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景澄与中俄四厘借款

四厘借款是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俄国政府向清政府承搅的一次数额巨大的借款,在清廷外债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四厘借款谈判是由清驻俄公使许景澄出面交涉,由于他的爱国热情和外交努力,使得这次借款,从息扣上看,无论是同以前还是同以后的借款相比,相对而言都是扣少息低。四厘借款大大缓解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也为后来借款提供了扣少息低的先例     

许景澄与晚清海防建设

晚清海军初创,驻外公使许景澄接负重任,在德国勘验定远、镇远、济远三舰,主持订购并参与设计经远、来远二舰.甲午战后,北洋海军重建,又再度领命在德购舰.许景澄上疏<条陈海军应办事宜>,锐意革新海防;亲诣船厂考求船制,辑著<外国师船表>十二卷,对晚清海防建设助益匪浅.     

英国侵占坎巨提的经过及相关的中英交涉

本文论述了19世纪后期英国在与俄国争夺中亚期间,逐步侵占坎巨提的过程、所采用的手段及相关的中英交涉.     

崇厚与中俄伊犁交涉——兼论光绪六年(1880)再次交涉之动因

光绪四年(1878)中俄伊犁交涉,崇厚奉命赴俄谈判。于光绪五年年底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交涉意在收回伊犁全境,可崇约并未达到此一目的,通往南疆之重要孔道———帖克斯川(又称特克斯川)被割予俄国,这也是光绪六年中俄伊犁再次交涉之起因。另外该约还使中国损失颇多利权。虽该约并未实行,但其对后曾纪泽所议之改定条约影响极深,故此约亦不可轻视。时人多骂崇厚颟顸昏聩,近人亦对其多加臧否。本文就崇厚其人及签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一剖析,进而能对这一段历史有一个比较客观的看待。     

1865年～1892年间英俄在帕米尔的角逐

作为古代中西交通要冲的帕米尔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近代以来,英俄出于各自扩张需要,对帕米尔展开了一系列争夺。1865年英俄利用新疆变乱乘机侵占帕米尔,1873年英俄抛开中国政府签订了划分双方在帕米尔势力范围的协议,但1877年清朝军队收复新疆打破了英俄侵占帕米尔的计划。由于利益的不同,英俄就遵守还是修改1873年协议进行了较量,最后通过1887年协议,双方暂时达成妥协。然而,坎巨提危机的出现使中英俄三方再次聚焦中国帕米尔。     

海防惨案与南京国民政府的交涉

发生于1927年的海防惨案是民国时期具较大影响的涉侨事件。事发偶然,却是双方长期矛盾的大爆发。案中华侨损失惨重,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函商、抗议、会商、派员宣慰等途径积极斡旋,但收效不大。惨案的解决,延宕多年。此案揭示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初期外交在受制于法国的窘境下,以树立政府的新形象所做的种种努力,其结局促成了侨务局的设置、侨务条例的制订及1935年《中法越南商约》的签订,不失为"革命外交"的重大成果。     

沙俄、阿迦汗三世与帕米尔

19世纪后期,侵略成性、贪得无厌的沙皇俄国在侵占中亚后,又侵占了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帕米尔地区。当发现常住在印度孟买的伊斯兰教伊斯玛仪派的精神领袖阿迦汗在帕米尔居民中有着无限的影响力之后,俄国人意识到:欲永久占领帕米尔,必得削减阿迦汗的传统影响;最好的办法是:散布阿迦汗的流言蜚语,败坏其声誉。沙皇俄国外交部和驻外人员联袂导演了一出挑拨离间阿迦汗与帕米尔居民之间关系的政治闹剧,其目的在于永久霸占帕米尔。     

"福星号海难"与中英交涉

轮船招商局福星号轮船被英国澳顺号轮船撞沉,造成65人死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大的海难事故。然而,这桩原因清晰、责任明确的海难案,其最终的处理结果却很难令死难者家属与国人满意。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英方进行明目张胆地袒护,使得招商局的合法权宜受到严重践踏。这充分显示了弱国无外交真理。     

清末铁路交涉中的法律技术与政治策略

在对外交往中,清政府极力回避铁路等具有商务性质的事项列入条约,一旦入约,则谨慎履行条约义务,并使用严格解释等法律技术限制己方条约义务、驳斥列强约外特权。晚清各界还试图通过区分契约与条约、商务与外交,将铁路交涉限定为商务范畴,避免中外政府间的正面外交冲突。清政府甚至以国内舆论及督抚权力划分等内政因素为外交斡旋的砝码,虽能一时拖延交涉却又往往在内政处理上受其所累。总体上说,清末各界大量援引国际公法、私法的规则和技术,并策略性地利用内政因素,试图寻找外交活动中的平衡与突破,虽不能根本改变弱国外交困境中的被动地位,却推动着中国逐步认知和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地方政府、士绅与清末民初河南矿权交涉

福公司是清末外资在中国开办的最大矿场,针对福公司矿场扩界及就地售煤,河南士绅、地方当局互为援长,展开保矿活动。与学界既有研究不同,福公司矿权交涉折射出士绅对于政府,依从多于抵制,绅权还没有"高涨"到可以制衡政府的程度;地方政府的表现也不是地方势力膨胀、中央权威下移的体现,实际上是"保全主义"思想的延续,"理为势曲"的现实常常迫使地方政府不得已屈意求全。     

试论17世纪初的中韩交涉与东北亚国际格局

17世纪初期,东北亚大陆由于后金政权的崛起,以明鲜国交为中心的东北亚格局发生了变化。朝鲜光海君执政时期,为应对东北亚格局的变动,分别展开了对中国后金政权和明朝的外交交涉,并对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本公使觐见同治帝与近代早期的中日交涉

1873年6月29日,同治帝首次接见各驻京外国公使.有幸参加这次站立觐见活动的日本全权公使副岛种臣不仅单独一班,而且先一班觐见了同治帝.日本获此殊荣表明中国对日本政治立场的改变.19世纪70年代,东亚区域内国家已开始运用近代西方国际关系法重整东亚地域内秩序抑或对自己所属领地以及附属邦土进行主权确认.中国愿意与日本建立西方近代的国家间平等关系即为藉近代西方国际关系法制约日本对自己在东亚区域内之属邦进行侵蚀的一个举措.     

中国人民政协政治协商与韩国国会交涉团体协商之比较

中国人民政协作为中国特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机构,在中国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韩国国会交涉团体作为韩国国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政治活动中也产生重要的影响.通过对中国人民政协政治协商与韩国国会交涉团体协商之间的比较,分析各自具有的特点,并探讨二者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     

陈宧与冯玉祥关系述论(1915～1916)

《陈宧和冯玉祥在1915～1916年的关系可以分两个阶段:陈宧和冯玉样合作阶段——冯玉祥基本上效忠拥戴陈宧,陈宧重用扶持冯玉祥;陈宧和冯玉祥抵牾阶段——冯玉祥拥兵背弃陈宦,陈宧愤恨离开冯玉祥。通过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不难发现;利益,是他们行动的唯一出发点。     

鸦片战争前的“行欠”纠纷与中英交涉问题新探

鸦片战争前的中外"行欠"纠纷主要产生于以下两个原因贸易中议价的不合理及货物的赊卖活动;洋商对行商的高利放贷.清政府在处理"行欠"纠纷时,混普通涉外民商纠纷为政府外交事务,加之中国缺乏解决涉外民商纠纷的法律制度安排,使得"行欠"纠纷无法在当时的法律体系内得到解决;而英商和英国政府在交涉中的策略选择,也使得"行欠"一步步演成了两国之间的国际交涉.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政府的新闻策略

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袁世凯政府大肆运用新闻策略,将日本要求内容及会议情形漏泄于外报驻京访事,以制造国际舆论,争取各国的同情与暗助。同时,纵容国内报纸自由地发抒爱国反日言论,以为政府对日交涉的凭藉。但出于日本方面的压力和防止国民“干预”外交的考虑,袁世凯政府又尽量控制过激舆论,使之不至妨碍交涉的和平解决。因而国内舆论未能达到既监督政府外交使之顺从民意,又引导国民爱国言行使之成为政府对日交涉后援的目的。     

静虚工夫与明中后期的儒道交涉——以朱熹后学蔡清为例

蔡清为明中后期福建朱子学的代表人物.其工夫论也吸纳了道家、道教思想,以静、虚为本,将朱子的工夫论推向深入.这源于儒学自身的发展轨迹以及蔡清个人的学术经历等多方面原因.但蔡清是在坚持朱子学的立场上吸收道家、道教思想内容的.蔡清工夫上的特点表明了朱子理学尤其是闽中理学在明中后期的深入与转向轨迹.     

从比较法的视角论独占合同交涉权的实效性与界限

独占合同交涉权的合意,是对合同交涉自助原则的制约,也是一种期待利益的表现,它以诚实信用原则为依据。不同国家的法制独占合同交涉权的依据和法律效力是有差异的,但在独占交涉义务合同条款中注意设置技术性和合理性,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交涉、缔结乃至诉讼过程中的风险。     

论十至十四世纪中韩海上丝绸之路与东亚海域交涉网络的形成

十到十四世纪的高丽时代,是中韩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中韩海上丝绸之路大体经历了形成、发展和演变等阶段,中韩海上航线先后经过北部渤海湾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和由明州(今浙江宁波)至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的变迁。中韩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演变,促进了中日韩三国一系列港口群的出现和区域贸易网络的形成,并成为东亚中日韩三国与东南亚乃至西亚、非洲、欧洲海洋交涉网络形成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