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泽东科技思想中的民众观

延安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提出并实践了以动员和依靠民众为主要途径的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早期科学技术观的重要表现。毛泽东的科技思想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科技事业迅速发展的直接原因,而且也对中国共产党人以后科学技术思想和政策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央党校——延安整风运动的“大本营”

1942年2月1日,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为标志,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正式启动。仔细剖析中央党校与延安整风两者的关系,不难发现中央党校实际上就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大本营”。这主要基于以下三点：一是毛泽东自始至终都负责领导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二是中共中央以中央党校为平台,集聚了大量的党政军民学等方面的高中级领导干部;三是中共中央以中央党校为试验田,取得经验,并逐步向外推广。     

1940年代延安抗战文艺的“人民性”内涵及其影响

1940年代延安抗战文艺的＂人民性＂内涵生成于丰富复杂的历史语境。延安文艺整风后,抗战文艺集结在＂救亡图存＂的＂抗日政治＂旗帜下表现出强烈的战时功利主义色彩,文艺的＂人民性＂与文艺的＂政治性＂、＂民间性＂形成了较为复杂的话语场,在对＂人民性＂歌颂与暴露的关系问题上,左翼文艺内部出现了不同的评价标准。     

省长进京难“治”教育不公的“根”

胡锦涛总书记不久前关于“八荣八耻”的重要谈话，抓住了促进党风政风进一步好转的根本 ，在全国激起了强烈反响。从目前各党政机关采取的措施来看，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想到了教育，把“加强教育”作为官员落实“八荣八耻”最重要的一项措施。     

回忆我在延安的学习生活

1938年年初一1940年年末,我在延安抗口军政大学先后进过两期学习班：先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高级班插班学习,后又到瓦窑堡抗大第四期红军干部支队学习。抗大毕业后又进入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在延安学习、生活了近两年半左右时间。通过学习,我在文化上、军事素质上都有了很大提高,而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间,我有幸接触到许多中央首长,直接得到他们的帮助教育,他们的言传身教和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作风,使我受益匪浅。尤其是毛主席对我学习生活上亲切的关怀,一直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延安时期政治文化的写照——以“毛泽东颂歌”为例的分析

延安时期,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最高地位的逐步确立,颂歌从"党的颂歌""各军事领袖的颂歌""八路军、新四军的颂歌"等百花齐放,逐渐向"毛泽东颂歌"鹤立鸡群的盛况转变;作为颂歌的创作主力军,延安知识分子也完成了延安文化符号地带的"想象者"向"实践者"和"完善者"的角色转换;为配合边区经济政治建设和革命行动,党的宣传机器通过颂歌等形式,促使民众从对"神的崇拜"转向对"毛主席的崇拜",成为建国后"神坛颂歌"的滥觞。     

从平面的“延安”到立体的“延安”

20世纪 80年代 ,著名诗人贺敬之最初提出了延安学的概念 ,后来郭必选等人对延安学研究作了初步展开 ,并引起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但时至今日 ,关于延安历史 (主要指中共中央在延安 1 3年的历史 )的研究 ,仍然归属在中共党史研究范围内 ,事实上即使是中共中央在延安 1 3年间发生在延安、并与当时国家政治和后来新中国的建立有关的历史 ,以及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承传 ,中共党史也是无法全部含概的。为此 ,我们倡导建立“延安学”学科 ,本刊特将过去开设的“延安时期研究”等栏目和“延安精神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栏目中的有关内容整合为新的“延安学研究专栏”,为有志于延安学研究的学界同仁搭建平台 ,欢迎海内外学者不吝赐稿。     

“鲁迅”在延安

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旗手＂,＂鲁迅＂在延安时期已经成了人们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延安新文化的象征。＂鲁迅＂之所以在延安深入人心,是与其作品在延安及各解放区的广泛传播分不开的。＂鲁迅＂在延安是以如下几种形式得以传播的：鲁迅作品在延安被大量编辑、出版和改编;在延安举行了多场的大型鲁迅纪念活动;＂鲁迅研究＂在延安已成为＂显学＂。1942年前后,在延安出现的以＂鲁迅＂为名目的文艺新潮,正是由这场＂鲁迅热＂催生而出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概念的基本内涵、逻辑生成及历史意义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首次对“文化”概念进行明确界定和全面阐发的重要时段，标志着毛泽东唯物史观的成熟和完善。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概念有三个方面的核心要义：一是文化具有独立性，作为思想上层建筑，文化有其自身生成发展规律；二是文化内涵丰富，意识形态是其核心内容；三是文化作为社会形态的组成部分，与经济、政治有着重要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形成确立的“文化”概念有其特定的现实逻辑、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以及中国革命实践的推进和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延安学研究”笔谈：“鲁迅”在延安——延安学的一个重要论题

20世纪80年代,著名诗人贺敬之最初提出了延安学的概念,后来郭必选等人对延安学研究作了初步展开,并引起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但时至今日,关于延安历史(主要指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的历史)的研究,仍然归属在中共党史研究范围内,事实上即使是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间发生在延安、并与当时国家政治和后来新中国的建立有关的历史,以及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承传,中共党史也是无法全部含概的。为此,我们倡导建立“延安学”学科,本刊特将过去开设的“延安时期研究”等栏目和“延安精神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栏目中的有关内容整合为新的“延安学研究专栏”,为有志于延安学研究的学界同仁搭建平台,欢迎海内外学者不吝赐稿。     

豫西“小延安”

1944年4月,日寇发动河南战役,铁蹄所至,万众遭难。一个月内,郑州、洛阳38个县相继沦陷。为了拯救水深火热的豫西人民,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八路军总部任命皮定均为司令员、徐子荣为政委组成豫两抗日支队。9月21日夜,皮、徐率领1700名优秀战士从济源河消渡口分乘4条木船突破日伪军防线,越过陇海路;9月28日在登封颖阳镇伏击从洛阳尾随的日伪军.     

论当代延安文学研究的学理转变与“延安文学”学科建构的紧迫性——兼论“延安学”提出的意义

新世纪,回眸延安文学研究是一个有价值的话题。面对延安文学研究“黎明前的黑暗”和学界对“延安文学”、“解放区文学”等概念理解混杂的事实,在前人学者延安文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探寻当代延安文学研究的学理转变脉络,阐述延安文学学科规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此基础上,兼谈“延安学”构建的价值和意义。     

临终前他用最后气力写下“我想延安”

“我想延安!”这是父亲马文瑞一生中最后写下的四个字。每当想到父亲临终前已经很难开口说话时,艰难而坚毅地写下的这深情而厚重的四个字,我们总会热泪盈眶!     

贺敬之“延安诗篇”散论

在贺敬之的诗歌创作中，怀念延安和礼赞延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也是诗人歌唱党和人民、歌唱祖国和时代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对这些“延安诗篇”的延安情结、时代精神、抒情主人公形象和艺术形式诸方面进行了评论和分析     

论延安“鲁艺”音乐的“红色经典”价值

延安“鲁艺”的新型音乐体裁为“红色经典”音乐提供了技术积累,民间音乐研究开拓了“红色经典”音乐创作的新模式,毛泽东《讲话》精神为“红色经典”音乐指引了创作方向,专业的创作队伍为“红色经典”音乐提供了人才储备。延安“鲁艺”音乐在推动新中国音乐事业发展的同时,奠定了中国“红色经典”音乐的基础。     

延安时期“党书”的编辑与整风运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编辑出版了名为＂党书＂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三大党史文献,对推动整风运动和党史研究与学习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考察延安时期＂党书＂的编辑与整风运动的历史,可以看出这二者之间呈现出相互促进、互相影响的关系。＂党书＂的编辑出版,为学习党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了最重要、最基本的材料,也对形成《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具有重大影响,同时在党史文献编辑史上影响深远。     

保卫延安的“活烈士”

我叫代勇明,家境贫寒,八岁就给地主放羊,由于不堪地主欺压,十四岁毅然参加了八路军,在高永祥团长领导的三十六团当兵。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打过无数次仗,多次受伤,身上弹痕累累,至今尚有弹片残留,无法取出。     

“延安五老”读书轶事

“延安五老”都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由于时代的关系．他们都曾经历过传统的教育．又领受了“西学东渐”的过程,而热爱读书是他们共同的兴趣,通过他们的著作和日记,我们可以领略他们读书的经历,以及他们的学风,甚至是读书的方法。     

写作的“转向”与历史的“回应”——论延安后期诗歌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出现,是延安文艺活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的标志。作为历史的一种延伸,延安后期诗歌创作,生动体现了解放区文艺活动的继承关系及在新形势下,诗歌写作方向、创作主题、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变化。这种写作上的转向与历史的回应是以诗歌的大众化、走向民间为整体趋势的,它在具体的历史发展中也影响到了进入当代的诗歌面貌。     

“人人喊打”与“人人来打”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老鼠偷吃粮食,传播鼠疫,危害人类,自然要列入该打的行列,推而广之.社会上一切假恶丑的东西都可视为人们所厌恶的"老鼠"。我国最早的诗集《诗经》,就把贪官称为硕鼠、人们也习惯把损公肥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