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之贪污贿赂犯罪规定及其借鉴价值

<唐律>是我国历代封建法典之集大成者,<唐律>对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具有"适用法律官民平等"、"官吏之赃罪重于平民之脏罪"、"贪赃即惩"、"法网严辔,层次分明"、"突出重点,宽严相济"等显著特点.解读<唐律>中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具体规定与立法特色可知,<唐律>对贪污贿赂罪的规定,对于我们今天的反贪污贿赂立法仍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分析其借鉴价值,能够使我们从<唐律>中汲取营养,进而从"严密法网"、"从严治吏"以及"官民平等"三方面修改和完善我国现行刑法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     

论我国贪污贿赂犯罪刑法规定存在的问题与完善——以《刑法》第383条为例

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近两次的工作报告数据入手,阐释了我国刑事立法上的缺陷,探讨完善贪污贿赂犯罪刑事立法需要及时调整腐败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完善没收财产刑,并进一步针对罪质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的对策,有效遏制贪污贿赂犯罪,达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反贪污贿赂刑事政策思考

反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是国家为预防、控制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刑事政策的不同选择,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具有不同的导向,并直接影响着预防和惩罚贪污贿赂犯罪的效果.<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现阶段国际反腐领域最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它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反腐理念和机制,改变了人们对传统贪污贿赂犯罪控制模式的认知,其意义不仅为完善我国反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提供参考,更为我国反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契机.     

唐之婚姻家庭法探析

唐律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楷模 ,作为其内容之一的婚姻家庭法亦是古代法律的典范 ,它的立法指导思想、内容不仅有时代特色 ,而且深刻影响了后世 ;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婚姻立法也可提供历史明鉴     

腐败行为的治理模式探究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坚持高压反腐,也在不断探索建设有效的腐败行为治理模式,但是目前我国在反腐败方面还有以下问题尚未解决:预防性机制阙如,惩戒性机制乏力,保障性机制薄弱,尚未充分借鉴国际反腐败公约中的立法内容等.为了有效遏制腐败行为,巩固反腐成果,应当建立前提性的预防腐败法律机制,有效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强化惩戒性的刑事立法,完善贪污贿赂犯罪的客观方面,将贪污贿赂犯罪由目前数额犯、情节犯改为行为犯,同时兼顾犯罪情节;巩固保障性的制度建设,提高腐败行为的机会成本.通过不同的部门法建构,针对腐败行为,最终形成一个不能腐、不敢腐、不易腐的治理模式.     

追寻定性与定量的结合——《唐律》立法技术的一个侧面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是《唐律》立法技术高超的集中反映.《唐律》中的犯罪构成与量刑制度均运用了该技术,前者意味着对犯罪成立附加了特别条件,后者体现在为审判官量刑提供了确立依据.《唐律》立法技术的特点是借助数学理性全面地架设犯罪与刑法之间的阶梯和以递增公式为审判官公正量刑提供指南.这不仅有利于从立法上合理划定犯罪圈,而且有助于预防审判官恣意定罪量刑,因而是封建时代司法公正的制度保障,对当代亦具有启示意义.     

贪污贿赂犯罪刑法修正的得与失

作为现阶段从严惩治腐败政治诉求的刑法回应,《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作了重要修改,许多修改内容均值得肯定。但其总体上并没有破除贪污受贿立法本来存在的结构性积弊,重新编织的贪污受贿刑事法网以及调整的惩治力度,不但没有提升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制能力,反而是"名严实宽",难以满足反腐败刑法供给的需要。理论上进一步评估和探讨此次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修正的得与失,可以为全面修正贪污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定作理论铺垫。1     

贪污贿赂犯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价值分析——以司法机关办案数据为基础

《刑法修正案(九)》创设的贪污贿赂犯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是在当前贪污贿赂犯罪易发多发、司法机关办案工作压力增大、行贿犯罪未能得到应有惩治的形势下做出的重大立法创新,该制度有助于提高贪污贿赂案件的办案效率,促进贪污受贿犯罪人认罪悔罪,纠正贿赂犯罪惩治失衡的局面。同时也应看到,该制度未能体现体系性、系统性的思维。基于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和特别从宽处罚制度的立法目的,应当取消贪污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将特别从宽处罚制度推广适用于所有的行贿类、受贿类犯罪,并在行贿类犯罪、受贿类犯罪之间设置大致对等的适用条件。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案件适用范围研究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四项特别程序之一,对该程序的案件适用范围的界定是研究该程序的前提,也是保障该程序良好运转的基础。目前,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应当仅指我国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包括贪污罪、受贿罪和行贿罪等,对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的范围不应当做出扩张解释,待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成熟之后再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和恐怖活动犯罪案件进行扩张解释。对"重大犯罪"的理解应当考虑当时的立法技术成熟条件,只有在立法技术成熟时才可以扩大"重大犯罪"的理解。此外,还应当对法律规定中的"逃匿"、"死亡"、"违法所得"、"涉案财产"、"可以"等细节规定做出正确的理解。在司法实践中,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适用并没有完全按照刑事诉讼     

贪污贿赂罪历史考稽与现实借鉴

我国 1 997年新刑法第八章规定了贪污贿赂罪 ,但贪污贿赂罪不是从来就有的。在我国中华法系发展的整个历史中 ,它的概念和立法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本文考察了贪污贿赂概念的历史由来及其立法的变迁 ,在总结前人打击贪污贿赂行为经验的基础上 ,笔者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更好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建议     

贪污贿赂犯罪死刑废除的刑法学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近年来,我国的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率呈上升趋势,说明死刑对于遏止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行为并非治本之策。无论是基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此类犯罪不适用死刑的通行做法,还是基于罪刑均衡原则、死刑的效益性原则、刑罚的人道主义精神进行分析,在我国都应该废除贪污贿赂犯罪死刑。与此同时,应建立一种与贪污贿赂犯罪相适应的、更合理有效的刑罚结构模式。     

浅谈唐律中不作为犯罪的几个问题

不作为犯罪是以消极的不作为形式触犯法律,应受刑法处罚的犯罪行为。唐律中虽然没有明确不作为犯罪的概念,但实际上规定了大量的不作为犯罪以严密法网,维护封建统治。同时,唐律不作为犯罪的规定呈现出法律泛道德化、义务主体多样性等特征,某些规定对推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完善我国计算机犯罪的刑事立法思考

由于我国计算机网络犯罪立法起步较晚,社会实践的丰富多彩越发彰显出刑事立法滞后.文章通过对我国立法现状分析,借鉴国外相关理论,指出我国计算机犯罪刑事立法规定的不足之处,对完善相关立法问题进行深入的法律思考.     

唐律中自首制度相关规定的探究及其借鉴意义

自首制度作为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广泛存在于不同国家和一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刑事立法中,在我国历史上,这一制度同样源远流长.唐律是中国法律史上的灿烂瑰宝,唐律的制订是系统和完善的,其中对于自首制度的规定对于我国现行自首制度的探究有着现实意义.从上文论述中可以看到,唐律中对自首制度的规定与现代刑法规定相比,有相似也有不同,有先进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我们应该以批判继承的态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贪污贿赂犯罪的社会原因初探

产生贪污贿赂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也有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监督不力的法律本身的问题。预防和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既要多管齐下,长期作战,更要完善法律机制,提高执法水平。     

论洗钱罪的立法完善

针对当前社会面临的形形色色贪污贿赂、走私、洗钱等经济犯罪,我国在立法上也逐步开始同世界接轨,先后制定了一些针对洗钱犯罪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但其中也显露出一些局限与不足。本文主要对洗钱罪的立法进行了考察,并对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行为方式、犯罪主体这几个争议颇大的问题进行了阐述和分析,以期对反洗钱的理论和实践产生借鉴作用。     

贪污贿赂犯罪的成因与对策

反腐败是目前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我国长期以来重点解决的问题.当前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越来越大,案犯的职务也越来越高,腐败犯罪已成为需要高度重视、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就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策性建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贪污贿赂犯罪滋生、蔓延的原因与对策研究

贪污贿赂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贪污贿赂犯罪的根本特征是犯罪行为的实施依附于权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存在着贪污贿赂犯罪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影响社会公共权力健康发展的因素很多。遏制贪污贿赂犯罪必须客观地、系统地研究贪污贿赂犯罪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原因,特别是应将贪污贿赂犯罪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研究,才能从根本上透视贪污贿赂犯罪现象,探求遏制贪污贿赂犯罪的对策,建立一套广泛的防范和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社会机制。     

中外洗钱犯罪比较研究

洗钱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复杂的高智商犯罪。而深入系统地研究、借鉴国际社会反洗钱犯罪立法的经验,进一步规范我国刑法洗钱罪的罪名体系;适当扩大洗钱罪的范围,将清洗贪污贿赂的行为纳入其中;增加规定"混合没收"的没收方式,完善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同时,加强金融监管和国际合作,建立国际司法协助,将有利于遏制洗钱犯罪。     

严而不密:对当前我国受贿犯罪法律规定的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七)》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七)>顺应社会发展,对提升刑法抗制犯罪的效能具有积极意义,但其第13条的颁行,暴露了当前我国受贿犯罪法律规定在犯罪主体、犯罪客观方面以及相关法律术语等存在的主要问题,使得实际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与立法初衷相差甚远.从立法指导思想、立法技术及传统思维方式上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并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呼吁尽快建立受贿犯罪罪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