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是无情却有情——试论《西厢记》的结尾

自从元代伟大戏剧作品《西厢记》问世以来,历代研究者蜂起,不少人将它和著名的董解元说唱诸宫调《西厢记》相比,二者各有轩轾。其中有代表性的如吴兰修所说:“王实甫所本,有出兰之叹,然其佳处,实甫莫能过之。”近人付懋勉更说得明白:“在结构和情节上,《王西厢》对于《董西厢》的改进方面是主要的,在曲子方面则二家互有所长。未可一概而论。”在重视、赞扬《董西厢》开山之功的同时,亦对王实甫“花样翻新”所取得     

简论《董西厢》和《王西厢》的迭词运用艺术

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王实甫的《西厢记》(以下简称《董西厢》和《王西厢》),是两部闻名中外的名作,历来研究者和研究文章很多,但主要集中在关于作者作品的主题思想、情节结构、艺术成就等方面,对于遣字、用词、造句方面的研究甚少。为此,本文就《王西厢》和《董西厢》里大量迭词的运用,从重迭方式的多样化、迭词集中的高潮、表情达意的丰富多彩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试图弥补这一遗憾。     

叛逆精神的绝世女孩儿──从《小亭送别》到《长亭送别》看鸳鸯形象的发展

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与王实甫的《西厢记》中的莺莺形象都是美丽、灵慧的,既有相同的地位和身世,性格、感情等方面也有许多相似之处;通过微观考察,我们可以看出《王西厢》继承并发展了《董西厢》的主题思想,并具体体现在人物形象上,这使得《王西厢》在心理描写、思想内容等方面更具艺术感染力。通过对莺莺形象的变化发展原因及其审美价值、社会意义的探究,可以明确,莺莺形象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三代张生:三个作家的不同心曲

西厢故事里的张生形象在唐代元稹的传奇《莺莺传》中热中功名 ,在金代的诸宫调《董解元西厢记》中功名与爱情并重 ,在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中则爱情至上 ,这反映着作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由重社会价值的实现到重个人情感的内敛、内倾的心态嬗变。     

西厢三幻同名人物性格辨

西厢故事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崔莺莺、张生、红娘、老夫人——在元稹的《莺莺传》、董解元的《诸宫调西厢记》(以下简称《萱东厢》)以及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以下简称《王西厢》)等三部作品里,都曾以同名出现,并分别构成了同名人物形象系列.下面就以比较的方法探讨一下每一系列中三个同名人物性格特征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     

赵令畤鼓子词《商调蝶恋花》简论

赵令词 ,在当时即颇受关注。其实他在鼓子词方面的成就也值得一提。从词史意义上讲 ,赵令的《商调蝶恋花》使联章体词功能和面貌焕然一新。同时它有着明确的创作意旨 ,人物塑造艺术特点鲜明。《商调蝶恋花》的出现 ,对后世的“说话”作品、诸宫调《董解元西厢记》及元杂剧《西厢记》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社会期待与“西厢”流变

《莺莺传》—《西厢记》（金·董解元）—《西厢记》（元·王实甫）,这一流变过程也是读者（接受者）、作家、作品相互影响进行再创作的过程。以往对“西厢”的研究多囿于作家、作品而忽略了文学发展进程中的接受过程和在这一过程中起着积极能动作用的读者。没有读者参与的文学创作是不可想象的。通过读者这一媒介,“王西厢”才会完成它的再创作,才会取得如此成就。     

《董西厢》曲句“着”“咱”二字的平仄——汉语轻声的早期历史印迹之一

在《董解元西厢记》(本文简称《董西厢》)中,“着”作为动词读平声,作为动态助词读仄声;“咱”作为代词读平声,作为语气助词读仄声。这种仄声偏离了单字音的演变规律而又恰与某些助词相联系,其情形与今北京音轻声一致,正是汉语轻声在汉语文献中留下的早期历史印迹之一。     

试论西厢故事中红娘对张生的情感变化

对比元稹《莺莺传》和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最大突破就是成功塑造了丫鬟红娘。其成功不仅在于红娘聪明伶俐、泼辣机智、正义勇敢等性格的突出,更重要的是红娘内心情感较前些作品的逐渐丰富。其中,红娘对张生的情感变化作为维系故事情节的重要线索,直接影响故事情节的发展。     

《西厢记》英译钩沉

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众多元杂剧中最优秀也是影响最广的作品,其前身是元稹的《莺莺传》和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迄今为止这三部作品均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学界对于《西厢记》的英译本研究多有疏漏,因此对《西厢记》24个英译本进行研究,补正前人的遗漏,可以丰富我国《西厢记》翻译研究的史料。同时,在《西厢记》长达一百多年的翻译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特征:早期以《莺莺传》翻译为主,中期主要是《西厢记》节译、选译和编译,后期以西方译者为主导中方译者为辅的《西厢记》全译本为特色。《西厢记》成功的翻译经验可为我国传统戏曲外译提供借鉴。     

文学本位视角下“红娘”形象流变原因

王实甫《西厢记》成功塑造了聪明伶俐、泼辣机智、正义勇敢的丫鬟红娘。然而红娘形象的成熟却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在唐代元稹《莺莺传》中是对剧情发展无关紧要的人物，在金朝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是崔张爱情的牵线者，在元代王实甫《西厢记》中定型，成为舞台经久不衰的形象。反封建礼教程度的加剧、作品体裁变化以及戏曲的传播接受是红娘形象变化的主要原因。     

论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与金代社会及文坛的关系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是金代少数民族政权下统一的区域文化形成后的产物。其核心不是反封建,而是女真统治者观念的反映。其写作主旨和元好问等金代文士的理想追求相一致,体现的是金代文学发展的总趋势。其写情和叙事的潮流,是元代文学兴盛的基础。     

《董西厢》迭词艺术初探

迭词,又称叠字、叠词、迭字、迭音、重言、重字,是将音节相同的词或词素重迭起来使用.古代大量迭词的产生和运用,为《西厢记诸宫调》的作者董解元开辟了一条重要的用词道路,他在师法前人的基础上,不泥陈迹,大胆创新,使其作品既继承古代迭词形式的优点又突破传统书面的局限.     

论王骥德在《西厢记》研究上的贡献

王骥德系晚明戏曲理论家 ,《西厢记》研究专家 ,他在《西厢记》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系统的研究 ,实为“西厢学”的奠基者 ,他在《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中保存的文献资料 ,具有重要价值。此外他提出的文献整理原则以及对《西厢记》的校注、评论等诸方面 ,都有独特的建树 ,在“西厢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孔三传与诸宫调

诸宫调的运用是我国音乐史上的一大变革，同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为后来发展起来的“北杂剧”开了先河。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以及直接承它而成的元代大剧作家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都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然而，对于诸宫调的首创者孔三传，过去的正史却只字未载，以致使这位有过贡献的古人湮没无闻，很少为人知晓。孔三传，宋泽州（今山西省晋城市）人。由于他是一位瓦肆艺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在封建社会里是没有地位的，自然不会有人给他立传。加之他的作品没有一字流传下来，其生平事迹就更无从获悉了…     

诸宫调与《董西厢》

诸宫调的说唱艺术形式主要从变文、教坊大曲、杂曲的基础上错综变化发展而来,《董西厢》则是现存最完整和艺术形式发展最为完美的诸宫调说唱文本。     

《董解元西厢记》的语言时代补证

关于《董解元西厢记》语言的时代,一直争议颇多,如"金代说""非金代说"等。已有成果多是从历史文化、典章制度等角度来考察的,然而从词汇角度来看,《董解元西厢记》以用宋金新词为主,金以后的语言成分微乎其微,相对来说,后人改动的比例较小,基本上可将其看作金代的语料。     

《西厢记》第五本非王实甫所作

元杂剧《西厢记》第五本作者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我以为,王实甫的《西厢记》原本只有四本的说法还是有道理的。首先,从作品剧情的“时间”观念来分析,《王西厢》第五本显然有漏洞。《董西厢》的前后时间长达一年六个月是有道理的。崔氏母女留在普救寺是因为“及今岁有忌而不得葬,权置相公柩于客亭,率幼女孤子,严祭祀之礼。待来岁通,方诣都营葬。今于此守服看灵而已。”(《董西厢卷》) 就是说,他们是因为有忌而不能安葬,方才守灵一年。因此,郑恒一年半之后才至普救寺,完全可能。但在《王西厢》)中,崔氏母女留在普救寺,依老夫人话说,是因为“先夫弃世之后,老身与女孩儿扶柩至博陵安葬,因路途有阻,不能前去”,因此“就这西厢下一座宅子安下,一壁写书附京师去,唤郑恒来相扶回博陵去。”(《王西厢》第一本楔子)这就说明她们是暂寄普救寺,而不是在普救寺守灵。因为急于扶柩去博陵安葬,为路途有阻,急切希望有个男子路上照顾,所以她们留普救寺     

简说《西厢记诸宫调》

诸宫调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说唱艺术，《西厢记诸宫调》是现存的一部唯一完整的诸宫调作品。本文着重对《西厢记诸宫调》的创作主题、主要人物以及艺术成就进行分析评论，进一步阐明了《西厢记诸宫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赵令畴鼓子词《商调蝶恋花》简论

赵令畤词,在当时即颇受关注.其实他在鼓子词方面的成就也值得一提.从词史意义上讲,赵令畴的<商调蝶恋花>使联章体词功能和面貌焕然一新.同时它有着明确的创作意旨,人物塑造艺术特点鲜明.<商调蝶恋花>的出现,对后世的"说话"作品、诸宫调<董解元西厢记>及元杂剧<西厢记>都有着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