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含经》所述的善恶与解脱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是体现了佛教核心思想的偈言.佛教思想中的善和恶并非仅有列举的十善和十恶,在以解脱为终极目标的正法律中,凡符合解脱之正向的思想、心念和行为都属于善;反之,凡阻碍解脱的都是恶.佛教认为,善恶皆有果报.根据因果业报理论,众生生时所造的善恶业将决定众生死时的去处及以后生的生活状态.佛教的缘起法则可以用以分析恶之产生的深刻动因,根除恶法、实现善法的途径,其关钥即是如实知见.     

论佛教伦理精神与和谐交往

在佛教伦理文化中,作为理论基石之一的“缘起论”揭示的是一种关系性伦理思维以及“万法皆空”的思想。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关注、关爱他人,同时也是在成就自我。而佛教的善恶报应说,突出道德在果报产生过程中的重要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就使人在交往过程中乐于从善、畏惧作恶。此外,慈悲是佛道之根本,它以平等为前提,引出利他主义精神。佛教伦理以其独特的精神智慧有效地改善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交往关系,其价值资源具有普适性意义。     

佛教修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兼与儒家“克己复礼”的比较

佛教所提倡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与儒家所主张的"克己复礼"虽然有着同样的道德诉求,但是两者的实践语境是不一样的。佛教在"为己"修行的基础上来落实"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而儒家则是在"为人"修身的基础上来实现"克己复礼"。不过,佛教的"为己"修行并不是自私,而是"回归自性"的"净心"。佛教的"净心"固然有"自利"的一面,但佛教就是通过这种"自利"的"净心"来开出坚实的"利他"道德的;而且在佛教修行中,"净心"和"利他"并非是历时性的关系,而是同时发生的,也就是说,"净心"的过程即是"利他"的过程,"净心"的同时就在"利他",这就是佛教修行"自利利他"的道德定律。     

中国佛教善恶报应论初探

中国佛教善恶报应论作为中国佛教伦理的理论基础,有其印度之源、中土之流,与中国传统报应观和传统“承负说”相比,中国佛教善恶报应论以其独特的内涵和理论特征,弥补了传统报应现理论上的局限,开启了中土劝善化俗的新思路,成为中土教化民众的主要宗教伦理工具,其扶世助化之功实不可没。     

浅议佛教戒律的现代价值

佛教戒律是佛教弟子的日常行为规范,与道德、法律之间关系密切,在社会控制功能上具有相同之处,但戒律的持守更注重于内心的自律。戒律的制定有两个目的,一是约束和指导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二是维护僧团的和合共处。佛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宗旨主要通过戒律予以实现,戒律中包含着许多具有现代价值的思想观念,自利利他、普度众生的菩萨戒思想将佛教“扬善”的精神发扬光大,禅宗“无相戒”思想化他律为自律,“六和敬”是僧团共处的基本原则。这些积极的戒律思想不仅在佛教自身发展中意义重大,使戒律成为佛教的根本生命力,其具有的社会控制功能对法律、道德的建设亦具有补充和借鉴价值,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契合点,值得发扬。     

论中国佛教的人性善恶观——以天台宗为重点

中国佛教谈人性善恶,与世俗伦理意义上的善恶有重要分别,但又与世俗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有内在联系。以天台宗为重点的“性具善恶观”,有其印度之源,中土之流,但与儒家的性善性恶有别：一、中土佛教天台宗的“性恶”,指的是人性（佛性）除具备善的因素外,还包含恶的性质,善和恶是心性（佛性）统一体的两面;二、台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有”,儒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能”。在儒释道三教融合已成定局的氛围中,台家善恶观吸收传统伦理思想又有进一步发展,这体现在明代传灯法师的“性善恶论”中。台家善恶观对华严宗、禅宗等都有重要影响,是最具中国化佛教特色的善恶观     

生命与缘起--论《俱舍论》“十二缘起”的二重思维取向

“十二缘起”是佛教的核心概念之一,《俱舍论》对此做出两个方面的梳理：一是从生命观的角度阐述十二缘起的含义,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三世因果说的宗教理论;二是从缘起观的层面,论述十二缘起中所蕴涵的支撑因果理论的哲学思考,以及不同学派对缘起思想的认知差异。《俱舍论》对十二缘起理论的分析和建构,为佛学研究指向生命与哲理两个向度提供了必备的文献依据。     

佛教因果学说的中国化 ——以《弘明集》与《广弘明集》为中心的研究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属于佛教中国化的起始阶段，亦是“中国佛教哲学”因果学说初步形成之早期酝酿阶段，而中国佛教哲学早期的因果学说既不完全等同于“印度佛教哲学”的因果理论，亦同样有别于隋唐时期及后世佛教哲学的因果学说。本文在深入具体分析《弘明集》与《广弘明集》等文本的基础上，对中国佛教哲学早期因果学说作出了新的诠释：其一、东汉末年苍梧太守牟子所撰写的《牟子理惑论》至晋代孙绰所作《喻道论》的完成即可被视为其理论建构之第一阶段，即“被动调适阶段”,以“善恶报应”为其基本主张；其二、慧远之“三世报应说”的提出，可视为中国佛教哲学早期因果学说理论建构之第二阶段，即“主动调适阶段”;其三、李师政之“因缘果报说”的建构完成，可被视为第三阶段，即“调适完成阶段”。     

论佛教善恶的超越性

佛教对于善恶的判定,首先是立足于缘起理论的,从现象层面以果报的苦乐来反证行为本身的善恶。在小乘佛教看来,因果的善恶、苦乐都超不出对于个体自我的妄执,因此超不出三界六道的生死轮回,只有破除个体我执才能出离生死轮回。大乘佛教进一步认为,以生死为胜义恶、以涅槃为胜义善,仍然是一种妄执,必须立足于人我、法我二空,以体用、性相不二的理论破斥,最终才能达到对善恶的彻底超越。     

从“空性”到“体用” ——中国佛学心性本体论的建构与反思

[提要]基于“缘起论”思维根基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其在思想层面遭遇了中国化的“体用”诠释。东晋释道安、僧肇等就借用玄学思想与概念通过“体用”“本末”等中国本土概念创造性地诠释了佛教般若思想,之后伴随着中国佛学由般若学向涅槃学的取向,《起信》《华严》及中国禅宗皆借用体用概念与思维模式逐渐建构起了中国佛教“心性本体论”理论框架。中国本土的“体用”概念及其思维框架不仅深度介入到中国化佛学的哲学建构中,使印度佛教经过诠释与会通终于摇身一变成为启发中国人心智的理论模型,同时它也是达成儒佛道三教思想汇通的重要思维桥梁。“体用”思维模型一方面建构了中国化语境的佛教哲学,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土的“体用”概念发生了“佛学化”的改造。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体用论模型在回溯到中印佛学思想源流的相关理论议题时也遭遇到一些挑战,如何面对此一挑战也关涉到中国佛学的现代性诠释问题。     

基于CDIO的回归工程教育理念的研究与实践

我国现行的高等工程教育重视工程科学的系统性和学术性,强调学习知识应先简单后复杂、先局部后整体、先微观后宏观的认知过程,但与工程实践中分析解决问题先整体后局部、先宏观后微观的思路完全相反,导致学生缺乏工程项目的整体性、全局性等方面的训练,大局意识差、主次不分、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不强。本文秉承把重视工程科学回归到重视工程实践上的工程教育理念,把CDIO的模式与学生学习知识过程结合起来,转变学生只重视课堂理论教学的现状,使学习过程与工程实际问题分析一致化,寓兴趣培养、自主分析思维习惯、团队通力合作于一体,培养出自我发展、适应社会需要的卓越工程师。     

潮人崇儒亦善贾——试论潮人文化心态的二重性

作为潮汕文化深层次底蕴的潮人文化心态异常复杂,一方面由于儒文化的濡染浸润,呈现出强烈的家族观念与祖先崇拜、尊儒重礼、好中庸、追求精细技巧等特征;另一方面由于经商传统的影响而呈现出冒险开拓、崇尚奢华、团结互助等特征。传统儒文化与重商观念存在对立,但也有融合,儒文化对潮人的经商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战后初期国民党政权对日“以德报怨”政策之原因分析

“以德报怨”政策作为战后国民党政权对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蒋介石在1945年8月15日发表的胜利演说。国民党政权的对日“以德报怨”政策是非常宽大的,其希望拉拢日本的想法是明显的。战后初期中国事实上的分裂以及美苏支持的有限性迫使国民党政权对日本采取宽大政策,该政策亦使得国民党政权能够在战后初期取得日本军队的支持,顺利地实现对于日占区的接收工作。该政策的实施虽未能阻止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的失败,但为国民党政权在台开展对日关系积累了庞大的资源。     

一心二门式的儒家复性思想评析

先秦儒家的告子性无善恶论、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皆把人性单一化,不能合理地说明人性的构成及人行善或作恶的原因。儒家"一心开二门"模式的性善情恶复性论认为,人性具有先天善性和后天恶情两种因素,由一体之心开出性情二门,主张以复性的方式去掉恶情回复善性。复性就是由后天之恶情向先天之善性复性。一心二门、性善情恶的复性论是人向善复性的基础和道德教化的根本,为弃恶从善的道德教化和人生修养提供了依据。     

浅析善政向善治的转变

善政是历代政府和人民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管理模式,善治是良好的治理,是政府和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以善政为现实基础,以民本思想为核心,不断发展壮大公民社会,善治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道家民本思想初探

道家学说中包含着及其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与儒家、法家不同之处在于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并由此提出了自己系统而深刻的政治伦理理论,尤其是自由、民主、平等观念,从而为我们今天如何做到以民为本起到了借鉴意义。     

真善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我国倡导、培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正确认识真善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是时代提出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美学的视角来探讨和分析,真、善、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孕育、形成和提出的基础与前提;二、“尽善矣,又尽美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属性;三、“美是道德的象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高境界和终极目的;四、“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追求“跨越时代,超越国度”的价值理想。     

可持续增长模型的构建差异与经济内涵解析

为了深入地探讨可持续增长中反映的财务意义,尤其是可持续增长中所赋予的企业增长与财务变量的数量关系,以便为理财人员理解和抓住企业增长中财务主线索,文章在分析销售可持续增长和盈利可持续增长模型构建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各模型中蕴涵的经济意义的差异,试图为财务人员正确认识可持续增长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至善与圆善——论牟宗三对康德三个公设的消解

德福一致的问题在中西哲学中的解决显示出各自不同的智慧。康德强调追求幸福是人的义务 ,但又把它置于实践理性的约束之下 ,最终引出了上帝的公设来保证“至善”的实现。牟宗三以孟子的心性本体为依据 ,发掘其内在而超越的特性 ,将德福问题消解在体用之心内 ,使物随心转、心意知物只为一事 ,完成圆善论。实际上 ,他们都还笼罩在理性主体的阴影中 ,从而忽视对展开状态下生活世界的关注。作者认为通向真理的道路在马克思所指出的历史与实践中     

赵湘生平杂考

赵湘是宋初重要的晚唐体诗人，而其生平履历却鲜为人知。本文征引《南阳集》等旧籍相关资料，对赵湘的生卒年、行迹、赠官及赵氏迁衢等问题作了考索，初步钩勒出赵湘生平的大致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