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公共理性的启示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达成民主社会的共同政治认同时拥有公共的政治理性.推理原则及其方法是得到公民认可的.理性的公共性确保了正义原则的合理性.罗尔斯的公共理性为具有共同政治理想规范的、合理而理性的公民在涉及根本政治问题时,具备自觉诉诸公共理性的义务,公共理性应该成为每一个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自觉履行的义务,失去公共理性的公共政治辩谈很难就根本政治问题达成共识,甚至社会将可能面临分裂和动荡的威胁.     

公共理性与公共协商的辩证关系探索

多元分化的现代社会构成了公共理性和公共协商形成的社会基础;多元力量的沟通和整合形成了公共理性和公共协商的互动关系.公共协商中,多元力量就宪政框架和基本正义问题所达致的共识推动了公共理性的生成;公共理性又指导着公共协商的进一步开展,以整合社会力量、包容多元理性、提升公民政治素质和提取公众对政治社会的忠诚.     

公共理性视角下公民文化建构

公民民主文化特点是一种以公共理性为引导,倡导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和政治正义观念的文化,它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指引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发展方向,并保证其真正落实。在建构公民的民主文化中,在公共理性视角下,树立公民意识,明确责任和义务的观念并寻求在公共领域中的权力和公共舆论的批判精神和监督意识。     

公共理性:不是什么和是什么

公共理性是公共生活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精神.概括地讲,公共理性就是指各政治主体以公正的理念和自由而平等的身份,在社会政治这一持久存在的合作体系中,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充分合作,以产生公正的、可预期的共治效果的能力.公共理性既是一个实体性概念,又是一个蕴涵丰富方法论意义的范畴,包括公共意识、公共伦理、公共思维、公共逻辑与公共调适等一系列内容.     

公共理性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规范价值及其法治建构

作为稳态民主的构成要素，公共理性的实质是公民集合体通过理性的公共运用，实现异质社会多元主体间的持续性规范合作。基于公民身份产生的公民责任和建制化的协商程序是形成公共理性的基本前提。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中，公共理性以民主方式创设民主条件的适用路径，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规范价值。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建构公共理性需要在法治各领域系统性重塑公民责任：在立法领域，应不断提升人大立法协商的法治化水平；在执法领域，应逐步完善信息公开等具体机制，确保政府协商的规范化运行；在司法领域，应着力优化司法协商的程序机制，确保人民参与司法实践的各项权利得到充分实现。     

试论大学生公民教育的时代转变

面对新的社会发展,我们需要对大学生的公民教育进行适宜于时代的转变,在内容上要着重于理性精神、公共意识、服从良知、崇尚荣誉、法治观念、实现自由等几个方面;在教育方式上需要设置独立的课程,结合生活实践,直面社会热点并积极训练各项公民技能。     

公共理性政治社会化的一个成功案例——美国的公民教育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公民教育说到底是公共理性的政治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层面和主要手段.美国公民教育理论和实践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美国公民教育源于民主政治生活的需要,其本质是实现对民主公民的塑造,其终极目标是实现民主政治的稳定和长久.从美国的公民教育中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公民教育应确保符合国家意志的理念内化为公民的价值观念,组建并完善相互融合、协调一致的公民教育机构体系,创造良好的公民教育环境,实现教育手段的多样化,提高公民教育效果.     

追求公共善：当代西方对公民责任的研究

公民责任是指公民履行与其公民身份相适应的、符合社会公共善的义务以及对行为后果的承担。当代西方公民责任研究的兴起有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原因。历史地看,西方公民理论家无论主张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公民资格都承认良好的公民素质对于民主制度的建立、稳定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都对公民责任持肯定态度。现实原因则既是政治话语自然递进的结果、是民主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对过度强调的权利的修正。当代西方对公民责任的研究主要从四方面展开:其一,公民责任是公民维护民主政治的义务;其二,公民责任被视为公民美德的体现;其三,公民的核心责任是政治参与;培养公民责任具有多种途径等等。     

论《公共阐释论纲》中公共阐释的基本维度

我国学者张江发表《公共阐释论纲》,力图解决统一性的阐释何以可能的问题。《公共阐释论纲》在阐释者的主体性、阐释的时间性、阐释结果的有效性这三个维度上,通过考察当代阐释学的基本主张,批判性地建构了公共阐释论。该理论以新康德主义理性的主体性内涵为基础,为阐释者的主体性规定了公共理性内涵;以伽达默尔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效果历史主张为基础,为阐释的时间性规定了历史统一性内涵;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社会性为出发点,为阐释结果的有效性规定了社会接受性内涵。     

论阐释的公共理性

阐释行为是人类对客观存在的一种理性认知,当这种理性与社会领域的公共性交融而集凝成人的公共理性时,在本质上它是作为主体的人在生活中形成的对物质世界进行理性认识的自觉意识;在实践上它是作为基本主体的人对自身存在意义的体认、忧患与建构的自觉意识。只有在公共理性这个场域,文本的意义才能得到正确判断和理解,阐释才能获取合法性的身份。在人类的阐释行为中,公共理性的目的:一是满足阐释主体的理性认知要求,让其成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共享和公用;二是促进阐释客体达成意义的确定性,限制人们依据自由法则进行的形而上学式的阐释。由于在阐释行为的实践中存在着普遍的误读,阐释的公共理性因而具有范式价值和意义。在获取事实的认知规范阶段,它在于认知、理解和确证混杂的、异质的、重合的乃至矛盾的文本意义复合体,为促使人们的阐释行为形成真理性的理性认知奠定范式基础。在确证知识的认知规范阶段,它在于反对虚无主义阐释,建构一种人际间的阐释理解关系,以自身的公共性发现文本的共性,进而形成关于文本公共性的理解和共识的范式路径。     

公民社会与社会转型中法治秩序的构建——以公民责任意识为视角

法治社会的建立,离不开公民社会的培育、公民文化的弘扬和公民意识的塑造.而在此过程中,塑造与法治社会相匹配的公民意识则是关键.公民意识的内涵非常丰富,其表现是多角度和多层次的,其中公民的责任意识是一个重要方面.公民责任意识包含着"公民"、"责任"、"公民责任"和"公民责任意识"等逻辑范畴.公民责任意识包括公民责任感、法律规则意识、理性意识和道德责任意识等要素,并具有主体性、公共性、民主性和权责统一性等特点.在社会转型时期,公民责任意识对当下法治秩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功能和意义.     

基于公民参与网络的公共精神重建的研究

公共精神是民主社会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美德,是一个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素质。长期以来我国是一个公共空间比较狭窄,公共精神比较缺乏的社会。公共精神的缺失将会影响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主动性,也会影响公民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的形成。构建公民参与网络,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是当前社会治理的关键问题之一。     

罗尔斯、民主与公议民主

要实现民主理想,我们不仅需要建立一套民主的政治制度,而且也需要建立一个以公平合作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和一种以公共理性为基础的民主文化.罗尔斯是从三个层面来理解民主的: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作为社会形态的民主、作为文化态度的民主.这三个层面虽然紧密相关,但三者之间存在着相对的界限.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虽然并不构成一种完整的民主理论,但从根源上加深了我们对民主制度及其理论前提的理解.     

伦理的开端与公共伦理的理性基础

每个人都是首先作为个体而存在的,保存自我是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因此"我是我"是个体生存的最初原则.然而,由于这一原则的主观性和非社会性,使得它与人类的现实本质--社会性相悖谬.因此,它必然要上升为"我是人".正是由于"我是人",使人类开始了伦理的生活,也使公共伦理有了现实基础和基本原则.本文通过"我是我"到"我是人"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概念推演,从"感性的人"到"理性的人"、"从个体理性"到"公共理性",从"抽象理性"到"现实理性",揭示了伦理的内在原点和公共伦理的理性实质,彰显了埋藏在人类公共生活和历史发展中的逻辑线索和内在规律.     

公共阐释论与存在论阐释学的分歧和互补

公共阐释论是在西方及中国古代阐释学基础上建立的一个复合型概念,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存在论阐释学从正反两方面为其理论建构提供了支撑。不同于存在论阐释学以现象学原则和存在论层面的生成性真理为根基、以个体的当下感受和经验为阐释内容、以理解的开放性和无定解为阐释效果,公共阐释论以公共理性和共识真理为前提、以共通性的公共理解为内容、以阐释确定性和最大范围的公约性为阐释有效性的标志,其目的在于以公共理性检视和规范个体阐释,弥补个体阐释在阐释效果公约性和有效性上的缺陷,彰显文本阐释的公共性认知功能,履行文艺回应社会的责任。     

论公民社会的价值意蕴

成熟的公民社会蕴含着深刻的内在文化底蕴和价值理念。从思想史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是现代公民社会基本的价值意蕴。自由主义作为公民社会价值意蕴的核心是消极自由,其直接表现为私法自治精神,只要是私人能完成的事务就不准公共权力插手,但单纯的自由主义还不足以支撑现代公民社会。共和主义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另一个价值意蕴,其核心理念是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自由,直接表现为公共精神。从宏观方面来说,自由主义型塑了政府与社会二分的社会结构,政府不准过多地干预社会事务;从微观方面来说,是共和主义的公共精神造就了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现代公民,而没有现代公民就没有现代公民社会。     

公共价值视角下“华创区”建设绩效评价维度

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属于公共项目,具有公共价值的特征。总结"华创区"建设的绩效评价维度,较多地集中于建设过程中的有效性,对参与性、回应性关注不足。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认为:只要使公民增加信任和合法性支持,该项目就会有绩效。因此,宜从社会价值构建、绩效组织管理和协同领导系统方面,对项目的绩效设计相应的评价维度。     

哈贝马斯“三位一体公民模式”及其借鉴与运用

西方政治传统中,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蕴涵着两种不同的甚至相互竞争的公民传统.哈贝马斯的“三位一体公民模式”试图整合并超越公民传统的二元对峙.“利益性公民”、“认同性公民”和“共同性公民”三维度的理论构建,丰富了现代公民身份的内涵、明确了我国社会管理的主体特性；对交往理性和“认同性公民”的重视,有利于充实公民教育的目标和内容；话语民主的建构功能有益于增进公民参与的有效性.     

公共理性视野下的公共行政

实现和维护社会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是责任型政府的核心价值信念.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公共理性作为公共行政的根本价值旨归,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公共利益价值观的重塑、公共责任的分担、公共治理结构的形成只有在充分具备公共理性的公共对话中才能得到具体体现.通过在公共理性的导向下构建合作型博弈制度框架,形塑组织化的共和善治,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使公共行政的经济高效与社会公正并行不悖.     

协商民主如何嵌入中国民主治理场域——公民参与的视角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方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好的结合点。其在中国民主治理场域的实践,受到了公共领域的弱小及公民参与能力及意识局限的影响,现阶段须在公共理性的导引下,通过非正式公共领域中的社区自治为实践平台以合法规避外部干预,开展小规模的协商民主实践。其目的是推进理性的、实质性的公民参与,促使公民学会协商并对公共协商建立信心,这是协商民主嵌入中国民主治理场域的先决条件与可能的路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