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煜到苏轼——“士大夫词”的承继与自觉

李煜后期的词作“感慨遂深”,与前期词作的绮靡香艳绝不类同,在词史上第一次“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这一开创性的贡献直到苏轼的出现才真正得到了自觉的继承。从李煜突变性的开创,到宋初诸人有意无意地渐变,再到苏轼明确地自觉,“士大夫之词”在各种内因外因的作用下完成了它演进确立的过程。而李煜和苏轼,则是千年词史上两个重要的关节点。     

论唐宋词的心理描写──兼论苏轼词作的情感流程

论唐宋词的心理描写──兼论苏轼词作的情感流程杨海涛“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①深究之，词家并非着意于“通常叙事、写景、议论、抒情，也并非修饰词藻之美，而是言内心情操，心绪波动，心弦感触，注重开掘人的精神世界...     

苏轼判杭词研究

东坡词作开创之功,世所公认,其影响后世之深远,亦为可叹。苏轼通判杭州期间,创作了其词作生涯中的早期作品。学界对这类判杭词的研究,多不为重视。本文试从苏轼判杭词创作概貌、原因、意义等方面予以分析。揭示此类判杭词具有应歌体的浅近体式以及蕴涵的一些笔意深折的政治情怀,为后来苏轼革新词风提高词品、指出向上一路,奠定了基础。     

自由之歌──论苏轼词的本质内核

围绕苏轼词作的本质内核,第一部分分析了苏轼人生体验的三个层次：对人生自由的表层体验,以入世法寻求自由,现实中无法实现;在矛盾中寻求自由的精神家园,展示了苏轼对人生自由的探索过程;只有做到物我双忘,才能实现心灵超越和精神自由．文章分析了追求人生自由调的意义,它来自时代又超越时代,反映了人类追求自由的心路历程．第二部分从对“以诗为调”和苏词风格的辨析中,阐述了苏轼词的基本艺术特征：自由．从而将“人”、“文”统一于“自由”这一基点。     

论张先对苏轼词创作产生影响的基础

北宋初期词人张先以其丰富而颇具革新意义的词体创作成为一代名家,影响了当时和其后的词坛,尤其是其词作中表现出来的“以诗为词”倾向,直接影响了苏轼的词体创作。从环境、组织、创作、个性等四个方面来论述张先对苏轼词创作产生影响的基础。     

弦外听音，明辨深意——以“朱颜改”指代为例兼评李煜词

李煜的词以北宋灭南唐为界,分前后两阶段,尤以后期词在素材的选择和感情的抒发上臻于高超水准,使之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是李煜后期词的代表作,古来品评颇多,对内容、特点之理解见仁见智。本文试以“朱颜改”为例论之,阐释读词辨意之要旨,兼议该词词作特点和社会意义。     

苏轼“以诗为词”内因说——兼论苏辛之别的一个问题

词得天独厚地具有一种传达其他文体所不易传达的幽微窈眇、忱挚深婉的情感之功能。因而,欲采用此种文体进行创作,就必须具备一种与之特性相吻合的悱恻幽约的情思与细微缠缥的个性。而苏轼豁达开朗、潇洒超旷的性格气质则刚好与之相悖,这也就是其“以诗为词”、改变传统词风的内部原因。辛弃疾虽与苏轼同被归为“豪放派”,但其在磊落慷慨的个性中又含有沉郁蕴藉的一面,因而与词体相契合,此乃苏、辛之别的关键所在。     

从《满庭芳》《雨霖铃》看秦柳词风之异同

文学史上称秦观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但他的词风却大异于苏轼,而以婉约著称。黄升《花庵词选》记载,苏轼言秦少游学柳永作词,并戏之曰:“‘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可见秦柳词风很相近。下边我们从《满庭芳》、《雨霖铃》来管窥同属婉约派的秦柳词风之异同(词作略)。 秦观的《满庭芳》写的是与情人离别之绪。开篇三句写别时所见所闻,点出了时     

江西诗派前期诗人词作略论

本文分析考察了宋江西诗派前期诗人的词作,认为他们由于受到困顿生活、豁达性格、交游苏轼及诗派理论等诸多方面的影响,词学观和词作风格都呈现新的面貌,词作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给词学带来了一些变革,成为宋代词坛上一个颇具特色的词人群体。     

从郑文焯前后期词之变化看晚清“以学入词”现象

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的郑文焯前期词作清丽秀逸;而后期词作则多为以长序为表现形式的词学词和考证词,借词为词学阐释之载体,以词序为考证背景的叙事工具,是晚清"以学入词"现象的一个范例.     

《离骚》“内美”与屈原的美学思想

“内美”是窥见屈原美学思想的重要窗口。《离骚》“内美”在内容上是蕴含楚国民族精神之“义”的内化,当其外化为行为方式后即表现为“中正”人格。“中正”是真、善合一的形式美概念,但其本质是美真统一,从而与儒、道美学形成根本对立。     

“诗”与“乐”的相对运动——中国诗歌史别解

苏轼以来,人们只是津津乐道于"诗画"关系;对于中国诗歌史,又习惯于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进行描述。其实,诗歌和音乐之间的关系更为久远、更为本质。由"诗乐"关系来审视,可以有效地揭示出中国诗歌嬗变的内在原因。具体而言,在最初的《诗经》时期,"诗"与"乐"混为一体;到《楚辞》阶段,"诗"开始独立,必然分离于"乐",但它为了自身的审美价值,又须以"乐"附丽之,以吟咏的音乐美来增强其审美效果;至魏晋以降,这种审美追求的进一步加强就导致"诗"的声律化;再往后,"诗"继续进化,就必然地由口头吟咏的声律之美而渐至于内部的意蕴之美,"乐"入于其内而化为其质,"诗"的深层具备了音乐效应,实现了乐化,在最大程度上表现了音乐效应。由四言而骚而古而律而词,其必然性正在于此。     

市民的智慧与困境:论苏青的创作

苏青的写作,带有浓厚的市民文化气息,且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职员阶层所特有的。完全从女性主义理论出发来诠释苏青作品,会遇到多重迷雾。苏青的女性主义与市民文化形成同构关系,女性视角的市民职员写作,则基本可以概括苏青的气质,并较全面合理地理解其作品。苏青基于市民职员视角的创作在40年代的中国文坛,既有新文学上的进步意义,又天然具有强烈的保守倾向。苏青其人其作,命运之多舛,盖由于此也。     

定州《论语》分章考

河北定县八角廊汉简《论语》之性质约有二说,李学勤先生以其为《齐论》,刘来成、单承彬先生则认为是《鲁论》。实际上,王素先生已经指出,由于郑氏注本以及传本或今本都是融合本,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齐论》和《鲁论》,根据这种比较是无法确定简本《论语》的性质的。王素先生认为简本分章一般较今本为少,从而否定简本为《齐论》说。但考今本章数,三十章以上凡六篇,而简本虽已残缺,其残存的十枚章数简高于三十章者即有五简,简本最高章数四十七章也高于《集解》本最高章数四十四章。因此,王素先生根据古书《齐论》章数多于《鲁论》的记载所判定的简本和今本《论语》归属,恰恰是南辕北辙。有学者认为汉代《论语》文本的出现都是在《古论》发现之后,本文不能赞同。武帝时经学出现由齐转鲁的倾向,以《鲁论》为主,融合《齐论》的文本应在张禹之前就已出现。因此,八角廊汉简《论语》很可能是与古、齐、鲁三家《论语》并行而内容互有同异的一种文本。     

略论温庭筠词景色意象

温庭筠擅用"禽鱼草木"之类自然的景色意象,创构出窈深幽约的词境。温词景色意象的创造特性在于:首先,以容观态度描摩旖旎动人的春天景致,使意象中充满绮丽的色彩美感;其次,善用从傍晚到拂晓的夜景衬托闺怨,增添意象的朦胧美感和凄恻幽约的特质;复次,常常于具象和抽象的巧妙转换之间创造意象,这也使温词某些景色意象富有空灵之美。     

“美的规律”的审美之维

对“美的规律”内涵的认识,虽然意见纷纭,但是总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争论各方都把“美”理解为美的事物,从美的事物出发探求美之为美的规律。马克思提出的“美的规律”是一种生产中的规律,是一种关系规律。它不但包含美的事物的规律,还包含主体审美的规律。由此,“美的规律”的审美之维是一种必要的维度。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人的本质力量是人的创造能力的总和。作为与真、善相并列的美,对应的本质力量是判断力。只有找到了人创造美相对应的本质力量,“美的规律”才有了真正的存在基础,对“美的规律”内涵的研究才能取得豁然开朗的效果。     

视觉语言符号表征下的“荒诞”——对达利的《达利与骨骼》的符号解读

本文运用英国社会文化理论批评家斯图尔特.霍尔的表征理论,以达利的《达利与骨骼》为例,解读视觉语言符号意指实践下的“荒诞”。得出视觉语言符号创设了一种“荒诞”的空间类型,打破了传统“美”的观念;视觉语言用符号意指实践了“荒诞”的非理性特征,勾画了现代人的文化意识;视觉符号阐明了“荒诞”世界中的主体特点,拓展意义多重解读的空间的表征结论。     

试论钢琴演奏艺术中的“气”与“韵”

“气”是天地万物生成的本源;“韵”是清远淡雅,而余味无穷的美。在钢琴演奏中,音乐因“气”而富于内在生命,由“韵”而富于外在的意蕴,在钢琴教学中,把“气韵”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定能使学生的演奏产生质的变化和飞跃。     

《世说新语》中的“清”范畴

"清"字在《世说新语》中出现八十多次,它既有道德内涵,更富有审美意味。作为审美范畴,"清"形成于魏晋人物品藻,它包含"雅"、"远"、"简"三层内涵。对人格之"清"和自然之"清"的赞叹,润濡了六朝以清真自然为美的审美情趣。理解《世说新语》中的"清"范畴,是理解六朝美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美学的一把钥匙。     

论苏轼的为师之道——以李廌为例

李廌是特殊而另类的苏门弟子,在性格、修养方面存在严重缺陷。苏轼处之以情,导之以理,守之以法,以仁者的宽厚风范、智者的严正做法,完美地诠释了为人、为师之道,对今天的教育工作者无疑具有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