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嵌入与制度激活:第一书记推动基层协商民主的经验逻辑

中国在推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驻村第一书记作为国家与社会间的关键接点,影响着国家政策执行和基层治理成效,并被赋予加强基层党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职责,但也常常面临着被乡土社会"悬置"、单向度为村庄链接资源等,而无法提升村庄治理能力的实践困境.探讨了第一书记在中国乡村治理中的实践模式,研究表明:第一书记应既能实现村社内外建设力量的有效整合,又能推动村社自主治理持续运转;应通过发挥党内民主、践行群众路线嵌入基层党组织和乡土社会,获得党员和群众认可支持;同时,乡村治理应借助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等外来力量,以激活完善既有协商民主治理制度为重点,着重解决协商民主制度的组织支撑、实践平台、正反馈机制和社会基础等问题,运转村级民主治理.在此基础上,中国乡村治理才能进一步提升村内外资源良性互动和村级治理水平与能力.     

晋察冀边区的“三三制”村政权建设

村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石。晋察冀边区经1938-1940年村政建设,广大乡村实现了由村长制到村民委员会制的过渡,大批抗日人士走上了村长的岗位。为推进全民族抗战和边区民主建政进程,1941年之后的晋察冀边区村选贯彻了"三三制"思想,在更加扩大的民主范围和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进行村政建设。村级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建设,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政权观日渐成熟。它适应了全民族总动员的抗日斗争的客观需要,适应中国社会阶级构成"两头小中间大"的国情,使各抗日阶级、阶层、党派代表进入基层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行使议政从政的权利,促进了乡村社会治理,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乡村民众的抗日救国积极性,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村政建设积累了经验,树立起了"模型"。     

村级治理的“寡头定律”及其解释

村级治理定位为供给公共品、培育现代公民和促进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治理转型和乡土社会变迁催生出的“富人治村”是乡村治理嬗变的表象。村级治理在权威结构、资源配置和利益攫取等方面呈现出寡头特征,灰色利益生产、精英结盟和政治庇护促成寡头治理再生产。外生性利益输入和乡土弱社会成为寡头治村的形塑要件。村级治理的“寡头定律”界定出资源下乡时代乡村政治实践的本质特征,寡头治村的相对固化消解掉村级治理的基本目标。面对普遍存在的村庄寡头政治,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基层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超越基层民主建设命题,对以县为主的地方治理提出深刻而直接的挑战。     

差异与启示：大陆与台湾乡村治理模式比较研究——以“村官”角色为切入点

台湾地区的乡村现代化治理模式对大陆乡村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变具有借鉴意义。以“村官”角色为切入点,分析比较了两地乡村治理在治理理念的政治生态环境、村级治理的组织结构、村官角色的职权划分、角色功能、村官为政的运作方式、动力保障机制方面的差异性,总结了台湾乡村治理模式对我们的启示。     

“后精英政治”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研究——基于万载县布成村的调查分析

乡村是政府执政的薄弱环节,同时也是政府建设和发展的重点。由于乡村资源相对匮乏、民主机制不健全、乡村干部待遇不高等原因,乡村精英日渐远离乡村政治。这种"后乡村精英"时代的治理存在着许多风险和困境,既不利于乡村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乡村民主的推行,还使得国家政策在乡村的传达和执行面临阻碍,文化传承面临断层。如何创新乡村治理模式、超越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成为促进村庄经济发展、加快新农村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乡村政治治理的改革与创新——以江苏省为例

农村治,则天下兴.在总结江苏村级政治治理做法经验的基础上,研究探讨新形势下乡村治理存在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力求在科学发展观的新视野下,以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新突破,探索新时期现代村级政治治理新架构,实现新农村建设的新跨越.     

村级党建、治理重心下移与乡村振兴——基于Y村党员“包片联户”制度的田野调查

在我国传统乡村治理实践中,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型载体发挥着支撑性功用,其在当下的呈现形式是党的村级组织。基于"国家—政党—社会"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当前制约乡村振兴的基本问题均位于村域之内,具体表现为村级党组织涣散与村庄社会关联断裂。这使得强化村级党建与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成为乡村振兴背景下改善乡村治理状况的必经之途。从Y村党员"包片联户"制度的实施经验看,两者的互动过程呈现出耦合与并进的状态:社会治理重心下移驱动村级党建面向乡村社会,进行社会构建,引领集体行动;村级党建则支撑社会治理重心寓于农村基层,再造乡土自性,重塑治理格局。基于此,简约治理以新的样态呈现出来,不但形成了以村级党组织为中介,国家与社会均衡互动的局面,而且还为乡村振兴中治理有效的实现提供了可行机制。     

村组联动：简约治理视角下的村组关系模式

简约治理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特性,而村民小组是实现乡村简约治理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对比两个村庄的村组关系模式,发现“村组联动”的模式更契合乡村的简约治理目标。“村组联动”指的是村级组织负责统筹村庄工作及资源分配,村民小组承担自我治理的职能,村组之间形成有效联动的一种合作机制模式。这一模式以村级统筹、小组自治、双轨治理等作为实践表征,并通过激发村民的参与意识、促进村庄内部整合、构建弹性治理机制等实现了低成本的有效治理。近年来,由于村级治理行政化、乡村社会原子化,村民自治的基础受到削弱。在此背景下,“村组联动”可以是当前体制约束下的一种机制调整路径。有鉴于此,基层应通过小组重建农民与村集体的内在关联,促进村级组织与村民小组协同治理,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农村财政与乡村治理的逻辑关联和治理维度分析

财政问题不单单是财政本身的问题,更是治理的问题。农村财政内生于乡村治理之中,并通过财权-事权平衡、"一事一议"和转移支付等机制,影响村级治理、县域治理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农村财政还主张分配正义,注重赋予乡村治理以新的伦理价值,由此乡村治理的民主内涵更为丰富。乡村治理能够通过治理财政解决治理机制和治理价值的问题,切实为化解诸如村级治理、县域治理及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的难题提供思路、借鉴和反思。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村两委一肩挑”模式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作为优化乡村治理体系的"村两委一肩挑"模式是村民自治实践中一种被越来越多村庄实践的模式。"一肩挑"模式的出现和推广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主要体现在能人治村的背景与农村人才外流现实的张力上、加强党的领导与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要求上、村庄合并与村民自治下沉的现实上以及村"两委"交叉任职的前期准备与治理"村官"腐败的要求上。通过村庄内部加强党的领导、理顺"两委"关系、提高自治效率以及规范权力运行,"一肩挑"模式促进了乡村治理现代化,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挑战,如"一肩挑"干部的权力集中、职责"超载"以及模式的适应性等问题有可能抑制乡村治理现代化。因此,对待"村两委一肩挑"需要我们保持审慎的态度,使其真正做到促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村民自治中的草根式权力平衡与民主能力培育——广东"蕉岭模式"对我国乡村治理的启示

在我国乡村治理中,广东"蕉岭模式"给我国村民自治提供了这样的启示:现阶段的村民自治,对显性的村庄治理制度建设和隐形的村民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推动,在一定程度上都需要外力(尤其是国家)的介入,然而这种介入是有一定条件的,也是需要克制的.最好的乡村治理模式,应当在满足村庄发展的实际需要、解决乡村治理中出现的问题的同时,不给村庄增加额外的治理成本,也不妨碍基层民主的发育.     

“自组织”理念下的乡村社区治理结构研究

新农村建设作为一项广泛而深入的系统工程,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乡村治理结构是否完善。目前的"乡政村治"模式曾在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方面起到过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该模式逐渐暴露出它的制度性缺陷。如何破解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治理的结构性困局,强化社区自组织能力或可成为乡村治理优化的一种新思维,文章通过对"乡政村治"的运行现状及局限性进行分析,提出应从政策倾斜、政府扶持与"让权"、农村精英培养、法律规范化、文化引导等几个方面培育乡村社区的"自组织"能力,进而优化乡村社区治理结构。     

乡村精英治理与村民自治的融合研究

我国法定村级治理模式是村民主导的自治模式,但实践模式是由少部分人主导的精英治理,不能对普通村民的诉求作出很好回应。基于传统接续与现实基础,乡村精英治理有其存在的历史性和客观性,并在引领乡村社会发展、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发挥示范引领功能、促进村庄秩序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乡村精英治理与村民自治在治理理念、制度、方式等方面存在现实冲突,具有向村民自治转化的必然。通过健全非治理精英吸纳机制、完善乡村精英外在制约机制和内在道德约束、提高村民民主参与意识等策略,使乡村精英治理逐渐过渡为广泛参与的村民自治,在融合过程中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     

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及实践分析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并参与到乡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乡村治理模式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不同于“乡政村治”制度性及其他非制度性治理模式,它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结合的产物。这种模式的产生是市场经济内生的要求,渗入了市场运行、市场竞争的元素;其内容包括经济参与模式、政治参与模式和社会参与模式;它在实践中产生了促进农民增收、政治民主、社会和谐,以及乡村治理方式、制度机制的创新发展等效果。     

从“缺场”到“在场”:乡村振兴背景下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研究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而村级治理的有效性则依赖于农民的积极参与。少数民族农村妇女作为乡村发展的重要主体,参与村级治理既可维护自身权益,又可提升村级治理善治水平。但在传统文化和宗教因素的长期影响下,少数民族农村妇女一直处于村寨权力体系的边缘。基于性别、话语、权力的维度,构建分析框架,从性别制度、话语权、村寨权力体系及自组织方面探讨了村级治理中少数民族农村妇女的缺场。鉴于此,须通过多维赋权来提升少数民族农村妇女的性别认知,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村级治理主流,推动其从“女能人”向“治理精英”转变,进而激活内生动力,培育外源动力,从而实现在村级治理中从缺场到在场的转变,助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治理有效。     

浅谈茅盾小说创作模式

茅盾的小说创作模式,可以概括为"社会分析小说"."社会分析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子夜>.主要特点是:背景广阔;贴近生活;描写细腻.茅盾的创作模式,带有过于强烈的政治色彩,且往往是主观的,不顾生活经验的积累,勉力为之,还是由于其非凡的创作才能而创造出如<子夜>般优秀作品,其反映的社会深度与广度自是无人可比,终失于伦泛;然而创作精神及方法依旧令人肃然起敬.     

寡头治村:村级民主治理的异化

寡头治村意味着村级民主治理的异化,在村级治理实践中,笼罩性的私人关系网络和垄断性的公共资源分配构成了寡头治村的核心特征。通过建构治村的合法性话语,以及笼络分散的地方精英,寡头实现了专断权力的再生产。乡村治理中的灰色利益、乡村关系中的政治合谋以及村庄社会的低度关联为寡头治村提供了必要空间。寡头治村塑造了私人性的村庄秩序,给村级治理带来了不良后果。将村级治理寄托于寡头的善意是不现实的,党和国家要激活村级组织的公共性,实现村级民主化治理。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视角下村域治理共同体的构建维度及其实践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一项有力制度安排,能够对村庄组织、利益、价值进行有效整合,继而推进以党为中心的村域治理共同体构建。首先,在组织层面,能够在党的领导下理顺纵横向治理体系,使之有效运转起来,为村域治理共同体构筑坚实组织基础;其次,在利益层面,能够将民主协商贯穿村级治理全过程,在利益诉求收集、协商和落实的过程中,提供公共利益基础;最后,在价值层面,可将宣传教育与行动示范等举措与村级日常治理予以深度融合,不断凝聚各主体对村庄公共生活的集体意识,铸牢价值基础。因此,必须进一步探索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与村域治理共同体的深度耦合机制,以期实现乡村善治及其全面振兴。     

论党报理论宣传理念与模式的创新——兼谈《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大理论”的宣传之路

<北京日报>创设的<理论周刊>探索出的一条"大理论"宣传新路,备受业界和社会上广大读者的关注.分析<北京日报>"大理论"的宣传模式和创新理念,总结其成功的经验,对于增强党报理论宣传的实效性、权威性、指导性,提高党报的影响力和引导力,维护党报的主流媒体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时代乡村治理新体系之“新”在何处——基于历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比较分析

通过梳理1978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中乡村治理之历史演变,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乡村治理经历了探索、确立、完善、法制化推进、再创新,最后建立体系的过程。乡村治理新体系是针对目前乡村治理所面临的问题,如民主实践不健全、民主结构不完整、治理技术化倾向及其致使的制度内卷化困境等,而提出的具有实践针对性与制度反思性的战略规划。而作为其核心的"三治"结合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化的制度实践机制,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对推动新时代乡村治理升级、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