一把开启易道智慧大门的钥匙。     

从体用关系角度理解儒家的道德论述——兼论当代儒学的核心价值观

在中国哲学史上,＂道＂的概念是一个富有理性的具有本体意义的哲学范畴。儒、墨、道、法诸家均然。但百家所论之＂道＂的涵义各不相同。儒家的＂道＂是集政治、伦理、道德功能于一体的本体性概念,有多种涵义,而最重要、最根本的是以＂道＂为根本之德,是人生的根本原则、政治的最高理想和治国安民的战略。儒家之＂德＂,是指对＂道＂的体悟、实践,是＂道＂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儒家思想逻辑中,道、德关系实质上是体用关系,＂道＂是根本之德,是＂体＂,＂德＂是道之体现,是用。在儒学诸多价值观念中,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仁＂,儒学的根本之道就是＂仁＂道。＂仁＂与其他德目（如义、礼、智、信、和、敬等）的关系,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体用关系。仁是道之体,义、礼、智、信、和、敬等是道之用。历代儒家对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就根本之道而言,都指仁道。但对体现＂仁＂道的＂常德＂,认识不尽一致,有四维、五行、六德、八德诸说。文章认为,从立足于当今时代的精神需求、同时又最具普世性的价值视野而言,还是以＂一道（仁道）五德（义礼信和敬）＂来概括儒学的核心价值观比较恰当。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与道德失落,正在呼唤儒学的核心价值。作为＂以道自任＂的儒者,应该自觉承担起弘道责任,为弘扬儒学的道德人文精神、为建设民主文明、多元和谐的的未来世界而克尽其责!     

《尚书》“革命”论的提出及其历史影响

从思想产生与历史发展来看,《周易.彖辞》中的＂汤武革命＂说实际上晚于《尚书》＂革命＂论,前者极有可能就是归纳或引用自后者。《尚书》＂革命＂论的基本内涵是：天子之位惟有德者居之,统治者如果＂失德甚重＂就会被得民心、顺＂天命＂者取代,其实质是一种民本道德主义。《尚书》＂革命＂论对中国的政治伦理、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孔颜乐处”思考儒家的伦理幸福论

＂孔颜乐处＂是宋代儒家提出的一个带有原则性的伦理学命题。它的核心内涵是儒家伦理取向的幸福论,论证形式是具有儒家人文特色的宇宙论、认识论和人生论的三论合一,是先秦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宋代顺应道家的宇宙论、佛教的认识论和人生论的挑战而产生的新的哲学形态,它的宗旨是＂圣人之道＂,以具有宗教情怀的宇宙观和直觉意识的认识论表达儒家伦理观的超越性,其幸福论的真谛在于＂超越苦乐＂,而不是＂以苦为乐＂或＂苦中作乐＂。     

《鼠疫》中的神学与理智主义

《鼠疫》反映了加缪对基督教神学与现代理智主义关系的认识。作品中有两种对鼠疫的认知:以里厄为代表的理智主义和以神甫为代表的基督教神学。加缪的思考游动在两者之间,一方面以基督教神学诠释鼠疫,将思维指向西方世界的邪恶;一方面借理智主义对鼠疫进行积极的反抗,将行动指向荒诞与存在主义哲学。在此过程中加缪表现出对原罪与救赎、神义论与集体惩罚、生活之爱与信仰之爱等众多命题的思考。     

道本源论到道本体论

道论开启了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大门,在理论上必然要关注道本体论形成的逻辑演进过程。通过对老、庄之道超验性、本真性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及对道论自身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甄别,认为老子本源之道并未达到通常理解的本体的高度,而是庄子在自觉地区分了道和源的基础上,把道推向了超验世界,又把老子＂道＂本源论命题转换成知识论命题,通过对知识论的否定而成就了道本体论。     

试论维吾尔苏菲主义诗歌的形成与发展

在维吾尔古典文学史上,由于苏菲主义文学影响较大,即使不是苏菲派的诗人,在创作过程中也难免不带上苏菲思想.苏菲主义诗歌在维吾古典尔文学史上作为独特的文学流派萌芽产生于12世纪-13世纪,15世纪一16世纪开始出现专门阐述该派思想的各类体裁的作品,到了17世纪正式形成了独立的一个文学派别并且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因此,对这一文学流派进行专题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论时间二维向作为佛道宗教生存论的基本存在原理

在希腊──欧洲的理智存在论及人类日常知觉那里，时间的单向性乃是不争之公理，本文通过对佛道宗教生存论存在境域的追究敞示，对时间的单向性这一存在论公理提出了否定性＂挑战＂，认为时间二维向乃是宗教生存论的基本存在原理。对于重新领悟乃至超越希腊──欧洲的理智存在论的文明局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界，东方文化的独特意蕴同时获得呈现。     

土耳其文化的断根——论《新人生》的“呼愁”风格与苏菲主义

和帕慕克的其他作品一样,《新人生》也是一部"呼愁"的小说,它还是帕慕克笔下苏菲神秘主义特征最鲜明的作品之一。本文主要探讨苏菲神秘主义在《新人生》的"呼愁"风格中所实践的三重诗学文化功能,即神秘的失落、身份的失落、天使与生命的失落,融合当前学界对该小说的矛盾看法,论述这一问题与苏菲主义——奥斯曼土耳其的文化之根在20世纪穆斯塔法·凯末尔的西化改革中失落之历史命运的映衬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