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杠·两道杠·三道杠

不知为什么，我的“官瘾”特别大，总想有一天能够戴上三道杠。唉，可惜……下面，就让我给大家介绍下我的“仕途”历程吧。     

唐代前期的员外官制

唐代前期的员外官制朱长义唐朝建立后，形成了以职事官为主体的严密的官制体系。职事官的基本特征是“职有常守”、“位有常员”。因此，普通的职事官在文献中往往被称为“正员官”、“正员”或“正官”。但是，唐代还活跃着这样一些特殊的职事官：他们虽有职事官之名，却...     

文人与做官

鲁迅先生说：“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     

王安石市易法与官药局流变新探

两宋时期是古代官药局的初创期和蜕变期。王安石推行的市易法是官药局创置、发展、流变过程中尤为关键的制度链条。首先，官药局的创置，缘起于市易务卖药所垄断销售太医局熟药的争议。神宗就此诏令市易务卖药所改隶并重组太医局，统筹太医局熟药的制售机构资源，力图实现平价营利与慈善惠民的双重目标。其次，官药局的运行及发展，是市易法实施后专卖制度在医药领域的实践拓展。北宋中后期，地方上的市易抵当监官也是地方药局的主要负责人。再次，市易抵当机构在市易法被废除后依然在央地之间官药的统购分销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官药局在北宋末到南宋的流变，根源于官药营利与惠民之间的矛盾难以调解。徽宗在崇宁至政和年间围绕太医局进行的再造，结果也适得其反。这最终导致南宋中后期依靠地方力量捐助或另筹资金重新开设的地方药局，不再具有“官”的职能特点，而是蜕变为以赠药和义诊为主的慈善医疗机构。     

明代甘青地区土流参治下的土流矛盾研究

明朝在甘青地区实行较为独特的土官制度。土官在甘青地区被广泛纳入卫所体系,在土流参治的基本面下,形成以土官治"土民",以流官管土官的局面。这种体制上对土官的制约,必然引起土官和流官的矛盾,而当地土官在治理"土民"方面的优势成为土流权力之争的导火索,甘青土官势力的逐步发展则加剧了土官与流官之间的矛盾。土、流的矛盾从深层次上看,涉及到了甘青"土民"对中央王朝国家权威的认同和明王朝对甘青地区治理理念的问题。     

蒙元政府推行土官制度的原因和特点

本文论述了蒙元政府推行土官制度的原因和特点。笔者认为，土官制度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与蒙元时代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相适应。其特点主要有：重用土官，土流参治，土官民族成份复杂，中央政府对土官有任命权与处置权。蒙元政府通过土官加强了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统治     

告身文种钩沉

告身是古代授官时使用的一种公文，通常由中央主管衙署行文，向被授任者本人告知经皇帝批准的授官旨意，供被授任者收执，以为凭信。但在政务实践中，告身的使用又往往溢出这一范围，导致诸多非本质的应用。尽管历代中央王朝颇为重视告身的管理，还制订了系统的官告用纸格式规范，但仍弊窦丛生，如空名告身供临时填入代授、滥授、鬻卖、制伪、窜改、惜授等，尤以五代后唐时期为甚。从文种学角度来看，就同一文种演化周期的各阶段而言，告身尚属于准文种性质，但已经处于由准文种向规范文种发展的过程中。惜乎这一演化没有完成，最后让位于诰命、敕命文种。     

两瓶酒的腐败是天大的腐败

新西兰房屋部长希特利是新西兰下届总理最热门的竞选人之一，被人们普遍看好。希特利已着手筹备竞选班子。不过，他却因为两瓶酒丢了官，竞选也只当没这回事了。     

志士不忘在沟壑：儒家的守官思想

《孟子》“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并非舍生取义之意。句中“忘”字应当读作“妄”，全句旨在强调重死守节，反对轻生妄死。对社会个体而言，礼制时代的“义”相当于高度分化且高度固定的职守，舍生取义也因此被限定在“守官而死”的范畴内，因僭越职守而死即为“妄死沟壑”。在早期儒家看来，泄冶、史鱼、宗鲁等忠信殉主的行为都是僭越礼制的“侵官”与轻生捐命的妄死，他们的忠信初心与悲惨结局对礼制的破坏更加深入。柳宗元、金履祥等人对守官的质疑源于后世对礼制时代伦理秩序的隔膜。守官是维持周礼运转的重要条件，也是孟子对杨朱“利己”和墨子“利他”两种极端倾向的制衡。守官思想的消亡使人们普遍讳言利己而高倡利他，从而影响了对“志士不忘在沟壑”的释读。     

文人的舌头

文人的舌头是惹祸的根苗，也是谋生的工具。姑不论众多三家村学究、私塾的教书先生，无日不赖这根舌头为自家换取衣食，就是那些混到庙堂之上的士大夫，无论晋升还是保级，舌头都是离不了的。我们曾经有过游说得官的年代，那时候的张仪，在被人暴打一顿之后，醒过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舌头还在吗？有了舌头，就挡不住人家滔天的富贵。后来得官之途改道了，从推荐变成考试，但做官的人，还得要会说话。     

123次辞职“未遂”的宰相

宰相下台无外乎两种途径——主动走人和被炒鱿鱼，但是在明朝中期的时候却有一位宰相既不是被皇帝削官，也不是辞职获得批准，而是靠一种极其特殊的方式下台的。这个人就是历史上递交辞呈最多的宰相——李廷机。     

北周隋唐的散官与勋官

在北周隋唐的官爵系列中,除职事官和封爵外,还有散官和勋官两大类.散官又分文武,其中武散官在隋以前称为"散号将军".勋官是唐制名称,北周称"戎秩",隋称"散实官".它们都是单纯身份等级标志,没有权力和职掌,只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散官和勋官的性质十分接近,但历史来源和政治属性不同.前者是魏晋以来士族政治的产物,南北朝时已相当成熟,特别是散号将军,已被北魏、北齐和梁、陈用作衡量官吏身份贵贱的基本尺度,成为士族门第的重要标志.后者则出现于西魏末年,是关陇政治集团的文化传统的象征,是关陇贵族的重要身份标志.     

明代藏族僧官不属于土官考

"僧职土官"或"僧职土司"是20世纪末提出的概念,此后"僧职土官"或"僧职土司"的称谓被广泛使用。通过对明代藏族僧官与土官体系、运行机制、职能等方面的分析,阐述僧官和土官为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隶属于不同的体系,享有不同的权力,担负不同的责任,具有不同的机构建置,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兼顾性,但这不能说明僧官就是土官。僧官和土官是两个不容混淆的实体概念。僧职土官是一个不存在的实体称谓。     

试论宋代皇子的政治待遇

宋代皇子虽然最终都会被封为王，但有其迁转的过程。皇子封爵迁转次序为初封国公，稍迁郡王，至出阁封王，这样的迁转次序基本确定于宋神宗时期。宋代皇子的封爵迁转体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偶有因过降封者，也仅是皇帝对其过失的小惩并不影响其尊贵地位。这种循序渐进的封爵过程与前代皇子出阁即封王大相径庭，表明宋代皇子封爵待遇并不比前代优厚。除了封爵，宋代还授予皇子检校官或武官等官职，但这些官职都是一些荣誉虚衔，并没有实权。有的宋代皇子还出任府尹州牧，但除皇储在担任州牧府尹时进行从政训练外，州牧府尹对一般皇子来说也是虚衔。这说明在授官上，宋代皇子并不掌握实权，一般都是被授予尊贵的虚衔，这与隋唐时期皇子均担任要职不可同日而语。可见，从封爵、授官方面看，宋代皇子的政治待遇都大不如前，体现出位高职虚的特点。宋代皇子去世后，为示恩宠一般赠其“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以及“二令”（即中书令和尚书令），但对生前被高官厚禄所供养却不掌握实权的皇子来说，死后不管赠予其多么高的官职都无多大实际意义。     

北宋西北蕃官略论

北宋西北蕃官制度是汉唐羁縻制度在蕃部地区的应用。宋初，西北地区就有蕃官出现，蕃官的分布呈现出随宋夏斗争区域的转移而变迁的时空分布特点。伴随着宋夏关系的发展，蕃官制度逐渐完善。北宋西北蕃官制度是宋夏矛盾的产物，是北宋“以夷制夷”政策的组成部分，又是北宋西北地区民族融合的产物，北宋社会淡化处理蕃部民族特征的态度也是蕃官队伍不断扩大及蕃官制度不断完善的重要原因。     

《辽史·百官志》补遗二则

因元人修《辽史》时的粗疏,使得不少辽代职官被遗漏不载,为今人研究辽代职官制度造成了很大障碍。好在近百年来大量辽代石刻被发掘出土,尤其是以辽人＂墓志铭＂为主的石刻文字资料被刊布。其中,     

齿德双隆:明代徽州的“寿官”

在明代优老政策的支持下,地方上形成了独特的"寿官"群体。就府一级单位而言,徽州是"寿官"规模较大的区域。徽州"寿官"是由地方府县两级官员依照皇帝诏书,恩授或例授而来,其间有着一定的遴选机制与请得程序。老人通过官员选拔或民间举荐获得相关资格后,经相关部门确认,最终以府县官府的名义授予冠带。尽管"寿官"没有功名,但他们仍可被视为徽州士绅群体的组成部分。"寿官"在荣获冠带前就已有地方声望,获得荣耀后则可通过乡饮制度与地方官员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并且被地方社会视为道德榜样。     

谈清代汉语标准音

中州音、北京音不是清代汉语标准音，清代汉语标准音是以变化了的传统读书音为基础的官话音。明清时期，官话音逐渐向北京音靠拢，但直至清末，官话音与北京音在声母、韵母、声调等方面仍然保持一定的差别。     

浅议辽朝的中书省职官

旨在考证辽朝的中书省职官，认为大丞相，左、右丞相，参知政事等都是实职官；同平章事分为两类，其中兼中书侍郎或门下侍郎者是实职官，其他则为虚衔；中书令和中书侍郎完全是虚衔。辽朝的中书省职官制度既有对唐、五代、宋初宰相制度的借鉴，又体现了在“因俗而治”的原则指导下南面官的自身特点。另外，也兼及中书省与南枢密院的关系问题。     

富水圆砾地层联络通道加固选型及应用

晚清时期，翻译被作为一种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中央至地方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官书局体系。政府的全面参与不仅体现在官书局机构的设立、经费的支持与人员的配置等方面，而且体现在书籍的审查乃至销售等方面。这种参与既是顺应时势的实际需要，也是政府维护统治的手段。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客观上对于促进晚清西学翻译的繁荣、晚清教育的近代化，乃至整体社会进步有着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