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费孝通教授学术研究六十年 致费孝通教授的贺信

尊敬的费孝通教授尊敬的与会各位代表: 值此庆祝费孝通教授从事学术研究60年之际,我以万分激动与敬爱之情,谨代表中央民族大学各族师生,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费孝通教授致以崇高的敬礼和最热烈的祝贺！预祝费孝通教授从事学术研究6O年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 费孝通教授从江村调查开始,至今已60年。以江村调查为依据撰著的《江村经济》,被费孝通教授的导师马林诺斯基教授称许为“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是“社会学的中国学派”一个良好的开端。60年来,《江村经济》一直被国际社会学、人类学界奉为经典之作,可见费孝通教授数十年学术研究起点之高。     

费孝通教授学术研究六十年欢聚会掠影

费孝通教授在学术研◆究六十年欢聚会上讲话。右一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右三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一费孝通教授学术研究 六十年欢聚会主席台 全景。中央民族大学陈连开教授在◆“中国文化对世界未来发展的贡献学术讨论会暨庆贺费孝通教授学术研究六十年”大会上作学术报告。..一中央民族大学宋蜀华教授在“中 国文化对世界未来发展的贡献学 术讨论会暨庆贺费孝通教授学术 研究六十年”大会上作学术报告。..一费孝通教授在“1990年民族研究 学术研讨会”上作《中华民族研 究新探索》的报告。费孝通教授 左为申共中央统战部顾…     

费孝通教授学术研究六十周年庆祝活动在江苏吴江市举行

享誉国内外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民族大学名誉校长费孝通教授,自1936年江村调查,至今已60周年。9月18日至21日,在费孝通教授的家乡吴江市举行了热烈而隆重的庆祝活动。参加这次庆祝活动的有来自海内外的学者200余人。 整个活动分两个阶段,18～19日举行“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60周年欢聚会”。中央统战部刘延东副部长代表中央统战部讲话,国家教委社科司奚广信宣读了国家教委的贺信并代表社科司讲话,对费孝通教授的学术成就以及这些成就对中国社会进步与现代化及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推进作用作了极高的评价。     

六十年后的欢聚、回顾与展望——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60周年欢聚会和学术研讨会纪要

六十年后的欢聚、回顾与展望——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６０周年欢聚会和学术研讨会纪要一位学者在一个村子里持续进行了６０年的调查，不仅跟踪描述村民的生产与生活，更将其作为一个样本，作为中国农村社会的一种样子或类型来透视中国社会生活的发展与变迁，无论在社会学还...     

闻一多与葛兰言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比较

中国现代诗人、学者闻一多和法国汉学家葛兰言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方法都涉及文化人类学、民族学,但是两位学者并未依附于某种已有理论,而是以文化人类学为研究视角,反思中西话语对文明与野蛮的建构。闻一多对中国"神话与诗"的主位阐释与作为"他者"的葛兰言的"中国文明"研究存在诸多相通之处,然而前者的民族自我表述常陷入现代性和民族性的矛盾之中,这一特质在与西方学者的比较中更易显露出来。     

费孝通江村调查60年的启示

1996年秋，中外专家学者近200人汇集吴江，参加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60周年欢聚会暨学术研讨会。与会人士对费老江村调查60年给予了高度评价：一位学者在一个村子里持续进行了60年的调查，不仅跟踪描述村民的生产与生活，而且更将其作为一个样本，作为中国农村社会的一种类型来透视中国社会生活的发展与变迁，这无论在社会学还是人类学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启示之一：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大有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也是一个民族文化水…     

论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中的工作性

费孝通先生修炼学问的“内功”,在新中国民族研究工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关注现实问题,致力于少数民族的发展研究,发现、提出多元一体格局、文化自觉、文化资源三大创新理论。费孝通是特殊的历史机遇造就出来的一位大学者,“社会科学的应用与中国现代化”是他平生学术研究的主题;实践以了解中国和推动中国进步为目的的中国式应用人类学,是他的一生追求。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有一个不断适应的“文化自觉”的过程。费孝通的“工作性”给我们的启示应当是:所谓“纯学术”未必是学者的真经,人类学、民族学的前程“贵在应用”。     

徜徉在诗国的东方学家张鸿年

世人“一窝蜂”向西方倒了,东方未免过於寂寞,但寂寞也催人奋起,使人有所作为。这位出生在张姓郡望的地地道道的”张家人”,是获得“阿夫沙尔奖”的目前唯一一位中国学者他,修长的身躯,伟岸在我的面前。我有过20年的学校教育,但充其量只能做他的一个学生。他分明是一位有影响的学者,却发自内心地说：“不,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员。”刀世纪以来,世人“一窝蜂”地向西方文化倾倒,千年东方,曾几度辉煌,但在这个时候,未免过於寂寞了。不少中国学者,谈起英、美来,头头是这;但说到东方,却连阿拉伯、波斯文化的区别也知之甚少。我…     

中国零售学术研究学习吸收期的历史回顾(1978—2000年)——中国零售学术研究40年发展历史回顾之一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零售学术研究发展的演化过程可以分为学习吸收和理论创新两大阶段.对学习吸收阶段的中国零售学术发展历史进行了回顾,得到如下结论:(1)在学习引进阶段,主要是引进东欧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零售发展经验,探索中国的零售发展道路;采用经验主义的描述性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的理论创新极少;学者主要分布于非重点的财经院校和政府部门的相关机构,很少具有博士学位和西方国家留学经历.(2)在消化吸收阶段,主要是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环境下的零售业发展经验,探索本土的零售发展模式;仍然采用经验主义的描述性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关注正确理解西方和中国零售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理论创新性很少;学者仍然主要分布于非重点的财经院校和政府部门的相关机构,不过近30%的具有博士学位,近20%的具有西方国家访问学者的经历.最后,对这一时期的中国零售学术发展进行了总结和评价.     

“社会研究”的魅力——以费孝通为中心

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学虽为输自欧美的舶来品,但从晚清民国时期开始,在如何消解西方社会学、读懂中国社会的问题上,包括费孝通在内的多位社会学家大力提倡社会学本土化。费孝通从"差序格局"、宗教、皇权与绅权等方面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做出富有新意的解读。他关于"小城镇"的研究,开辟出一条有别于欧美城市化进程的独特的道路。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大师级学者的谱系,这一谱系对于任何一位后来的研究者来说都是一笔无价的宝贵财富。通过对费老"发现中国"之旅的考察,我们从中可以寻找并深刻地体悟到"社会研究"独有的魅力。     

关于创建民族文化学的构想

文化学在西方,在苏联,在中国,都已成“热门”学科。“文化科学”一词,最早是德国学者列维·皮格亨在1838年提出的,他主张对文化进行专门研究,以建立一门专门的学科。后来,另一位德国学者克莱姆写了一本《普遍文化学》(1854年),英国学者泰勒写了一本《原始文化》(1871年),进一步巩固了文化学的学科地位。泰勒是著名的文化学家,也就是文化人类学家。此后,人类文化就成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许多西方学者把文化学与文化人类学合二而一,名称不同,本质一致。现代,文化人类学家又把“文化学”突出出来,     

王岳川教授:从后现代性研究到中国文化输出

作为一位从事西方当代文论和中西文艺美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始终坚持人文学者的学术使命感和思想前沿性。他的许多研究中西文化的学术著作在国内学界都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尤其是近十年来,他致力于全球化语境中本土思想价值的重建,第一个提出"发现东方和中国文化输出"的理论,不仅具有推进新世纪中国学术世界性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中国人文学者参与未来人类建设的深邃思考。     

大国崛起需要"大文化"守正创新——王岳川教授文化访谈录(之二)

当东方精神与西方精神成为人类共同支柱的时候,精神领头羊的地位才能真正决定中国的大国地位.当今世界正发生着巨大变革,文化思想在国际关系中的价值日益明显.大国都要学会通过新的权力资源,即软实力,来实现其目标:增进相互依存、参与国际体系、共享人类文化.汉字文化圈秉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感悟和精神气质,"发现东方"是一种理念,是请西方人看看"差异性文化".并尊重差异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输出"是"发现东方"的最重要的部分,是其理论精神的具体实践路径.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重要维度是思想创新.这是当代中国一个前沿学术问题,也是我们重释传统中国思想经典的现实需求与内在动力,所以要提倡学者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批判当代中国流行的"文化失败主义".中国当代的许多问题,根源在于文化断裂和断层,因此"大文化眼光"至关重要."文化输出"应该与"文化创新"并行.超越这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线性时间逻辑,坚持整体体系创新逻辑.     

中国文化资源的现代性之维——“文化资源与中国现代性”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现代性起源于西方世界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现代性就是西方的文化专利。“西方性”只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在中国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存在着诸多或隐或显的现代性因素。如何识别和发掘这些文化资源以培育和提升中国现代性 ,就成为一个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价值的重大学术问题。2 0 0 4年 7月 7— 9日 ,由清华大学哲学系、波士顿大学哲学系和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合办的“文化资源与中国现代性”国际学术会议在清华大学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哈佛大学等的2 0多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文化资源与中国现代性”这一主题…     

试说费孝通的历史功能论

在民族学、社会学研究中,功能论的重点在于把文化视为一个整体。然而在西方功能论者的观念中,这一整体是平面的。费孝通先生认为应把它转换为垂直的,即加入历史的因素。经过费孝通先生这一转化并融入中国文化的洗礼,功能论在包容度和诠释力方面同时得到了增厚与加强,成为“历史功能论”。另外,他通过“文化自觉”提出的“和而不同”观点,也已成为解决当今世界纷扰的重要方法。     

异步共踵:清末民初统计学著作的译述与编写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统计学,是从西方移植来的。在晚清西学东渐浪潮的推动下,翻译来的统计学著作主要包括两类:一是从印欧语系直接翻译而来的各国统计年鉴;二是从日本转译而来的日本学者译著的统计学著作,日本学者将英语statistic音译为tokei,或译作政表、表记、制表或作综计,该词而后由日本辗转传入中国。日本统计学译本的翻译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统计学的发轫。在译介西方统计学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开始探索编著各种统计学讲义,以适用于新式学堂的教学之用。早期的知识精英们对西方现代统计知识的认知与接受,并非是简单的他者渗入与移植,而是一场由西方文化传播者与本土接受者共同参与的复杂的在地化知识生产的过程。随着新式学堂的普遍建立、七科之学的逐渐形成,统计学在新学制中占有一席之地,亦随之在中国逐渐成长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     

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文化对现代艺术的影响

现代艺术如同是一座大厦,由各种不同类型的风格组合而成,建造这所大厦的原理,是科学、理性和文化。然而组成现代艺术的中流砥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世界的西方由于其高速的发展它所孕育的西方文化是现代文化精美的外衣,并且由于中国厚重的文化正像一支强心针打入现代艺术体内,成为它的精神支柱,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机地整体地影响着现代艺术。     

托尼的中国研究及对费孝通乡村研究的影响

托尼的社会学研究在国内学术界被低估甚至被忽视了,他对中国的研究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也影响了当时中国学者的研究,典型的是费孝通的乡村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托尼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而托尼与费孝通共同的研究传统就是历史视角、整体视角,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农村,无论是从一般学术意义上,还是具体的中国当前农村问题的研究上,都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继承和发扬这一研究传统,是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重要途径。     

阐释的通变与哲学的融合

2007年4月初,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北大学联合召开了题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阐释”的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围绕“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阐释”的中心议题展开讨论,来自不同高校的学者们踊跃发言,交流最新的研究成果。虽然,学者们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层面上各抒己见,甚至发生了思想交锋和碰撞,但是,大家还是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如何解读中国哲学、如何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面对西方文化冲击等一系列当代中国重大文化问题上。有鉴于此,本期刊发的这组文章,意在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阐释问题的多角度、多层面的探讨,以期能够为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运动起到启发意义和学术参考价值。     

马克思“现代悲剧”观念与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展开——重读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致拉萨尔的信

马克思的现代悲剧观念与以往的任何悲剧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是从现代社会的社会矛盾及其最终解决矛盾这个意义上提出和思考现代悲剧观念问题的,把社会主义目标作为历史的必然要求,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一目标暂时不可实现,现代悲剧观念就是对这一冲突的艺术表现。马克思的现代悲剧观念具有深刻的悲剧人文主义对于当代社会确立理想、信念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现代悲剧观念中的社会主义目标（西方学者称之为乌托邦）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核心理念。由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由“乡愁乌托邦”和“红色乌托邦”构成的双螺旋结构成为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结构,这一情感结构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其中的辩证张力成为中国人民在苦难深重的现代化过程中得以支撑情感和心灵,在绝望中保持希望,在失败中顽强前行的文化力量和情感支柱。这也是文艺学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