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的应对之道

对于资本主义所宣扬的普世价值,应该辩证分析,区别对待。具体而言,需要区分普世价值本身与以普世价值之名所实施的行为,区分普世价值的概念、内涵及指称,区分普世价值的应然性与实然性。在社会主义视角的普世价值中,除自由、民主、人权之外还有更丰富的价值,比如和谐、法治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第一位阶的社会价值;在具体实现形式上,社会主义普世价值的实现需从自身社会经济条件出发。如此意义的普世价值,既是与资本主义普世价值进行针锋相对进行斗争的有利武器,也一定程度上为和谐世界的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     

普世价值视野中的中国诗学价值趋向探微

普世价值作为一种全人类普遍适用且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体系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及指导价值。从哲学角度看,它在传播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体现了相对性、时间性、变异性和选择性的特性。中国传统文化和诗学中的核心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异同研究,具有文化比较的学术意义,也为中国当代文学在传统文化与普世价值间的发展趋向与定位寻找恰如其分的平衡点。     

尼采的晚期著作与欧洲文明危机

尼采的晚期著作有多种,其中心主题是应对尼采所感受到的欧洲文明危机。在尼采看来,欧洲文明危机的表征是"自由主义哲学"的兴起,智识人都变成了"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精神"不是真正的"自由精神",而是"民主品味"的奴仆,自由主义者不过是"狂热分子",自由主义哲学标志着欧洲哲学传统已经堕落为一种宗教教士的神学,不再具有高贵的精神。尼采在晚期著作中提出"重估一切价值",实际上是要重估启蒙哲学所宣称的"自由民主"普世价值观。尼采重申,西方和东方的古典文明传统才是真正的而且是珍贵的普世价值。     

马克思主义与北京大学——为纪念北大建校一百周年作

本文是作者为纪念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而作,是其对改革开放以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史与五四新文化思想史、北京大学校史等多领域研究的一个系统总结和再思考。马克思主义与北京大学世纪同行。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与北京大学的历史关系为核心研究命题,历史学与政治学等跨学科研究,通过文献释读、史物与史实考订及其实证分析,认为：（１）北京大学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源头——提出“北大源头”概念并首次刊发了“亢慕义斋”图书印章这一珍贵文献;（２）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早讲授马克思主义的高等学府,李大钊在中国开风气之先,马克思主义在北大首传真——是作者在学术界第一个发掘“北京大学唯物史观试卷”;（３）北京大学是中国率先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基地——作者以珍贵可信的史料和严密的推理解决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一迄今还被认为没有完全落实的历史悬案;（４）从一系列人物群谱研究中指出,当时北大进步师生为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早期发展中,曾提供了强固的组织基础和卓越的领导人。由上,马克思主义与北京大学具体地历史地密不可分,进而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历史特征和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传统     

普世价值之争的焦点:关涉政治与无涉政治

普世价值可以划分为一般性普世价值和特殊性普世价值。一般性普世价值无涉政治意识形态,而特殊性普世价值关涉政治意识形态。普世价值之争的焦点在于是否关涉政治,否认普世价值的人将其看做是关涉政治的,他们反对将民主、自由和人权等价值作为普世价值,进而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赞同普世价值存在的人将其看做是无涉政治的,他们赞同将民主、自由和人权等价值作为普世价值,进而确认普世价值的存在。考虑到关于普世价值的学术探讨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影响人们政治思想观念的现实问题,直接关涉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向选择,因此,理论界需要理性地、审慎地进行学术研究。     

论自由、民主、法治的内在关系

自由、民主、法治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合理地界定并调适三者间的价值是社会主义政治融 人现实生活的关键。民主因自由与平等的张力而产生,是实现自由并调节自由与平等紧张关系的一种政 治机制。法治则是理性地发展民主、实现自由的一种规范性制度安排。民主与法治的必然联系表现在两 者彼此依赖,在与自由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的现实中实现人的自由之美。     

关于“普世价值”争论的回顾与思考

汶川大地震期间,中国思想界围绕着“普世价值”是否存在,西方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是否是“普世”的价值,中国改革开放是否是向“普世价值”回归,抗震救灾是否彰显了“普世价值”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关于“普世价值”争论具有复杂的国内国际背景,它凸显了当前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艰巨性,也凸显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紧迫性.     

用“公共价值”而不是“普世价值”解决价值共识问题

"普世价值"是为了解决价值共识问题而提出的,但"普世价值"存在诸如片面强调主观普世价值、混淆基于公共客体的普世价值与基于相同客体的普世价值、只考虑到世界范围的价值共识等问题。"公共价值"则可以避免"普世价值"的上述缺陷,而且融入了民主、平等、和谐等现代社会的核心理念,较之于"普世价值"有更丰富的内涵、更深刻的说服力。因此,用"公共价值"解决价值共识问题是最恰当的。     

论出版自由与民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当代西方出版自由与民主的关系,更便于我们理性地看清其虚伪本质。关于出版自由与民主的关系,不管是以托克维尔为代表的乐观主义者,还是以约翰·基恩为代表的悲观主义者,都存在一定的缺陷,托克维尔没有考虑到出版自由可能带来的问题;而以约翰·基恩为代表的悲观主义者则没有看到维持民主的其他手段的重要性,过分强调了商业化对民主的冲击,过分强调了出版自由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为了更好地考查出版自由与民主的关系,就要对出版自由价值的多元性以及民主基础的多维性做进一步的了解;同时在出版自由与民主之间引入社会结构、商业主义和国家主权三个第三变量,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认识出版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复杂关系。     

论出版自由与民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当代西方出版自由与民主的关系,更便于我们理性地看清其虚伪本质.关于出版自由与民主的关系,不管是以托克维尔为代表的乐观主义者,还是以约翰·基恩为代表的悲观主义者,都存在一定的缺陷,托克维尔没有考虑到出版自由可能带来的问题;而以约翰·基恩为代表的悲观主义者则没有看到维持民主的其他手段的重要性,过分强调了商业化对民主的冲击,过分强调了出版自由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为了更好地考查出版自由与民主的关系,就要对出版自由价值的多元性以及民主基础的多维性做进一步的了解;同时在出版自由与民主之间引入社会结构、商业主义和国家主权三个第三变量,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认识出版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复杂关系.     

论林语堂对隐逸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林语堂明确表达过自己的归隐意向,强调其归隐立场所隐含的反抗精神、独立立场和个性追求。在其英文创作中他发掘了隐逸文化的普世价值,具有追求精神自由,向往人与自然和谐交融,对日常生活进行审美观照等特征,是在现代语境下如何延续和发展自身传统的有益探索。     

“五·四”时期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改革

“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运动，北京大学是这次运动的中心，这与蔡元培先生在北大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教育改革密不可分。蔡先生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为办学方针，网罗众家、广延积学名师，充实和调整教师队伍，求得学术的自由发展。实行“教授治校”，改革学校领导体制，推动北大由封建衙门式学堂到资产阶级民主大学的质的转变。改革学生读书做官的封建观念，树立学生探求学理、掌握科学知识和培养人才的新风。主张男女平等，实行男女同校，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首创意义。蔡元培先生在主持北大时期实行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教育改革及成功，使中国近代教育进入一个新时期。     

桐城派与北京大学

桐城派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流派,北京大学是中国最高学府。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桐城派与北京大学相遇。数十年间,桐城派学者中西兼综,以中体西用为指归,主张在变革中有所保留,理解、支持五四运动,建设现代学科,为缔造北京大学的民主、科学、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的传统作出了不朽贡献;北京大学也以其巍峨地位,为桐城派的发展及其新生代的成长提供了契机。桐城派与北京大学互相映发,互相成就,"阐旧邦以辅新命",协力推进着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锻铸着中华民族的新的精神。     

红楼燕园话北大

北京大学是闻名中外的中国最高学府,中国学术象牙塔的代表。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正处于思想充满幻想的年代,我梦想能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但最终因高考成绩达不到北京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只能遗憾终生。然而,在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仍一直关注着北京大学,对北京大学的传统、北京大学的精神和北京大学的学术成果,饶有兴趣。1996年以来,我因在工作上与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选有联系,几乎每年都去北京大学。2002年,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一年,也曾多次去北京大学。中央党校在颐和园北面,北京大学的西面,离北京大学仅一…     

宪政的价值解析

宪政的合理性不仅在于其对权力的正当化和规范化,更在于其对正义、民主、自由等价值理念的张扬与坚持.在宪政的价值构成体系内,正义具有绝对性与综合性的特质,是宪政的第一性价值,并构成宪政的价值基础;民主、自由等现实价值目标是宪政的第二性价值,它们来自于正义并受制于正义,是宪政的具体价值内涵.     

第五届中国品牌传播趋势论坛在北大召开

6月22日至23日,由北京大学、中国广告主协会主办,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央电视台广告部、广告大观杂志社联合承办的第五届中国品种传播趋势论坛在北京大学博雅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共有来自企业、媒体、广告公司和广告学界等相关领域专业的专家学者、高校师生等共约300余人参会,从品牌传播的角度共同探讨并深刻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     

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尖锐对立——也谈所谓“普世价值”

近年来,关于所谓“普世价值”的叫嚷可谓甚嚣尘上。一向自诩“誉人不增其美,毁人在益其恶”的北京某杂志曾接连发表《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以下简称“改文”）、《普世价值：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以下简称“普文”）。改文认为,“目前中国的问题不是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的错误,而在于与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到位、不彻底、不全面,法治、民主、自由、     

北大改革与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是大学的基本价值观,对于高等学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高等学校推出任何改革措施,都必须评估其对学术自由的影响。从总体情况看,北京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为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学术自由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使北大一贯倡导的学术自由的优良传统得以维护和发扬。     

关于普世伦理的若干思考

普世伦理并不是一个后工业时代才出现的新事物,它反映了人类普遍道德的历史传统,而全球化进程中的全球问题和全球道德危机强化了人们对其的追求,使之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时代性的课题。本文在分析国内外学者对普世伦理不同理解的内涵的基础上,提出普世伦理应是人类在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上达成的基本共识,是多样化民族伦理文化“共同点”的提升和发展。并认为,普世伦理具有平等性、公约性、多惟性和开放性等特征。     

以马克思主义的普世价值思想破解普世价值论的幻象

马克思主义包含着丰富的普世价值思想，这是我们破除普世价值论幻象的理论依据。普世价值论和普世价值不是一个概念，我们不是要一般性地反对普世价值，而是反对作为一种特殊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论。普世价值论是一种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经济侵略和霸权主义掩饰、服务和辩护的意识形态。普世价值论的“中国化”形态主要是恶意误读中国的发展进步、攻击四项基本原则、放大矛盾并制造事端，具有极大的危害性。普世价值论之所以在中国蔓延，有外来意识形态渗透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政策、经济基础变化、思想鉴别能力弱化和学术话语照搬等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