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与辛亥革命

在中国近代史上,南社与同盟会是发动辛亥革命的一双犄角,创造了知识分子参与人民武装革命的典范,同时也进行了一次舆论能推翻一个政权的典型实验。南社这些敢为天下先的创举,其历史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南社及其主导的“宗唐文学观”

南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团体。民族主义大旗下掩盖了许多矛盾、对立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倾向。但南社仍有一个主导的文学观,这就是以柳亚子为代表的、反映了南社作为进步团体的特征的“宗唐文学观”。柳亚子等人提倡唐音,正在于其时代精神相契合,而契合点即是南社精神与唐音传统中共有的反抗、进取的特点。     

柳亚子才是名至实归的“南社第一人”--与曾景忠先生商榷

柳亚子为南社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财力,更投入了满腔热情,因而他从南社的外缘走向了领导核心,最终掌控了南社。没有柳亚子就没有南社。柳亚子是南社柱石,南社盟主。     

论黄遵宪与同光派诗学观的异同

黄遵宪和同光派的诗人们都在探索中国古典诗歌的出路,同光派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古代,诗界革命派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异国.前者所创作的诗歌虽有异于前人,但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古典的,不能给人以新的惊奇和感受;后者所创作的诗歌,内容是新的,语言是新的,创作出了新奇的效果,但它的形式是旧的.他们的探索都不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康庄大道.     

论郑孝胥的诗学思想

陈三立和郑孝胥是同光派两大代表诗人,对晚清民国诗坛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和对陈三立研究的相对热闹相比,对郑孝胥的研究尚未起步。研究主要探讨郑孝胥诗学思想的渊源及基本观点,即诗歌应该表现伟大的志向、才思妙合元垠和风格上的劲涩。     

成舍我与南社“朱柳论诗”公案

成舍我因编辑关系卷入1917年中国诗坛发生的"朱柳论诗"公案,这一公案成为南社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宣告了南社的解体.表面的论诗纷争,实质上是20世纪初中国文化领域内流派纷争、新旧论辩的一个缩影.     

南社与国粹学派

国粹学派的核心组织国学保存会和南社是近代先后成立的文化文学团体,它们的学术思想和文化情思有很深的联系。后来加入南社的黄节在国学保存会的经济、文化理论等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叙伦、陆绍明在世纪之交建立“新史学”的思潮中,他们的史学评论代表了国粹学派的史学思想;黄节、陈去病、庞檗子等人的史学写作也代表了国粹学派的史学实绩。由此可见南社与国粹派的亲缘关系。     

论南社学者古直的古典诗学研究

古直(1885-1959)为南社广东分社的著名学者,早年参加同盟会和南社,1921年辞官归隐,沉潜于古典诗学研究。1925年后执教于中山大学,专注于古典文学教育与研究。古直一生中撰述约26种古典诗学论著,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上至汉代、魏晋诗歌与诗学批评,下至近代黄遵宪等人的诗文笺注;研究方法既有传统的笺注、年谱编纂如《钟记室诗品笺》《陶靖节诗笺》和《诸葛忠武侯年谱》等,又有专门论述如《汉诗辩证》《汉诗研究》。古直的古典诗学研究与民国时期的批评风气密切相关,其古典文学研究的价值仍值得重视。通过整理古直的诗学研究成果,考察其研究方法、诗学思想与研究特色,可以进一步从民国古典文学批评的视阈思考古直学术研究与文化立场的关系。     

论郑孝胥的诗学思想

陈三立和郑孝胥是同光派两大代表诗人,对晚清民国诗坛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和对陈三立研究的相对热闹相比,对郑孝胥的研究尚未起步。研究主要探讨郑孝胥诗学思想的渊源及基本观点,即诗歌应该表现伟大的志向、才思妙合无垠和风格上的劲涩。     

论南社与同光体

本文论述了南社唐宋之争的起因、过程,指出其领导人柳亚子由于主观独断而造成南社分裂的错误,对南社解体负有责任。并试图将南社与同光体在诗歌思想与艺术方面的不同特征作一比较,指出各自的得失。     

“忒剌”考辨

"忒剌"是忽必烈平大理途中的驻牧地,也是蒙古军兵分三路的地点.其地望,近人吴景敖曾作过考证,然而因汉文史籍记载不详,史学界尚有争议.本文对照汉藏文史料,对"忒剌"地望作一简要探讨.     

陆秀夫事迹考

陆秀夫是盐城古代第一名人.由于他时处宋元交替之际,资料散佚,以致其生平事迹在<宋史>等史传和盐城地方史志的记载中,颇多遗误.建国后流传的两部陆氏家谱亦系伪造.按现有之史料,对陆氏之生年、享年、家世、师友、官职、家室、著作、遗迹等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异、辩正和补遗,将有助于对这个历史人物的进一步了解.     

长阳南曲考论

长阳南曲渊源于容美土司时期司主田舜年、田丙如、田如对昆曲《桃花扇》的移植和扶持。长阳南曲从演唱题材方面看,显然具有引进曲种的本质;从艺术特点方面看,属于"阳春白雪"类艺术,与明末清初的昆曲艺术有类似、近似的特征。     

《史记·秦本纪》"新城"注释辨正

<史记·秦本纪>中"新城"条,张守节引<括地志>对它的注释有误.张注新城又名小平城始于北齐.且不在太原郡;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对比、属县的变迁和与其相关的"榆次"和"狼孟"等进行辩正,认为<史记·泰本纪>中"新城"当在今太原附近.     

关于史贻直两则史料的考订

对于两则史料的考证表明,与陈元龙随康熙帝南巡驻跸德州,＂酷嗜谈巴菰（烟草）＂的不是史贻直,而是其父亲史蘷。汤右曾没有也不可能为史贻直撰写墓志碑文,钱仪吉编《清碑传合集》中署名汤右曾撰写的史贻直碑文,是有人假托了汤右曾之名,抄袭了刘纶撰写的史贻直碑传一文。     

有关苗君稷几个基本问题的考证

苗君稷其人其诗在清初诗坛和东北地方史研究中应该有一席之地,但有关苗君稷的一些基本问题目前或尚未弄清,或尚未形成一致意见,需进一步推考和澄清。有关苗君稷的记载在东北方志中留存甚少,但考之《焦冥集》、《盛京述见》、《扈从东巡录》、《归田集》、《城北集》、《定山堂诗集》、《干山诗集》、《光绪昌平州志》、《大清一统志》、《昌平外志》、《传奇汇考标目》（别本）等数种记载其事的清代文献,可判定其生卒年、字号、籍贯、身份、流寓辽东的时间和性质、家世情况等问题。     

南宋词“雅正”说辨

南宋词学中的"雅正"说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就其根源看,"雅正"说的理论基础正是南渡以来具有浓厚理学色彩的"崇正"理论;就其理论特征看,"雅正"说的重心并不在于建立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艺术理论,而在于"正"词坛之不"正",崇尚"正统"的意味甚浓;就其学术倾向性看,"雅正"说颇同理学领域中的"道统"传承,不仅有着"定于一尊"的"正统化"词学痕迹,而且有着类似理学"道统"的清晰的传承统系。     

《新繁东湖缘起考》辨析

本文在钩稽文史资料的基础上,对张渝新先生《新繁东湖缘起考》一文中的说法进行辨析,指出新繁东湖当开凿于晚唐,民国《新繁县志》“东湖”条并非讹传误写。     

《〈祭驴文〉一首》考辨与校理

敦煌写卷S.1477号《<祭驴文>一首》堪称唐人俗文中的一篇佳作,此文语言通俗滑稽,妙语连珠,口语色彩极为浓郁,保存了许多当时的俗字、俗语词。从俗语言文字学的角度对此写卷作一些考辨,可了解唐代俗字、俗语词运用的情况。     

“阻卜”的语源语义考

在元人编修的<辽史>、<金史>中,有大量的关于"阻卜"或"阻(革业美)"的记载,而自唐朝开始直至明清时期出现在史料中的"鞑靼"这一名称,却并未出现在<辽史>、<金史>中.近代以来,学者们对"阻卜"问题做了大量考证工作,认为阻卜既是鞑靼的别称.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采用历史语言学与北方民族文化习俗相结合的方法,初步探讨"阻卜"的语源、语义问题很有意义."阻卜"为契丹、蒙古语中的方位词jüü或jegün(东),其语义为"左",按照突厥蒙古语系部族的方位习惯来看,jübü或jegün指中原传统的方向"北".辽金史中出现的"阻卜"一词是处在北方的各部族的泛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