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赋能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机理、路径及保障机制

“双碳”目标是国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必将持续赋能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发展。“双碳”目标通过突出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节能减碳内涵,倒逼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促使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协同减碳,促使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成为全球潮流的机理赋能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双碳”目标通过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绿色转型、促进消费结构低碳发展、强化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应用等路径,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发展。要建立宣传教育机制、制度保障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协同转变机制等保障机制,确保“双碳”目标赋能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路径顺利推进,为实现“双碳”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碳交易市场支持“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是运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大创新,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举措。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迅速,但仍存在碳市场流动性不足、碳价格发现功能有待加强、碳市场制度体系亟待完善、碳市场金融化程度较低等问题,未能充分发挥减排效应。对此,提出碳市场支持“双碳”目标实现的路径,主要包括完善碳市场运行机制、建立灵活的碳定价机制、健全碳市场相关制度体系建设以及推动碳金融建设发展。     

推进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税收政策研究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体现,也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税收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在我国推进“双碳”目标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它既能用税收优惠方式吸引全社会参加低碳行动,又能推动高碳排放主体变化,化解低碳发展难题,从而成功实现各自的双碳目标。但我国现行税收体系在推进碳减排中仍存在税收政策激励性不够、推动作用有限、约束力不强等问题。为了助力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我国应在借鉴国际碳税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完善碳定价机制、节能减排税收优惠政策,充分释放绿色效应,推动我国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中国的“双碳”目标与实践:形成逻辑、现实挑战、社会风险及推进进路

为应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气候危机,中国于2020年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该目标的形成基于“气候恶化的事实与影响—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与制度倡导—推进碳减排与经济转型发展的实践行动”的演进逻辑。由于“双碳”目标属于政策驱动型目标,因此面临碳交易市场效能有待检验、“双碳”立法缺失、“双碳”技术薄弱、“双碳”多元利益主体“缺场”等挑战。在推进“双碳”目标实现的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空间正义失衡,人群利益受损,运动式、休克式减碳等社会风险。推进“双碳”实践需要构建“政府—社会—企业—学界”等多元主体参与的系统性架构:在政府层面进行制度创新和立法推进;在社会层面培育民众的“双碳”意识,积极建构“低碳”社会;在企业层面加强低碳技术革新,开发绿色产品;在学术界层面积极开展“双碳”研究,加强“双碳”专业人才培养,从而共同推进“双碳”目标的达致和绿色发展。     

农业生产托管与农业绿色低碳转型——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推动农业绿色低碳转型是实现农业领域“双碳”目标的主要抓手,在大国小农背景下实现农业绿色低碳转型,一直是我国农业政策目标的重要取向,发展农业生产托管这一新型农业生产方式有利于实现农业绿色低碳转型。农业生产托管可以通过示范效应(带动小农户绿色低碳生产方式)、规模效应(降低绿色低碳生产平均成本)、溢出效应(将绿色低碳技术导入农业生产)、反馈效应(服务组织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这四个路径推动小农户农业绿色低碳生产。当前实践中还存在托管成本上涨、环节零散、宣传滞后、信任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制约了农业生产托管绿色低碳效应发挥,需要从加大补贴力度、完善服务机制、重视政策宣传、加强信息服务等方面优化农业生产托管政策,加速农业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步伐。     

“双碳”目标下的农业转型路径: 从市场中来到“市场”中去

基于市场演进的视角,结合传统生态智慧、数量型经济增长理论和生态文明思想,文章揭示了"双碳"目标下农业转型的理论渊源,进而分析了农业转型面临的"薄市场"挑战及其成因,提出了依托市场机制驱动农业转型的可行路径。研究认为,按照"双碳"目标要求,在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前提下,农业既要通过减排和增汇减缓气候变化,又要增强自身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尽早关注农业转型可以防范"吉登斯悖论",并降低"双碳"目标实现的社会成本。然而,农业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功能具有典型的外部性特征,存在价格生成困境,需要通过构建多元市场交易体系,推动农业低碳生产的成本投入与收益获取在边际上维持均衡,并使得以低碳农业为代表的生态环境部门的价值与经济社会其他部门的"价值"相均衡。     

双碳目标下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模式、路径及保障机制研究

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手段,其变革模式、路径及保障机制值得深入研究。基于数字技术赋能以及绿色低碳技术探索与利用两个维度,总结出低碳产品优化型、低碳流程变革型、数据资源主导型和数字生态导向型等双碳目标下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明确数字技术赋能和绿色低碳创新协同发展、推动数字技术赋能的能源行业碳减排、探索绿色低碳创新的文旅产业转型方式、建立涵盖目标企业上下游的绿色制造供应链体系等四条变革路径。建议国有企业要探索以“数字人”为主体的双碳数字化人才培养模式,打造适应新管理情境的数字化动态能力,构建以数据中台为支撑的数字化组织结构,建设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绿色数字化生态系统,以切实保障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顺利实施。研究结论对国有企业在当前我国双碳目标下如何有效开展数字化战略变革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双碳”背景下中俄低碳能源合作的法律路径

低碳能源国际合作旨在实现能源合作绿色转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经济效能与绿色效能相协调,推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在地理位置相邻和政治高度互信等优势的推动下,中俄在天然气、核能、电力等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水平不断提高,但两国低碳能源国际合作也存在着合作制度不完善、能源基础设施管辖权不明确、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缺陷等法律问题。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指引下,应通过完善低碳能源法律体系、明确能源基础设施司法管辖、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安全监管、改进争端解决法律机制等措施,积极构建安全高效的中俄低碳能源国际合作机制。     

我国西北地区碳达峰碳中和实现路径研究

碳达峰碳中和是破解我国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构建低碳经济体系、倒逼能源转型,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我国西北地区以化石能源为主,风力、光伏资源富集,双碳目标的实现可有效解决西北地区经济落后的现状,对该区域可持续发展有积极意义。在分析国内外碳达峰碳中和研发、实施情况及西北地区双碳现状的基础上,提出西北地区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即立足于西北地区资源能源禀赋,坚持可持续发展,先立后破,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平稳过渡原则。继而提出加快碳捕集技术研发及应用;以再生能源促电力系统转型;重视储能技术研究;加速西北地区碳交易市场建设;通过生态建设提升荒漠碳汇功能的解决方法,以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使西北地区逐步达到碳中和。     

“双碳”目标有效路径及误区的理论分析

基于对"碳达峰""碳中和"的理论内涵及现实含义的阐释,本文分析了"双碳"目标的有效路径和现实发展中的认识误区,得出:"双碳"目标的核心要义是持续推进"碳减排"直至实现"碳中和";"双碳"目标的核心政策工具是"碳排放额度";政策成效的评判依据是全生命周期碳减排、碳效率提升、碳减排的"帕累托改进";政策的有效路径是促进各种要素的"有效替代"。基于研究结论,从产业支持政策、低碳消费倒逼机制、碳金融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     

低碳经济与碳金融研究

气候变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碳金融是低碳经济中的一个关键,发展低碳经济必然离不开对碳金融的研究,但在我国关于金融如何支持碳经济却是薄弱环节。低碳经济正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在分析低碳经济发展及碳金融交易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发展我国低碳经济及碳金融的建议。     

论碳捕获与封存及其国际法律问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框架公约》和《议定书》）中有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CCS）的初步思路,但没有明确规定CCS是否可视为缔约国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CCS技术对传统国际法的多个领域造成了冲击,提出了新的问题。应当对《框架公约》和《议定书》的部分条款作宽泛解释或加以修改,同时在各国协商的基础之上,将碳捕获与封存的有关法律问题纳入后京都时代的气候变化立法之中。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碳排放权的权利构造与应然理路

我国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出台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并将碳排放权定义为分配给控排主体在规定期间的碳排放额度。针对碳排放权的属性界定问题,学界的准物权说、用益物权说、规制权说均难以很好地解释实践。碳排放权在二级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存在形式是数据,所产生的货币价值决定了其具有新型财产权的法律属性。在权利理论体系中,应当将碳排放权界定为“数据产权”,明确其作为数据财产在交易过程中的收益,厘清“碳排放权”与“碳配额”之间的关系,实现碳排放权作为“数据产权”承载交易主体的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满足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气候正义的价值诉求。     

对我国碳排放形势和低碳经济转型的研究

我国碳排放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人均碳排放量和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碳排放强度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碳排放总量过快增长使得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承受的外部压力不断加大,低碳经济转型迫在眉睫。文章在对我国碳排放形势及其主要特征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实现低碳转型需要从规划、产业体系、能源利用方式和结构、低碳技术等方面深入开展大量工作。     

区域碳源碳汇差量估算的云模型研究

引入云模型和云理论,通过对相关区域碳源碳汇数据的收集与测算,尝试提出一种评估区域碳源汇差量问题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其重点是区域碳循环的结构分析与评估框架和方法,以为区域碳减排与碳增汇措施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及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技术支持。     

碳减排问题研究综述与展望

回顾了全球碳减排方案和中国碳减排相关研究的代表性文献,并进行了简要的评述。结论：（1）基于考虑历史责任的人均累积排放相等原则确立的全球碳减排方案,具有公平性和合理性;（2）影响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很多,减排对策的制定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     

双碳背景下CEO开放性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

双碳背景下重污染企业的绿色转型是必然趋势，而CEO在绿色转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2015—2019年重污染企业并购数据，研究了双碳政策实施以来CEO开放性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CEO开放性越高，重污染企业发起绿色并购的可能性越大；高管团队绿色注意力和短视倾向在CEO开放性对绿色并购的影响上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同时，CEO权力削弱了CEO开放性对高管团队绿色注意力的积极影响。另外，CEO开放性的提高会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并抑制普通并购，尽管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并购在短期内不会增加实质性绿色创新，但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异质性分析发现，CEO开放性的提高对绿色并购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高风险承担企业、低环境监管省份企业以及高行业期望绩效顺差企业中更大。因此，重污染企业在鼓励开放性CEO开展绿色并购的同时，要健全企业高管间的沟通机制，适当抑制CEO权力的过度使用，强化企业绿色发展意识，借助绿色并购实现企业绿色转型。     

中国碳交易市场回顾与展望

2017年12月19日,首先纳入发电行业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正式启动,1万吨标煤的准入门槛使全国碳市场几乎涵盖了所有主要火电企业。全国碳市场短期内虽然不会产生明显效果,但长期来看,将通过倒逼发电行业优化结构来促进低碳发展。对中国碳市场建设的相关政策发展及进程进行梳理,分析各个试点碳市场的市场表现及履约情况,通过对其配额和CCER交易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各个试点市场的政策效果,并对全国碳市场的发展进行展望。截至2017年12月底,全国7个试点的碳市场累计完成线上配额交易量逾1.35亿吨,达成交易额逾20亿元,为全国碳市场的建立积累了一定的经验。2017年,7个试点碳市场交易活跃度有所提高,但依然存在大量交易集中于履约期前后的情况。重庆碳市场一改以往低迷的市场表现,交易量和活跃度增加迅速;天津碳市场因全年长时间休市,交易量较低;湖北超过广东成为交易量最大的试点碳市场,交易集中度也为7个试点中最低。2018年是全国碳市场的基础建设期,各试点碳市场将继续并行运行,全国碳市场在实际的配额交易前将进行为期一年左右的模拟交易。碳市场的机制设计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的过程,要真正发挥全国碳市场降低碳减排成本和促进碳排放量下降的作用还需要至少两三年的时间。     

碳税改革的低碳发展效应

中国正面临着气候变化、环境保护以及能源安全等方面的严峻挑战,而发展低碳经济是应对这些挑战的一项重要战略选择。通过引入碳税、碳排放、碳存量以及人力资本等变量对经典RBC模型进行拓展,基于拓展后的模型模拟分析碳税改革的低碳发展效应。结果显示:从长期效应看,增加碳税收入同时减少资本税和工资税扭曲效应的碳税改革能够有效抑制碳排放和降低碳存量,并促使企业提高减排的积极性;从短期效应看,碳税改革不仅能够带来碳排放和碳存量的减少,而且会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的机制对产出形成正向影响。由此看来,选择合适碳税改革路径以及恰当运用碳税工具将能够有效推动中国当前低碳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