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灾异预言略论(下)

三、灾异预言的特点东汉王充曾指出《左传》“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反”o、晋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序》言“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唐赵匡也说《左传》“浅于公谷，诬谬实繁”，他们对《左传》“怪”、“诬”、“诬谬”的评价，不仅仅是因为《左传》中记载了许多灾异现象，可能也与《左传》灾异预言以下几个特点有关。准确性《左传》作者笔下的灾异预言多数灵验若合符契。无论是星象的异变，还是人世的怪物，所据以作出的预言大多或先或后地得到验证。虽然与《左传》其他预言一样，灾异预言也有本应验的例子，（如襄公二十八年“…     

论《左传》的长篇叙事文学特征

《左传》在记叙春秋历史时采用了长篇叙事文学的结构。这种叙事特征的形成,是由春秋社会。思想文化和春秋社会历史特点所决定,在全书中通过连续记叙相关史实、纵向展示公卿家族命运、描写预言与灾异、记录人物谈话和书信等方式表现出来,对后世叙事文学有较大影响。     

从《左传》中的预言看其成书年代

《左传》中记载了很多当时的占卜和预言。本文认为，《左传》的作者记载这些预言，本意是渲染预言者的高明和占卜的灵验，因此作者实际上是看到了这些预言和占卜的实际结果。《左传》应该成书于发生这些实际结果之后，而《左传》中几个没有应验的预言，则是因为作者没有看到这些预言的实际结果。这样，便可根据书中的预言、占卜的验与不验来大致判断《左传》的成书年代。     

《易林》所引《左传》灾异林辞考述

<易林>与<左传>之时代相隔遥远,性质截然不同,但两者均涉及到灾异.<易林>原为占筮之作,其作者本长于灾变之说.于是,<易林>对<左传>灾异大加引用便不难理解.在考述<易林>所引<左传>灾异林辞的基础上,分析了作者援引<左传>、畅谈灾异的深刻的社会根源.     

略论《左传》中行人与行辞令

《左传》是我国古代一部伟大的历史名著,也是一部优秀的历史散文杰作。唐人刘知几《史通》对《左传》评价说:“著作罕闻,古今卓绝。”《左传》记事详备,文采华赡,在文学方面有巨大的价值。我国文学史家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认为,《左传》是一部承上启下的著作。《左传》作者善于通过故事情节、人物言行记述历史事件,描写历史人物。     

从《左传》灾异、占卜、战争记载看兵家阴阳思想

阴阳思想在《左传》记载的灾异、占卜、战争活动中有自然灾害、医学、天人感应等表现形态,对于兵家阴阳思想发展历史有着重要意义。     

《左传》与《史记》中齐国田氏家族史料之比较

《左传》和《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都记载了田氏代齐事件，但所用史料几乎完全不同，可以互为注脚。《左传》作者意在揭示遵“礼”爱“民”必兴，僭“礼”失“民”必亡，兴者必遵“礼”爱“民”，亡者必僭“礼”失“民”这两个结论，而以田氏家族史料为其例证之一。《左传》集中选择田氏遵“礼”、得“民”的史料，并记录他人预言以证“礼”“民”与田氏代齐之因果关系，但对田氏遵礼得民以外的史料几乎无记载，忽略了叙事的连贯性，并因预言过多使史料真实性受到质疑。《史记》则注重“通古今之变”之“通”，对田氏家族的发展叙述得很连贯，但对人物活动、语言记载很简略。《史记》没有保存美化田氏的预言，使它在读者印象中更加真实可信。     

论《尚书·周书·秦誓》与《左传·秦晋崤之战》人物语言记载风格之异

对于《秦晋殽之战》的人物语言,不同的典籍对其分析各有不同。当我们翻阅两部成书年代相隔并不遥远的先秦历史典籍《尚书》和《左传》关于这场战役的记载时,却会读到关于人物语言的风格迥异的记载。为此,本文试图从《尚书.周书.秦誓》和《左传.僖公三十二、三十三年》中关于"秦晋崤之战"中人物语言的不同点入手,对这一现象做进一步研究。     

论《左传》中的预言

《左传》一书中有相当多的预言内容,过去学者对它虽曾有研究,但多有笼统化的倾向。只是大致地把它当成《左传》作者的迷信思想的反映,没有看到这其中其实有着史笔春秋,它反映出当时人的一种生活观念和处世原则。具体说来,《左传》中的预言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可以分成君子预言和谶谣两类,它们对后人的思想与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后,从文学的角度讲,预言增加了《左传》的趣味性与可读性。     

论《史记》的人物描写

对历史人物的思想风貌和性格特征进行描写、刻划,并非自《史记》始。在司马迁以前的先秦时代,《国语》、《左传》、《战国策》中已作过多方面的尝试,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但这种尝试毕竟还带有片断和分散的特点,事中顺带地被描绘的。梁启超所说“藉史以传人”的特点,用来说明司马迁以前的人物描写,恐怕也正适合。有意识地为历史人物作传,重视在描述历史人物的活动中刻划他们的性格特征,将其面     

《左传》人物描写艺木美初探

<正> 春秋编年体历史巨著《左传》,记载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255年间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各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其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军事行动480多起,朝聘会盟450多次,凡有可资借鉴者,无不载之以详。特别引人注目者,它在“纪实”的前提下,对某些历史事件不是只记其前因后果,而是作了曲折生动的描绘,对所写社会生活,不是只作简单的、平面的现象罗列,而是由纷繁多姿的人物活动自身来显示,塑造了千姿百态的人物群像,全书有真名实姓者近3000人,其中数以百计的人显示了一定的个性,有几十个人物的形象尤其鲜明。本文拟从《左传》人物描写艺术美方面略陈管见,作一初步探析。     

《左传》之作者及其他

在《左传》的研究中,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左传》的作者及其时代的问题。这个问题,千多年来,人们争论不休,没有定论;现代很多专家也作了许多探讨,但还没有一个人们共同信服的结论。 关于《左传》的作者,唐以前,人们都信从司马迁的说法:《左传》是左丘明所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段话,文意清楚,明白无疑,司马迁肯定《左传》作者是左丘明。 关于左丘明的事迹,历史记载很少,可见的资料在《论语》中只有一条:“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论《史记》对《左传》预叙的扬弃

《史记》预叙（预言叙述）乃扬弃《左传》而来,采用两种方法：神秘预叙和理性预叙。《左传》预叙时,将二者结合,围绕各类历史事件展开;《史记》则将二者分开,用于单个人物传记。但《史记》预叙又有所变化：神秘预叙主要用相术、异象、观气等方法;理性预叙则通过人物行为的描述,展示其性格,与其结局相合,体现性格即命运的规律。经司马迁改革,后代叙述模式为之一新。     

论《左传》中的人事预言

预言是人类凭借自身的经验与已有的认识能力,对将要出现的现象和将要发生的事件做出合理的预计、判断,是基于一定的认识能力上的思维活动.<左传>一书记载了大量人事预言材料,可以分为:行为预言、言语预言和神态预言三类.<左传>中的人事预言体现出了独特的预言依据和思维逻辑,包含了许多历史和人生经验的总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左传>人事预言的内容、特点是由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所决定,在人类思维发展历史的长河中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徐中舒《左传》学论析

徐中舒在系统考察西汉时代《左传》流传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申论了作为古文一系的《左传》之可信,有力批驳了晚清以来今文经学家刘歆伪造《左传》的谬说。在经学史学化的影响下,徐氏发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以《春秋》、《左传》为史,其意义不仅在于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经学传统下的《左传》经史之争,同时也为新的学术背景下,回归原典《左传》学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徐氏由此重新考察《左传》与《春秋》、《国语》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徐氏根据《左传》所用有别于《春秋》周正的夏正和《左传》中预言资料推测,《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其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1年之间,《左传》的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弟子,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假说。徐氏的某些推论得到了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春秋事语》和湖南慈利楚简《国语·吴语》的印证,结论的科学性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此同时,徐氏《左传》学的学术价值亦在长期的学术争鸣中日渐得到彰显。     

论陆贾春秋学及其文学意义

陆贾对汉朝政治和文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陆贾与春秋学渊源极深，此秘首为清季戴彦升所发覆。陆贾为汉初谷梁家，其《春秋》遗说主要保存在《新语》里。陆贾述事多用《谷梁传》和《左传》，称义则多用《谷梁传》。陆贾《楚汉春秋》是汉代第一部春秋学著作，它不仅开创了汉代私人修撰当代史的先例，而且绍承孔子修《春秋》的宗旨，用以史明义的方式介入当代政治，促进了汉代春秋学著述的兴起。陆贾首开以《春秋》灾异说政事之风。自此而后，以《春秋》灾异说政事遂成为汉代政论的一大特色。     

论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与演变

先秦历史散文的代表著作主要有《尚书》《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尚书》主要记言,奠定了我国记言体历史散文的基本范式;文章体式多样,标志着文体的区别已开始形成。《春秋》专门记事,构建了历史著作叙事的基本规范。叙事注重艺术性,表现出次序井然,条理清晰,语言精炼准确的特点。《国语》亦以记言为主,但其所记已不再是《尚书》式的＂古之号令＂,而主要是历史人物针对当时的具体事件所生发的议论,并且不乏精彩的叙事篇章。其叙事之文,大都具有记叙散文的基本要素,具有生动曲折的情节并富有戏剧色彩。《左传》直接继承《春秋》,其最大进步就在于叙事完整,并且创造性地运用了一系列叙事方法,具有高超的叙事艺术。所记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与《尚书》《国语》相比艺术水平亦有了更大进步。《战国策》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历史散文,其最大的进步,不仅在于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记叙历史的新格局,注重刻画人物形象,而且记言之文也表现出结构严谨,说理充分,长于铺陈,好用夸饰之语,喜用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段等特点。     

化深奥为浅显 熔注译评于一炉——读王守谦先生的《左传选译注》

《左传》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成就很高的文学著作。它不仅论述了春秋前期二百五十余年间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方面的历史,而且在历史事件的叙述、环境的描写、人物的刻画、语言的运用等方面都独具匠心。它把历史人物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既准确、清晰地记述了历史事件,又生动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而对后世的史学、文学创作都发生了巨大影响。《左传》成书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对它进行研究、注释的,代不乏人。有关《左传》研究的书可以说汗牛充栋。     

刘知几论《左传》

刘知几不以《左传》名家,却对《左传》研究做出了突出成绩。《史通》中不少篇章论及《左传》,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刘知几把《左传》从经学纳入史学的范围,开拓了《左传》研究的新视野,在历史观念、史书体裁与编撰、叙事与语言诸方面都对《左传》作了相当精粹的论阐,改变了过去专从微言大义评衡三传的传统习惯,树立了新的评衡标准和方法,对唐以后的《春秋》经传学的研究有不小影响。     

《左传》“声”谥考析

《左传》中以＂不生其国＂阐释所有＂声＂谥人物,明显不妥。本文以＂闻其谥,知其行＂为出发点,通过对《左传》所载＂声＂谥者行迹的分析,认为除《逸周书.谥法解》所释外,还应该有＂声名远播＂和＂有声无实＂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