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变动趋势分析及收入预测

依据2001-2009年统计资料,应用洛伦兹曲线和五等分法分析评价入世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变动趋势为：入世以来各省份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差距在不断缩小,而城乡收入在不断扩大;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特征为：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出现下滑势头,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不断上涨。揭示了入世以来农业政策对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省际间农民收入差距的积极影响;对未来我国农民收入做出预测,分析了省际间农民收入缩小的原因,同时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     

中国农民收入来源的模型分析与研究

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主要来源于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本文从定量的角度分析了现阶段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受影响两个因素,阐述了提高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对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的紧迫性,以及国家农业政策对农民收入影响等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视角下的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趋势分析——基于Mann Kendall非参数检验模型

采用中部地区6省份1993-2010年农民收入面板数据,运用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法,分析了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民纯收入及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趋势。结果显示,农村税费改革后,以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来源为主的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增加较为显著,但人均纯收入与中国大陆地区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有所扩大,相对差距逐步缩小,表明农村税费改革基本实现了阶段性目标。据此,提出了继续稳定家庭经营,不断扩大农民家庭经营收入范围;有序引导农民非农就业,积极拓展劳务收入增长空间;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提高中部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扶持,提高对农民的转移支付水平等进一步实现中部地区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对策建议。     

中国农民收入结构的演化逻辑及其增收效应测度

运用1984-2017年中国农民收入数据，对农民收入结构变动值和农民收入结构变动的增收效应分别进行测度，研究发现：（1）农民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收入增长的源泉由过去单纯依靠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转变为近年来各项收入的协同增长，但农民收入的结构与城镇居民相比仍然存在不合理之处。（2）农民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累计贡献力度已于2010年超越了家庭经营性收入，将来亦或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内，必然会与家庭经营性收入作为两大主要收入来源而“并驾齐驱”地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快速、稳定增长。（3）长久以来，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因为具有不确定性和暂时性特征，又非农民的传统性收入，因此对农民增收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新世纪以来，两者对农民增收的相对贡献率之和已经从2%上升到了16.02%。上述结论意味着，如今农民收入问题已经演化成了一个越来越多地与非农密切相关联的问题，农民持续增收离不开收入结构优化和各项收入协同增长，其核心就变成了如何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解决农民非农就业、支持农民创新创业、赋予农民更完备的产权权能、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结构变动对消费的影响——基于东中西部2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比较分析

基于2002―2010年具有国家重点扶贫县的2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统计分析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状况的基础上检验了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结构变动对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就全国贫困地区而言,转移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对贫困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贡献最大,家庭经营性收入的作用下降,而财产性收入统计上不显著。就东、中、西部三个地区而言,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对任何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都很显著,工资性收入对西部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尤为突出,而经营性收入对三个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相对较低;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作用效果具有地区差异性,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性收入具有明显引致消费作用,而东部地区财产性收入的消费倾向明显。     

粮食主产区政策与农户收入不平等

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回归及分解方法分别考察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以及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农户收入不平等差异的来源。结果表明：粮食主产区政策加剧了农户收入不平等,且使得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的农户收入不平等差距扩大;尽管粮食主产区与非粮食主产区的农户收入不平等差异受健康状况、金融认知水平、人情礼收入等因素有关,但主要与系数效应有关。进一步分析发现,粮食主产区政策加剧了农户家庭经营性收入不平等,但对工资性收入不平等具有削减功能;土地规模差异会强化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而社会公平、自由经济环境则会缓解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是否促进了农民增收？

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是政府利用财政手段引导金融资源向农村配置的重要举措,是国家支农的重要创新政策之一。基于2007—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逐期双重差分法评估了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效果,实证结果发现：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显著促进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农民增收的政策效应主要来自家庭经营性收入。机制分析表明：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激励金融机构将资金配置到“三农”领域,促进农业机械化,改善农村生产条件,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另外,数字金融发展在农村金融市场发挥的“竞争效应”会强化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对于西部地区、粮食非主产区和农业大省地区的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更强。     

中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促进了农户增收吗？——基于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根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利用DID模型研究了我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对农户收入增加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只对政策实施省份的农户种粮收入增加有一定的促进效应,但与其他收入增加对农户总收入增加的带动效应相比,种粮收入增加的作用相对较小;从影响因素来看,通过主粮价格支持政策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已经效果甚微,农户增收仍主要依靠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因此,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现行主粮价格支持政策,提高其对农户种粮收入促进作用的基础上,需要将农民收入问题纳入宏观经济以及其他产业的发展中协同考虑,通过与其他政策措施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相结合来构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我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增收效应实证分析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是国家支农惠农的政策之一,这项政策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但目前仍缺乏对不同区域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增收效应有针对性的定量分析,说服力略显单薄。本文基于面板数据,借助SPSS16.0分别对我国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的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央财政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发达地区农民收入的影响较小,而对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的影响较为明显。因此,政府应适当加大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机购置补贴,在加速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增加当地农民的收入的同时还可以缩小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之间的差距。     

基于财政支农视角的农民增收问题分析

本文以农民增收问题为研究对象,从财政支农的角度深入研究农民增收过程中的困境,包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特别是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乏力等问题,重点分析农民增收困境的产生根源,并提出农民增收问题的财政支农政策建议。     

中国出口贸易与农民收入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贸易一体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离不开贸易因素,同样农民收入水平的变动与贸易也是分不开的。基于1978—2008年出口贸易对农民收入结构的影响（即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实证结果表明：出口贸易与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但会推动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因此,在农民农业收入不稳定的情况下,应鼓励扩大农产品出口,加大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对乡镇企业出口的扶持,确保农民工资性收入的稳定增长。     

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与粮食安全耦合分析——基于河南省18市农业生产效率的DEA实证分析

粮食主产区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是当前的一个热点问题.正确地认识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探寻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与粮食安全之间的耦合,本文以粮食主产区河南省18市农业要素生产效率为例,分析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之间的耦合性,通过要素配置与利用效力角度,寻找二者之间合理的结合点.     

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水平与全国农民一样有了较大的改善,1978-2004年间,主产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29元增加到 3025元,26年中提高了23倍。但与主销区相比,主产区农民收入与主销区农民收入的差距不断扩大,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问题值得研究。一、主产区农民收入结构特点 (一)主产区农民现金收入比重不断上升。随着农业生产能力提高和城     

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消费关系的再检验——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拓展的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理论,运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31个省份1997—2008年的面板数据,按照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实证分析了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各自对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改变,工资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日益显著,与家庭经营性收入一并成为农村居民消费的双动力,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虽然有限,但却具有乘数效应;不同地区的收入结构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提出了在不同地区促进农村消费的政策建议。     

宁夏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研究

在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下,宁夏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较快,但近几年增速有所趋缓.基于这种背景,本文以宁夏粮食主产区北部引黄灌区产粮大县与普通县进行对比分析,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产粮大县和普通县农民增收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农业生产投入水平、谷物平均价格和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是影响产粮大县和普通县农民收入的共同因素,且对农民增收都有正向影响.农民增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业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明显不足,农业结构调整进程缓慢,粮食补贴政策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但需进一步探索更为有效的补贴方式等,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中西部地区农民增收探析

近年来农民收入有较大增长,结合江西与全国农民增收的有关情况,分析农民增收及制约增收的原因,增收主要有来自种养业收入、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劳务性收入、其他收入五个方面;制约增收有农业结构调整不到位、不深入,整个社会对农民收入带动及拉动不够等因素,提出从社会保障、职业教育、农村金融等方面创新工作,进一步增加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策略。     

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变动的阶段性特征及其收入构成变化——以云南省为例

农民收入的变化具有很强的阶段性特征.对农民收入来源构成的实证研究发现,家庭经营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对农民收入增加贡献最大,工资性收入的比重逐步增加.与全国平均水平对比来看,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及其对农民收入增加的贡献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增加工资性收入是增加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缩小地区差距的有效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文章基于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实证分析了1978~2008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起负向作用,而农村金融发展结构能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故应从加大政策性银行支农和增加乡镇企业贷款额度的角度着手,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从收入来源角度探讨我国农民增收问题

文章首先从三个方面对农民收入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描述,包括农民收入的阶段性划分、农民收入的来源变化分析及城乡收入差距分析.然后从国家、农业和农民三个角度分析了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包括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业产业结构等.最后分别从农民收入构成的四部分即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     

农村居民收入变化动态分析--以湖南为例

农民的收入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所关心的问题,农民纯收入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和财产收入三部分组成,其中主要贡献是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它们的变化趋势直接影响到农民纯收入的变化趋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的变化总趋势是上升的,但上升速度较慢,主要原因有两个。湖南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农民的收入问题的确具有一定代表性,决策部门理应予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