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史学批评研究

杨慎是明代一位有着浓厚批评意识的学者。杨慎的史学批评主要表现在对《史记》《汉书》的史学审美、对宋代史学的有意求瑕及基于史料价值和史书编纂方面对其他史著的批评。其史学批评呈现如此特点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明代中叶的《史记》《汉书》研习风激发杨慎对《史记》《汉书》的批评;其治学理路崇汉学而抑宋学,引发杨慎对宋代史学的苛责;其博学的治学视野促成杨慎对史料价值的多元审视及对史著编纂者资质的求善求全。     

《史记》民俗研究综述

《史记》作为一部史学巨著,有大量的民俗资料记载,具有较高的民俗价值。无论是用《史记》来研究汉代民俗,还是从民俗视角来研究《史记》,都具有极高的历史民俗价值。《史记》的民俗内容增添了这部史书的民间色彩,这与司马迁不媚上附合而"成一家之言"的史家著录思想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其眼光向下的民俗观,他自觉走向民间,关注民众,记录并呈现出丰富的的民间文化内涵。现时,对其"民俗"研究尚有一定的开拓空间。     

一部研究《明实录》的潜心之作－评谢贵安先生《明实录研究》

一部研究《明实录》的潜心之作──评谢贵安先生《明实录研究》段超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史料愈是原始．价值愈大．史料的原始性是一个相对的在念．对于汉代的历史来讲．像《史记》这样的史学编纂著作就可算是原始的史料．但对于明代而言．《明史》则不能算作原始史料．...     

《史记》的小说性

《史记》是一部信史,却体现出一定的小说色彩,对此历代学者已达成了共识,它记载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梦兆预言、灾异祯祥和奇闻逸事。其实历史和文学在叙事职能上是相近的,由于司马迁采用口述历史作为史料来源,用“好奇”的审美观来择采史料,并继承了先秦史书中的文学虚构手法进行艺术创作,这都使《史记》呈现出一定的小说性,但并不削弱它的史学价值,从其小说笔法中我们同样能获得历史信息。《史记》所以杂用小说笔法,有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良苦用心,也寄寓着司马迁发表一家之言的许多感慨。     

略论《明通鉴》的史学价值

《明通鉴》是一部叙述明代历史的私撰编年体史书,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主要体现在著者治史态度、内容体例、史料价值和史学思想几个方面。     

开拓者的硕果——读叶光大、李万寿、黄涤明、袁华忠的《贞观政要译注》

唐人吴兢所撰《贞观政要》,是一部研究唐初历史十分有价值的、政论性的历史文献。全书共十卷,四十篇。它分类记载了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唐太宗李世民同其臣僚们,如魏征、房玄龄、王珪、杜如晦、褚遂良、孔颖达、虞世南、温彦博、岑文本、马周、戴胄、姚思廉、杜淹等四十余人关于“治国安邦”方面的言论,其中有唐太宗和左右大臣的政论,有大臣们的奏疏和有关重大的政治措施等等。可以说《贞观政要》内容丰富,涉及到的人和事甚多,不仅有史料价值,并且也有现实借鉴意义。     

《明实录》科举史料价值探析——基于文献学和史学史双重视角的考察

《明实录》包含着3900余条科举史料,它们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记载比较系统和完整,能够建构一个较为完整的明代科举史体系;史料来源可靠,较为全面地保存了明代科举各方面的重要资料;可以补充、纠正其他文献的缺略和讹误。同时,它们还具有史学史层面的价值,通过对史源的增删润饰而形成的科举史料,蕴涵着修史者的撰述意图和倾向、修史当时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等信息,乃是史学史研究的又一重要途径。     

《史记》与《尚书》对译比较

《史记》在我国文学史上堪称一部划时代巨著,鲁迅先生曾用“无韵之离骚”给予高度赞扬。诚然,集先秦散文之大成,《史记》树立了一种叙事和风格的新典范,同时,作为文言文形成标志,在丰富和发展我国民族语言方面,《史记》又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汉代的一部史学著作,《史记》引用了不少先秦古籍材料,如《尚书》、《国语》、《左传》、《论语》、《战国策》等。但这并未破坏全书的统一风格。《史记》都是由汉代通用的书面语写成的。在对古史料的改写过程中,司马迁为汉代书面语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 《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也谈“无韵之离骚”的意义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先生对《史记》史学价值、美学价值的高度概括和精辟评价。“绝唱”者,窃以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意。是就太史公之胆略,《史记》之“实录”精神,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诸方面而言的。那么,“无韵之离骚”的意义又是什么?《离骚》这首抒情长诗与经传体的通史《史记》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笼而统之,似乎简单明了,然而比较准确详尽地阐释则似乎又非易事。下面就自己学习过程中的体会,试做一粗浅的回答。一、“千古第一知《骚》者,莫如太史公”。在《楚辞》研究史上,司马迁及其《屈原贾生列传》,是屈原及其《离骚》的第一位研究者,和第一篇学术文章。关于屈原的事迹,先秦典籍不见记载,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可视为第一篇记载屈原生平事迹的文章,成了后人研究屈原的最重要的资料。在司马迁笔下,屈原首先是一个具有内政外交才能的政治家。他在楚怀王时为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付诸侯”,曾     

试论《刘公嘉话录》的史料价值

唐韦绚所撰的《刘公嘉话录》是唐代笔记小说中价值较为突出的一种,该书内容丰富,涉及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历史及文化诸多方面,为我们研究唐代文史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资料。其史料价值尤高,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可以补充正史缺漏,有助于推进唐代社会风尚研究。     

《史记》文章风格——俊逸、郁勃略解

司马迁的《史记》,既是一部历史巨著,也是一部优美的散文集。对于《史记》的文章风格,历代学者多有评价、概括,笔者在对《史记》文学语言特征的细致分析基础上,提出《史记》的文章风格,当概括为：俊逸、郁勃。     

唐前小说对《史记》体例与写作方法的接受

小说与历史有着不解之缘,在中国古代小说演进的过程中,唐前为小说的萌芽和形成期,显示出史说同质的特点。《史记》被比喻为文学与历史的渊海,从接受美学的视角考察唐前小说与《史记》的关系,《史记》所蕴含的丰富的小说因子被小说家所接受和借鉴,同时小说家在创作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完善并逐步转化为小说特有的体例和写作方法,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宋书·乐志》的乐府诗批评

与音乐关系密切的乐府、歌诗等是沈约一生所关注的重点。沈约《宋书》在继承司马迁《史记·乐书》、班固《汉书·礼乐志》的基础上,不仅正式设立了《乐志》,让音乐从礼仪中分离出来,而且四卷的"乐志"内容很丰富。正因此,沈约现所存见的乐府诗,数量之多,在先唐诗人中几无可比。沈约之于乐府诗的收集与整理,主要表现在《宋书》的三卷《乐志》("乐二"至"乐四")之中,其虽然不属于乐府诗总集,但却是可以与乐府诗总集媲美的。因之,这三卷乐府诗所呈现出来的"整理类批评"特点,也就自然是值得重视的。而《乐志》中的一卷"乐一",则为沈约"题解类批评"的代表作。"整理类批评"与"题解类批评"对于当时的音乐文化建设、乐府诗的辑录与整理等,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特别是对后世史学家与文学家的乐府诗批评,产生了较为直接的影响,因而在乐府诗批评史上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追溯匈奴的前史--兼论司马迁对"史道"的突破

本文拟从比较司马迁与王国维对匈奴前史的追溯着手,去揭示<史记>所反映的历史学观念是如何从根本上不同于以<春秋>、<左传>为代表的先秦史书.在帝制儒家意识形态力图迫使史学就范于经学的附庸地位时,司马迁不但用<史记>捍卫了历史学的独立型态,而且突破了此前已有的编年和轶事记录这两大叙事传统,从而为"真正的"中国历史编撰学之形成树立起划时代的标志.     

南宋史家对先秦史书编撰的讨论

为研究南宋史家眼中的先秦史书编撰的得与失,采用文献分析法,对南宋史家黄震及其撰写《黄氏日抄》进行分析。《黄氏日抄》中除了探讨《史记》先秦部分编纂的内容较为集中之外,考订《春秋》的篇章更多,之中也涉及到历史编撰的认识,因此对《春秋》褒贬思想和“凡例说”的批判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除此之外,还有对《汲冢周书》、《左传》《国语》及《大事记》等书编撰得失的评价。《黄氏日抄》褒扬《史记》先秦史部分的采撰与体例设置,将北宋史家苏辙所撰的《古史》与《史记》进行专门的比较研究,通过两书编撰的优劣得失来总结宋代先秦史编纂的经验和教训,评《古史》之长并对《春秋》“褒贬”和“凡例”说进行批判。这种从比较的视角探讨宋代历史编撰的思想与实践以及时人对这方面的认识和评价,有助于后人了解不同时期史家对古史的认识,以及宋人关于先秦历史编撰的史学思想。     

清代《史记》语言艺术研究简论

《史记》的语言艺术的研究是《史记》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清代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清人继承了宋明以来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并进行了开拓与深入。清代研究者把《史记》的语言艺术作为掌握其文学特质的起点,在精读、细读《史记》文本的基础上,重视字法、句法的研究,并进行了深入仔细地辨析与归纳。这些阐释使清代《史记》的语言研究成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深广地揭示了《史记》的文学艺术性。     

论儒家音乐思想及其对我国音乐文化的影响

儒家音乐思想对我国音乐文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审视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音乐观和儒家集大成之作《乐 记》,并由此顺流而下,全面观览,去伪存真,我们就可以正确地把握儒家音乐思想对后世音乐文化的影响和正确地继 承传统音乐文化。     

司马迁与《春秋》学之关系论

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之间的关系是《史记》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春秋》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文化范本,两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司马迁与《春秋》学的关系;其二,《史记》与“春秋三传”的关系;其三,孔子获麟一事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有启示作用;其四,司马迁与“春秋笔法”的关系。上述四个方面拧结在一起,遂构成了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的关系。     

用“三重证据法”进行先秦古史“新证”研究——以《史记》为例

古代史书对先秦时代史事的记载存在诸多问题。有些是由于年代久远,记载失真;有些是由于立场不同,后世记录者利用话语权对前代历史的故意隐瞒或歪曲。《史记》是司马迁对当时所见先秦史料的集大成性著作,具有重要价值,但同样存在上述问题。传统的局限于传世文献范围内的考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史料可信性的问题,造成史事众说纷纭。清末以来,甲骨文等大量先秦出土文献面世。随着20世纪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三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献、考古文物和传世典籍相互印证的古史“新证”成为先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也为订正《史记》记载的失误、发掘其研究价值提供了新条件。     

《史记》十表总论

《史记》十表所记叙的内容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它反映出司马迁在编写十表中所体现出的进步的历史观点与其所要抒发、表现的感情态度,同时由于资料缺少和所依据的资料不同,也出现了一些重要错误。对此加以梳理,对读者全面理解《史记》与评价司马迁有一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