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经典当下阐释的困境和出路——从对“白毛女应不应嫁给黄世仁?”论争梳理开始(一)

"白毛女应不应该嫁给黄世仁?"的论争由来已久。2009年10月14日文艺评论家熊元义到华中师范大学与学生探讨流行文化后此论争成为当时的热点话题。除熊元义外,事后更有网民专家学者就此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论战文字散见于网络、报纸、杂志甚至是纯学术刊物。文章深入分析了论争各方的观点和行文,认为有三个关键问题要进行梳理:一是此论争在不同的传播媒介上显示出来的严谨性差异情况;二是赞同"白毛女应嫁给黄世仁"的是个体还是群体?三是《白毛女》在此次论争中的境遇,反映出我们采取正确有效的方式对文学经典进行当下阐释的重要性。     

《白毛女》质疑者的眼光

2006年1月24日,河北《杂文报》发表了王宏任先生一篇题为《关于“黄世仁”的疑问》的文章,对著名歌剧《白毛女》提出了质疑。作者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多年以前”看过的《白毛女》便产生了“疑问”。《白毛女》完全是“用穷人的眼光”来看待一切,所以不免要犯错误。王先生这回是用全新的“富人眼光”来看一切,于是他的认识提高了,“觉今是而昨非”了。的确,“眼光”或者说视角、观点、立场不同,看的结果就会很不一样,红的也可能看成白的,正的也可能看成反的。王先生这个关于“眼光”的高见,倒是很有几分诚实的。王先生用“富人的眼光…     

历史情境的跨越——对《白毛女》研究的透视与反思

从1945年代开始,《白毛女》文本的传播与再生产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以1980年代为界,《白毛女》的文本研究模式也经历了一个＂政治化＂评述趋向新时期以来的消解意识形态、＂去政治＂模式、从文艺形式的单个批评研究转向整体性的文化研究态势。论文结合中英文世界关于《白毛女》不同文本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总结与梳理、反思与展望。     

历史不容颠倒——从有人企图改变歌剧《白毛女》作者署名谈起

读了2011年4月8日《文艺报》上发表的李存兆的文章《歌剧<白毛女>的署名问题》,我们才知道,关于歌剧《白毛女》的署名问题,近来竟然有人挑起了事端。戈焰同志首先抛出出处可疑的《邵子南与<白毛女>》一书之后,紧跟着我们又看到由陈建功和戈焰合编的《重读邵子南》,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名义出版,其中的《邵子南与〈白毛女〉》专章为歌剧《白毛女》剧本署名     

为创新性学习开拓古代文学史编撰之路——《中国古代文学》评述

多年前,我曾在《古代文学史教材应该注重什么》一文中,就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道：＂教材是师者之本,道在其中,业在其中,惑也在其中,它启迪人的心灵智慧,也应该使教材的编撰者慎重地选择编撰的方式,发表自己的见解,追求尽善尽美。＂像我这样空发议论当然容易,实际上古代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始终是件困难的事情。     

区分"语言"和"文字":中国知识界的紧迫课题——评《光明日报》一篇谈"汉语世界性"的文章

＂语言＂和＂文字＂是语言文字学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两个概念。中国知识界普遍拿＂文字＂说＂语言＂。张桃先生的文章《汉语走向世界的时代》误把＂汉字文化圈＂当成＂汉语文化圈＂,在此基础上论证＂汉语日渐成为世界性语言＂毫无科学性可言。吕叔湘先生所说的＂宏观的语文知识＂急需进入中等教育,中国知识界急需在这方面集体补课。     

“回归”与转化──评游唤民著《孔子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这是一篇书评。文章认为游唤民先生所著《孔子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一书,以严谨的方法梳理了孔子的思想及其渊源,并就孔子思想现代意义所作的探索,对弘扬民族文化,向孔子思想的＂回归＂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论证了孔子＂仁学＂的核心是发端于自觉反省的＂本体理性＂,由此转化而开辟出人类生命的价值资源,并就此点与该书以人道主义概括＂仁学＂的观点进行了商榷。     

正月初五“破五”习俗

正月初五,俗称为＂破五＂节,因民俗认为之前诸多禁忌过此日皆可破而得名。由于这一天承担了太多人们的希望与憧憬,所以古代这一天的禁忌就特别多,比如在这一天必须吃饺子、不能用生米做饭、不准妇女串门等。《燕京岁时记》中说：＂初五日谓之‘破五＇,‘破五＇，     

农民大众文学与市民大众文学并存的新局面——谈1940年代文学全景中的重要一角

1940年代的中国文学被包含在一场民族自卫战争之中,多元的大众化样式已成为文学的时代特征。解放区文学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下,演变成为＂农民大众文学＂,出现了秧歌剧《兄妹开荒》、新歌剧《白毛女》、新编京剧、街头诗、墙报、通俗故事、赵树理小说等通俗易懂、耳熟能详的农民文学。而沦陷区、国统区则出现了都市大众阅读类型文学,即以张爱玲、徐訏为代表的＂市民大众文学＂。于是,在1940年代,农民＂大众化＂与市民＂大众化＂发展到一起,出现了农民大众文学与市民大众文学并存的新局面,促使民族文学走向现代化和中国化。     

从歌剧到芭蕾舞剧:论《白毛女》创作的叙事演变

歌剧《白毛女》作为延安文艺的代表作,是20世纪脍炙人口的作品。《白毛女》故事原型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几种具有影响力的形态,文章以40年代贺敬之和丁毅执笔的歌剧和"文革"时期出现的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作为研究对象,追溯其从民间流传到成为40年代延安文艺的代表作,又随着时代变迁走向革命样板戏的历程。深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干扰其版本变化和叙事细节的具体原因。以两部作品内容和形态的异同为切入点,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文艺政策和作品产生的影响力,从政治权力话语干涉和民间话语两方面分析了叙事产生变化的原因。     

由“乱”看《关雎》的现代性解读

本文力图通过一些关键性资料的把握,以＂乱＂为切入点,探讨《关雎》的内在之旨。通过对＂乱＂的解析、对＂乱＂在理解《关雎》中的地位,提出一种现代性的解释。一方面文章以早期文论为主要依据,发现＂乱＂为《关雎》是＂四始＂之首的原因;另一方面,文章又从＂乱＂在解析《关雎》的重要意义出发,提出要从一种高度来理解《关雎》。对《关雎》的现代性解读：即《关雎》的现代性在于它的艺术美与民族语境。     

英语和汉语中的语言禁忌

“Taboo”(禁忌)这个字来源于珀里尼西亚语,它是指宗教和风俗认为应该被禁止或避免的东西。弗罗伊德在他著名的心理学著作《图腾和禁忌》中对禁忌作了有趣详尽     

远方的声音——试析散文《过客》与诗歌《远方》精神旨归的异同

试图以＂远方＂的意象为起点,比较鲁迅先生的散文《过客》与海子的诗歌《远方》中关于＂远方＂的精神旨归的异同。通过比较得出：鲁迅先生以绝望的对抗来面对坟墓的固执行走,而海子则是在幻觉意识下对于＂远方＂的凝神伫望,并无斗争的姿态;同时二者远方的内涵略有不同。鲁迅先生的＂远方＂是承担行走意义的载体,是＂无物之后＂的＂有物＂,而海子的＂远方＂则是空无,是无意义的所在。     

《文笔式》体势论与创作论原典考

日本现存《文镜秘府论》古抄本地卷《八阶》、《六志》二篇都有＂文笔式＂或＂文笔式略同＂和＂笔札略同＂字样,说明这二篇为《文笔式》和《笔札华梁》共有内容。《八阶》和《六志》二篇的＂释曰＂部分也应该典出《文笔式》,而非空海自注。《文镜秘府论》南卷《论体》、《定位》二篇是声病论者,好用＂得者＂、＂失者＂,还有其他一些和《文笔式》有相似的特征和相似的内容,这二篇也应该是典出《文笔式》。     

《敦煌变文校注》阅读劄记

敦煌变文的发现,历时百年,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对其进行校勘和考释的论著不断涌现。黄征、张涌泉先生的《敦煌变文校注》可以说是对其中词语进行考释的集大成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异文语境和方言调查的方法,运用多种文献材料,对《敦煌变文校注》中的＂嚇＂、＂贴＂、＂超越＂三个词语进行了重新考释。＂赫＂原作＂赫＂,徐复先生校注时认为应该作＂嚇＂,蒋礼鸿先生亦主此说：＂‘嚇’与＇■＇、＇謼＇皆字异义同。＇诳■＇双声字,俗亦作＇懗’,《龙龛手鉴》心部：＇懗,呼嫁反,诳也,与■同。’＂因此,可以说徐先生是从本字的角度认证＂嚇＂与＂謼＂、＂■＂同义,蒋先生是从俗字的角度发明＂嚇＂与＂赫＂、＂■＂同义。他们无疑都是正确的,但还缺乏文献例证的支撑,说服力不够。遗憾的是黄、张两位先生在作校注时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解释。我们调查历史文献和现代方言时发现＂赫＂当有＂欺骗＂的意思。＂贴＂,黄、张校注：＂原卷实作＇贴＇字,＇贴＇为黏附之义,切合于文意。＂司马相如《长门赋》：＂飘风回而起闺兮,举帷幄之檐檐。＂李善注曰：＂《楚辞》曰＇裳檐檐以含风。＇王逸曰：＇檐檐,摇貌。＂＂襜檐道服,贴天上之云霞＂的意思是＂道服的飘动黏附天上的云霞＂,我们认为动作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不符合文意,＂贴＂,乃＂形容、描述、临摹＂之义,这有异文佐证。关于＂超越＂一词的释义,历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超越＂的异体书写形式有＂超越＂、＂超越＂、＂曆刺＂、＂歷刘＂。《广韵·锡韵》：＂超,超趚,行皃。＂又《广韵·麦韵》：＂越,急走也。出《字林》。＂《玉篇·走部》：＂趚,子亦切。小行皃。＂＂急走＂强调的是动作行为的方式,而＂小行＂是因速度快而产生的结果。段玉裁认为：＂趚,侧行者,谨畏也。＂于此可知,＂超越＂有＂因谨畏而侧身急行＂义。《集韵·昔韵》：＂越,侧行也。或作趞。＂又＂超,超越,盗行。＂＂盗行＂可以和＂谨畏急行＂相互发明,典籍中亦不乏其例。     

《说苑》“所”字研究

关于＂所＂字的词性,历来学者认识不一,文章综合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认为周法高先生所提倡的＂代词性助词＂较为合理。通过对《说苑》中的＂所＂进行穷尽式的量化研究,认为其中＂所＂作为代词性助词使用频率最高,占97%,名词＂所＂使用频率相对较低,而假设连词＂所＂基本消失,其中有3例可认为是假设连词,也可认为是代词性助词。根据这一标准,＂所＂字为代词性助词。     

《老子》的修辞技巧

《老子》是我国先秦时期一部著名的典籍。＂道＂是《老子》中的核心概念,整部《老子》都是以＂道＂为中心展开的完整的思想体系。《老子》的行文都是建立在对＂正言若反＂的思考之下的,修辞技巧作为文章的一部分,同样也受辩证思想的指导。     

情感动员：歌剧《白毛女》的情感史意蕴

情感作为一种介入社会再生产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中曾发挥了显著的动员功能。歌剧《白毛女》源于鲁艺文艺工作者对流传在民间“白毛仙姑”传奇故事的革命化重塑。文艺工作者在对其重塑过程中,将其中的个体性情感冲突转化为民众对压迫者的集体控诉,并用仇恨和共情消解其中的爱情元素,将情感指向从白毛女的个体复仇转向社会体制的重构。这一重塑,使得“白毛仙姑”到歌剧《白毛女》的情感模式发生了本质改变。《白毛女》的广泛上演焕发出巨大的情感动员功能,不仅重塑了民众的情感结构,还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情感动员价值,具有深刻的情感史意蕴。     

江南筷俗拾趣

摘自·2013年4月18日《光明日报》旧时,江南一带民间习俗中禁忌颇多,小小的筷子也有许多讲究。筷子有＂箸＂或＂筋＂之称,但江苏、浙江的船民、渔民忌讳叫＂箸＂,认为不吉利。陆容《菽园杂记》曰：＂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幡布为抹布。＂     

文艺政策影响下歌剧《白毛女》的经典化过程

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歌剧《白毛女》的历史地位和内容版本的变化实际上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调整的影响。在《讲话》影响下歌剧《白毛女》作为诠释党的文艺政策的经典之作面世,而后又经历了十七年时期文艺政策变动之下由构建经典到解构经典的戏剧性命运变化,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造成了歌剧《白毛女》的彻底失语,新时期以来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全新调整实现了思想领域内全面的拨乱反正,使得歌剧《白毛女》得以重登舞台再见光明。不同时期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较为集中地反映在《白毛女》具体样式、文本内容、演出情况的变化上,从这些变化中可以厘清延安时期、十七年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新时期以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变化,同时在政治文化的观照下也会对当前的文艺现状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