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君臣冲突中士大夫的政治价值观

在明代君臣冲突中,士大夫群体一再强调皇帝遵“礼”而为的必要性,力主皇帝亲行朝会、经筵、郊祀、庙祀这些常礼,又在先帝、后,太子礼遇问题上,力主皇帝不可将个人意愿凌驾于传统礼法之上.士大夫群体以“礼”言“理”,持守理在君上的政治价值观,展现出服膺于“理”的自觉,视自身为掌握“理”之解说权的政治主体.理在君上观是明代士大夫群体意识形态中较为活跃的种倾向,批评臣下谀君的声音或显、或隐,始终存在着,对理在君上观的可能异化倾向及其泛滥构成一种制约.理在君上观的政治文化依据为民本观、法祖观与君德观.从长时段视野下看,理在君上观构成支撑明初以降士风趋向张扬的一种重要资源,导引并触动了以政治批评为核心之君臣冲突的发生.     

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业”观

明代士大夫能够认可商人、商业的社会功用,肯定经商治生满足家计的合理需求与资国通货的正当价值。还有士大夫从“尽心”视角出发,着眼于商人在裨益社会人生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主张四民“异业同道”,阐发“义利相通”理念。他们以是否践行社会“公义”作为考量商人道德事功的尺度,尤为看重其理财经世才能。此外,一些士大夫鉴于商品经济过度膨胀导致的不良后果,对弃农趋末、竞财嗜利等不良世风亦提出严厉批评。总的来说,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业”观表达出他们试图协调农商混合经济使之与帝制体系相适共生、互洽并荣的思想倾向,这种态度也是合乎中国帝制农商社会常态发展逻辑的体现。     

从旅游观念看明代文人士大夫的闲暇生活

自明代中期以后,对旅游的肯定已成一时之风,而旅游则已经成为文人士大夫闲暇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对明代士大夫旅游观念系统的梳理,指出文人与道学家在旅游观念上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士大夫的旅游体验又作了详细的分析,并对明代的游人进行了具体的细化,将其归为贵人之游、豪士之游、布衣之游与民众之游四类.     

明代士大夫的出处困惑及其抉择

出处去就,与取予、死生并列,为儒家学者必须面临的三大关口.出处进退,更是被儒家士大夫称为士君子的“大闲”.出处之辨,其中心内涵就是“为己”与“为人”之辨.因深处社会变动相对较为激烈的时代,最终导致明代士大夫的出处观念,出现了一些转向,甚至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当面临出处的抉择时,明代士大夫出现了困惑,甚至出现两大偏向:一是不以高蹈为洁,通过济世立功,藉此表正当世；二是一旦碰到社会动荡的时代,即使具有孔孟用世之心,亦不得不退处山林.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及其转向

明代士大夫以其丰富多彩的生活而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形象,且其精神世界别具一格。明代的士大夫精神,渊源有自。追溯其较早的源头,则为直接先秦时期的孟子,稍后者则与魏晋风度、宋代苏轼之学大有传承关系。自明代中期以后,在游乐生活、人格志趣、借助清议而对朝政的批判精神、安身立命的人生态度以及人格上自我之拓展诸方面,士大夫精神出现了诸多转向,从而与时代精神桴鼓相应。     

从嵇绍之死看中国古代的忠孝观

西晋时 ,嵇绍在其父嵇康无罪被杀后 ,经山涛推荐而入仕 ,后在“八王之乱”中因护卫晋惠帝而死 ,从中国古代的伦理观看 ,其仕父仇为不孝 ,而其护帝殉难又为忠臣。这种忠而不孝的奇特现象 ,从他死后 ,便引起了人们对其行事的不同评价。从这种评价中 ,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对中国古代的忠孝观、忠孝关系及其发展演变有所了解。     

试论先秦儒家忠孝观的现代扬弃

先秦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流之一,而忠孝观又是先秦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强大的学说力量对于巩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和民间家庭的和谐稳定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随着历史车轮的不断朝前滚动,其思想中的消极因素也逐步浮现。站在时代立场,对其进行理性审视,扬其长,避其短,对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论魏晋南朝的忠孝实践——以阳翟褚氏为例

忠孝取舍孰先孰后在魏晋南朝时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弃忠从孝是当时社会的趋势和需要。阳翟褚氏在这一时期屡屡背信弃义违背＂忠＂的道德却又信守家族＂孝＂的传统,是当时忠孝实践观的集中代表。     

试论宋代士大夫本末观的转变

宋代,伴随着商贾势力的壮大,以及士大夫“言利”异质文化思潮的兴起,士大夫的本末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不仅对商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价,其价值视线已游离和摆脱了封建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冲破了君子耻于言利的精神堤防,纷纷投身于商贾行列。宋代士大夫本末观的转变,反映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和文人士大夫对农工商业社会功能与地位的认识发展过程,以及对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自觉适应。     

论忠孝观念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及改造

中国是一个伦理型国家,忠孝观念一直深入人心并很早就对中国古代小说产生影响,种种迹象表明忠孝文化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和改造是深入而全面的,而且正因为忠孝文化的渗透与融入才使得这些故事更加深入人心从而流传更广、影响更深。这从忠孝观念对中国古代神话故事的影响与改造就可看出端倪。     

明代强化皇权对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影响

明朝君主集权达到了高峰,明太祖朱元璋通过撤相、重典等政治手段将决策权力统于君主一身,使得士大夫阶层完全成为皇帝的奴仆,从而进一步失去了士大夫阶层作为文化集团的独立品格。代表士大夫传统责任的内阁首辅不得不以无权之名行使有权之实,屡受部臣弹劾及宦官之掣肘,一旦与君主威权形成冲突,即落得身败名裂下场。这一困境一直困扰着明代君臣,并直接影响了士大夫出仕入仕的价值取向。     

论中国伊斯兰教的"忠孝"观

与-些西方学者和社会偏见所断言的相反,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非但不与伊斯兰教的真主独-论相悖,双方在忠孝观的问题上还恰巧有契合点.从<古兰经>和圣训中有关忠孝的教导、中国穆斯林学者对忠孝观的阐述、穆斯林群众对忠孝观的实践等角度分析中国伊斯兰教"忠孝"观的正负两方面作用以及中国伊斯兰教与中国宗教在维系传统社会等级秩序的类同性可证,中国穆斯林大众和中国主体民族-汉族其实在明清时期的大部分时段里因"忠孝"观而获得利益的趋同,也因"忠孝"观而遭遇共同的历史灾难.     

明代的遗诏

遗诏是帝制时代以大行皇帝名义向天下臣民发布的政治遗嘱,于随后国家政治及公共生活关系重大.明代遗诏为皇位交替之际最重要的正式文献,即使在已经立有储君的情况下,仍然是嗣君即位合法性的必要基础;由于遗诏由文臣起草,士大夫有可能借草拟遗诏之机,渗透自己政策更革主张,故遗诏颁行,通常带来一定政策调整,这反映出遗诏作为士大夫群体纠正皇帝弊政的潜在途径的意义;官私史书中常混淆遗言与遗诏,论者当加辨析;明代太后所发遗诏中,仅仁宗皇后张氏遗诏具有国政安排涵义,可资查见明代后妃预政现象之变迁;明代矫拟遗诏的说法甚多,然大致都难视为确然事实;明成祖遗诏仅传两句之事,可能掩盖重要史事.     

刘裕的忠孝观念及其驭人策略试释

宋武帝刘裕出自布衣,早年以孝谨著称,这就使其对僚属是否具有忠孝观念格外看重,而这又构成了其驭人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或可说这也是与其自身所具有的忠孝观念是相暗合的。进而这也影响到刘裕“造宋”过程以及刘宋建立后的人事格局。     

士大夫居士张九成的佛禅观

南宋初期的士大夫张九成是著名禅师大慧宗杲的居士弟子,他本人的佛禅知见,契合于大乘经论与诸禅师的论道,卓然深刻,受到宗果的称赞和肯定.可见张九成在佛法修证上下了一番工夫,佛法在他心中具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     

明代志怪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与女德观念

通过对明代志怪小说中以鬼为中心的女性形象分析,发现志怪作者秉持着儒家教化观,在女性形象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浓重的女德观念,其具体表现为生育与持家;加之它又是建立在明代士人的修齐治平理想之上,所以明代志怪女性形象承载的是男性作者的女德观念。同时又与男性的内在欲望结合,成为了男性单纯的性幻想工具。女鬼形象由道德的木偶变为人性的反映,从而扩充了明代志怪女性形象的内涵。     

双重博弈结构下士大夫法律观及现代法治思考

作为社会性的法,法学研究与法律制度构建均需要本土化与人性的双重历史考量。作为古代社会精英的士大夫,出身于古代宗亲体制下的家庭,积极入仕治国,进可操手法律运行,成为社会治理之中坚;退亦可修身与齐家,是社会结构中身份利益与精神信仰兼具的最具流动性的群体。该种身份与信仰双重博弈结构特性衍生出的强弱激励配置,解释了我国古代社会家法何以被预留自治、程序不被重视等问题。中国人的关系存在比法治信仰更为强势束缚现代法治建设,道德化策略难以挽回当今司法不被信任的社会心理。制度化策略应是我国新一轮司法改革大背景下法治建设的进路。     

略论宋代士大夫的“史学自觉”精神

明道、经世 ,这种史家最富历史责任感和时代感的主导意识 ,在宋代文人士大夫身上表现得异常浓郁和突出。他们从当时的社会情势出发 ,把关注社会现实的报国激情倾注于笔端 ,以期通过研究历史 ,思索解决社会危机、维持社会和谐与安定的途径和方案。他们在史学领域中建构的经世致用的鉴戒观 ,以道德为本位评判历史的义理观 ,有因有革的历史变易观 ,无不凸显出他们关注社会历史命运的“史学自觉”精神     

明代文论求“真”观念对传统文论真实性观念的颠覆

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求"真"观念之所以呈现出节制性的特点,就在于中国古代的文化是基于文言言说的高雅文化,文学主体是肩负主流意识形态宣教责任的、传承高雅文化的、参与现实政治的文人士大夫。因此,在传统的文学真实性观念中,"真"需要受到意识形态、高雅文化和政治正确性的制约。这决定了并不是所有的真实都能够毫无节制地进入文学书写。而明代以"真"论文学打破了这一节制性的写真实的文学观念。新的求"真"观念从文学主体、文学写作过程和文学之美以及文学本身的真实性判断等方面,均超出了传统的规约,而展现出颠覆性的特点。这种颠覆动摇了传统的高贵的、雅正的文学与世俗世界之间的界限,但也带来了文学真实与现实真实界限模糊的新问题。     

明代政治生态与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双向路线

明代严苛、暴虐的政治生态,使得士大夫政治文化出现了与宋代不同的状况。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士大夫,认识到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无法实现"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开始转向"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这既是王阳明思想的转变,也是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转变。在传统的皇权制度政治结构和政治理念没有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士大夫们很难放弃"得君行道"的路线。王阳明之后,士大夫在民间从事讲学活动以求觉民行道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其中的王龙溪和焦竑颇具有代表性。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与"得君行道"上行路线的并存,是明代士大夫适应惨烈的政治生态而被逼发出来的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