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洛克和他的《十二个》

苏联现代诗人勃洛克,人们喜欢称之为“象征主义诗人”,这似乎已经成为定论。对于他的诗作《十二个》中出现的耶稣形象也众口一声:不正确,非革命,是勃洛克宗教救国思想的表现。其实,把勃洛克归入“受象征主义深刻影响的诗人”行列中去比较合适.《十二个》既然是受了象征主义影响,用了象征笔法。耶稣也是一个象征,它不等于宗教里的基督,而是“神圣的革命或革命的神圣”的意思,竟或说是革命领导者的象征。因而《十二个》是歌颂革命队伍的正确诗篇,不能说勃洛克“对革命本质的理解有不正确的方面”。     

关于勃洛克和他的抒情诗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勃洛克(1880—1921)是俄罗斯苏维埃的伟大诗人。今天,在苏联以及西欧,人们对他的诗越来越喜爱,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了。勃洛克对俄罗斯现代诗歌曾起了巨大作用。他的同代人,苏联最杰出的作家们,曾对他作出过正确的评价。早在1919年,高尔基就曾向一位文学爱好者说:“请相信勃洛克吧,上帝作证,他是真正的诗人,他是最勇敢最真诚的人。”在1921年,马雅可夫斯基也曾写道:“勃洛克的创作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诗歌时代,……他对当代诗歌曾给了巨大的影响。……勃洛克是为人们所热爱而永远不会被遗忘的诗人。”     

勃洛克及其长诗《十二个》浅议

亚历山大·勃洛克是十月革命后俄国诗坛的一颗巨星。长诗《十二个》是诗人创作的顶峰。它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欢迎,也遭到一些误解和非难,后一种情况在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好》发表以后更为突出,至今无多大变化。对此,我们想谈一点肤浅看法。(一)一个向着我们这边突进了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好》的第七章有一句很有名的诗:“勃洛克的俄罗斯正在沉没。”诗人这一观点得到不少人的赞同,如有人就认为马雅可夫斯基“艺术地再现了勃洛克内心的两重性。对于勃洛克来说革命是高兴的事,也是悲哀的事,因为勃洛克本人所属的那个世界正在革命的汪洋大海中沉没。”几十年来,已形成一种观点,即马雅可夫斯基是为新俄罗斯文化奋斗的勇士,勃洛克则是旧俄罗斯文化的象征。     

“天才——总是人民的”——勃洛克艺术生命的过去和现在

1980年,勃洛克诞辰一百周年之际,苏联《文学报》撰文指出:“……在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之后,我们以感激的心情,呼唤着勃洛克的名字。”然而,勃洛克生前已被认为“前面已经无路可走了,前面就是死。”①他死后,又作为“象征派”而接受“宣战”。只是在1956年才恢复了名誉。②他能以今天的面貌出现,是经过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实现的。从1898到1918年,勃洛克艰苦奋斗廿年,实现了艺术上的蜕变达到高峰,而高峰却使他陷于毁     

论《狂人日记》二题

《狂人日记》是经过了鲁迅独自的长期苦闷和探索之后,将久久蓄积的溶岩,作第一次火山喷发式的呐喊。按照作家所把握的深广的生活内蕴,它本可流成一条滚烫的岩浆长河——即使写长篇三部曲,也不一定包孕他富有的积累;但是鲁迅偏要以短篇体裁出之。这就形成了小说落笔前的规定情景:“厚积薄发”。这“厚”和“薄”的矛盾必然要求作品以浓缩铀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这规定情景又迫使鲁迅要按照内容的特殊需要,作相应的手法的选择。只要我们将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孔乙己》作整体比较,就能知道,鲁迅是按作品的内容来     

我们不能再“上当”了——关于鲁迅的讽刺理论及其他

<正> 在鲁迅研究中很多人常常谈到鲁迅的讽刺理论,并据此认为,鲁迅是一个善于讽刺的作家,讽刺是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例如,王瑶说:“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讽刺;特别是对一些否定人物的形象,他是常常给以无情的狙击的。”(《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文艺报》1956年20号)何家槐说:“第三,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在鲁迅小说中,也表现了他特有的讽刺天才和幽默风趣。象《彷徨》中的《肥皂》和《高老夫子》则简直可以称为讽刺作品。”(《鲁迅作品讲话》,长江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吴中杰、高云说:“沉郁的幽默和深刻的讽刺,是鲁迅小说艺术风     

鲁迅与俄苏文学比较研究述略

鲁迅一生极为关注俄国、苏联文学,不仅译介了大量俄、苏作家作品,并且其创作也明显地受到了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对于鲁迅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也以鲁迅与俄、苏文学的比较研究成绩最丰。还在1939年,罗荪就写了《苏联文艺的介绍者——鲁迅先生》一文。但最早出现的论述鲁迅与俄国作家关系的专文,当是赵景深的《鲁迅与柴霍夫》(发表于1929年6月)。这里,我们拟先将鲁迅与俄、苏文学关系的总体论述作一下评介,然后再分头介绍鲁迅与各个     

论《孔乙己》——鲁迅小说研究之一

《孔乙己》是鲁迅自己最喜欢的一篇作品。鲁迅的学生孙伏园曾回忆道:“我尝问鲁迅先生,在他所作的短篇小说里,他最喜欢那一篇。”“他答复我说是《孔乙己》。”(《鲁迅先生二三事·〈孔乙己〉》)当有日文杂志的编者向鲁迅索稿时,鲁迅自己曾将这篇小说译成日文;一九三二年,他还将《孔乙己》编入他的《自选集》里。这些,也都能说明鲁迅对《孔乙己》这篇作品的态度。的确,这是一篇具有惊人的艺术概括力的作品。鲁迅以简洁凝炼的线条,从容不迫的文字,勾勒出现实生活的生动画面,刻划     

人生·路·诗歌--勃洛克的生活与创作

勃洛克是20世纪享誉世界的俄国诗人,他既是俄国古典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又是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代宗师。勃洛克的诗歌探索之路分为三个阶段:神秘主义的“正题”阶段;怀疑主义的“反题”阶段;最后的“合题”阶段。处于每一阶段中心的,是关于祖国俄罗斯的诗歌。勃洛克的创作道路复杂而曲折,他把短暂的一生全部献给了诗歌创作。根据时间的先后,勃洛克的抒情诗编成三卷,全部诗作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在时间中展开的一部完整的作品,一个完整的三部曲—“人化的三部曲”,这是勃洛克人生历程和创作道路的反映。     

路易·勃朗主要历史著作述评

路易·勃朗,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十九世纪法国史学的发展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他的史学著述甚丰:关于法国大革命,他写了十二卷本的巨著《法国1789年革命史》;关于七月革命及七月王朝,他写了五卷本的《法国十年史(1830—1840)》,关于二月革命,他写了《社会主义·劳动权》、《向正直的人们呼吁》、《卢森堡宫的二月革命》、《二月革命史页》,《历史的辩驳》和《1848年法国革命史》(二卷本)等著作;此外,他还写了一部《英国十年史(1861—1871)》。今仅就他的《法国十年史(1830—1840)》、《法国1789年革命史》这两部主要历史著作,作一简略的述评。     

“拿来主义”的典范——论鲁迅与俄罗斯苏联文学

对于外国文学,鲁迅的主张归结为两个字:拿来!鲁迅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他在后期写了一篇文章,对“拿来主义”作了集中的全面的发挥,题目就叫《拿来主义》.在《拿来主义》中,鲁迅以一幢旧住宅作比喻,他说,“拿来主义”者不必探究这住宅是如何到旧主人之手的,而要大胆“占有”,对宅内的物件加以“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了.鲁迅,正是“拿来主义”的典范.二十卷《鲁迅全集》,后十卷全是翻译,闪耀着“拿来主义”的光辉.     

“竹内鲁迅”的周边

<正>“竹内鲁迅”即日本学者竹内好(1910—1977)阐释的鲁迅,代表性文本是竹内1944年出版的专著《鲁迅》(日本评论社)。《鲁迅》出版四十年之后,到了1980年代,日本另一位鲁迅研究名家丸山升(1931—2006)在其长文《日本的鲁迅研究》中还说:“这是一本时至今日仍被称为‘竹内鲁迅’的对其后的鲁迅研究起着决定性影响的著作。”     

日本学者竹内好论鲁迅的作品

<正> 在日本的鲁迅研究者当中,竹内好先生(1908——1977)影响是极大的。他在一九四三年写了一本专著《鲁迅》,一九四四年由日本评论社作为《东洋思想丛书》之一出版,后又改为创元文库版和未来社版多次再版发行。仅以未来社版为例,自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七七年,就印刷发行了十五次。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对这著作的重视。自四十年代起,他的鲁迅研究就在日本获得了“竹内鲁迅”的赞誉。这也可见其巨大影响之一端。竹内好的这部《鲁迅》被认为是“竹内好关于鲁迅研究,的一部具有总括性、开创性和代表性的著作”(见陈漱渝:《国外鲁迅研究状况》、《批评家》八六年第二期),涉及到鲁迅的传记、思想、作品以及鲁迅对政治与文学的看法等一系列问题,内容十分丰富。本文只打算把这部著作中《关于作品》一章的主要内容介绍一下,供研究鲁迅的同志们参考。     

沈从文文论及书信中的鲁迅

鲁迅和沈从文的关系是学界时有争议的问题。建国前沈从文对鲁迅的文学成就在《鲁迅的战斗》、《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学鲁迅》等多篇文论中都有论述,认为鲁迅作品中具有他认为构成经典文本重要内容的"人生可悯"的情感因素;盛赞鲁迅"对工作的诚恳,对人的诚恳,一切素朴无华性格,尤足为后来者示范取法",对鲁迅为文为人的高度评价体现出对鲁迅的逐步接受。建国后改业从事文物研究的沈从文在他的大量书信中多次提到鲁迅。富有意味的是,他人生的后40年在书信中提及鲁迅时多隐含讽刺,鲜有溢美之词,而是体现出一种疏离:表现出一种复杂难解的矛盾。     

解读鲁迅的“呐喊”

北大教授严家炎曾说 :“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 ,又在鲁迅手中成熟 ,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① 作为中国现代小说艺术高峰的短篇小说集《呐喊》 ,收了鲁迅 1 91 8— 1 92 2年所写的 1 4篇小说 (出版时收入 1 5篇 ,1 930年 1月第一次印刷时抽出了《不周山》一篇 ) ,鲁迅把这个集子题作《呐喊》。《呐喊》的问世绝非偶然 ,而是他的思想里程发展的结晶。要想真正理解“鲁迅的呐喊” ,就必须从鲁迅的“美好思想———理想破灭后的寂寞———受新文化鼓舞而呐喊”这三个方面入手。一、鲁迅的美好思想的变迁(一 )第一个理想 :离…     

鲁迅研究七十年(下)

(四)鲁迅研究的丰收时期 (1949—196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反动统治被推翻,鲁迅研究的政治障碍被排除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鲁迅的光辉论述广泛传播,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鲁迅研究工作极为重视:于是鲁迅研究进入了全面丰收时期。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鲁迅研究列入了国家建设日程。国家出版机构有计划地搜集、整理、出版鲁迅著作,如10卷本《鲁迅全集》(组织鲁迅研究专家作了详细注释)、《鲁迅译文集》、《鲁迅手稿选》等等。国家拨款在北京、     

谈王瑶的鲁迅研究

王瑶(1914—1989)是著述宏富的新文学史家。他在鲁迅研究方面也投入了很大精力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就使他不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成为鲁迅研究这一门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王瑶即出版了《鲁迅与中国文学》一书。1982年陕西人民出版社曾予重印,并加入了作者在三十年代写的《悼鲁迅先生》、《盖棺论定》两文,作为附录。《鲁迅与中国文学》全书共收录了5篇文章,其中以《鲁迅对于中国文学遗产的态度和他所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以下简称《影响》)、《鲁迅和中国新文学的成长》(以下     

读《复仇》

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过:“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是鲁迅早期思想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对当时社会的这一病态现象,鲁迅是深恶痛绝的,曾在不少作品中给以愤怒的揭露和严厉的批判。就在写作本文的前一年,他还这样尖锐地指     

地满星 叶永蓁:文学史上的小小少年

正01叶永蓁把这部名为《茵茵》的小说初稿寄给了鲁迅,原来满是情爱的稿子在鲁迅的修改意见下成为小小青年社会苦闷的呈现,改名《小小十年》,由鲁迅写《小引》,春潮书局发行单行本,叶永蓁自绘封面和十二幅插图,风行一时。1929年5月3日,鲁迅日记里首次出现叶永蓁的名字:"寄还陈瑛及叶永蓁稿并复信。"此稿即是小说《小小十年》。此后短短两月,鲁迅先生为其校改书稿、介绍出版、作《小引》,频频与叶永蓁来往。     

鲁迅与沈从文

鲁迅与沈从文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书信往来。但从鲁迅的作品、书信和沈从文的文章中,我们发现,他们互有谈及的地方,从中可以了解鲁迅对沈从文的看法和沈从文对鲁迅的态度。 一九二四年,当沈从文在北京以休芸芸的笔名登上文坛时,中国文化新军的英勇旗手鲁迅正在北京战斗。次年七月十二日,鲁迅在给钱玄同的信中首次提到沈从文,说:“这一期《国语周刊》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鲁迅书信集》第七一页)当时,沈从文正在贫困中挣扎,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用各种笔名写稿,鲁迅说他“玩各种玩意儿”,显然含有贬意。据陈漱渝在《鲁迅与丁玲》(一九八一年二月八日《湖南日报》)一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