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判断及因素分析

产业梯度转移是我国破除经济发展相对困境的重要举措。构建测度指标和采取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东部向中西部进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明显、进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不显著,西部的高端制造业有向东部转移的趋势。对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中部的用工成本、资本存量、科技投入、经济总量等因素的影响明显,而西部的劳动力数量、用工成本、资本存量、消费额等因素的影响相当显著。     

湖南制造业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的对策研究

珠三角产业在结构调整背景下,正在逐步向东南亚以及我国中西部进行产业转移。湖南地处中部,其制造业也正处于战略调整之中,如何抓住珠三角产业转移这一契机,顺利实现过渡,形成特色制造业产业集群,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以从承接战略规划、创建承接的良好基础条件、推行低碳经济模式、实施嵌入购买者与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的承接对策方面入手,对湖南制造业进行优化升级。     

中国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力度的空间计量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采用中国2002-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力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空间计量研究。结果表明:成本因素中税收竞争是影响产业转移的关键;投资环境因素中相对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对承接力度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相对技术差距有促进作用,相对开放度、工业产业集聚程度和基础设施水平的影响则不显著,其中,相对技术差距的影响最大;市场潜力因素中相对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对于产业转移力度有消极的阻碍作用,相对总资产贡献率和产品销售率的影响则有限。鉴于此,提出重庆市提升产业转移力度的政策建议。     

从欧盟空间政策新发展看欧洲空间政策的前景

现行的欧洲空间政策包括欧洲国家的空间政策、ESA框架下的政府间空间政策及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下的空间政策三个层次。随着欧盟与ESA的协调,欧洲空间政策的主导者正逐步从ESA向欧盟发展,多层次的欧洲空间政策正逐步向统一的欧洲空间政策发展。但是,由于欧盟、ESA和成员国之间空间政策的协调机制尚未有效形成,且现行欧洲空间政策对于空间国际合作也缺乏有序的协调机制,因此,统一欧洲空间政策仍需努力。     

后发区域承接产业转移的制度基础——一个实证分析

后发区域与先发区域存在一定的产业梯度差异,这为后发区域通过承接先发区域产业转移,接受先发区域较高水平的技术辐射,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条件和基础。但是,后发区域相对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削弱了对先发区域产业的吸引力,成为产业区域转移粘性存在的重要原因。本文利用回归模型,通过对吉林省与江苏省制度差异的比较分析,讨论了后发区域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存在的制度缺陷及制度改进。     

环境政策差异与区域产业转移————一个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理论分析

环境政策的地区差异往往导致高污染行业实际生产成本的地区差异,进而对区域产业转移和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动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工业部门整体的地区分布对环境政策差异并不敏感,欠发达地区降低环境政策门槛难以扩大自身的工业生产份额;另一方面,各地区工业产业结构对环境政策差异非常敏感,欠发达地区通过降低环境门槛以吸引工业企业的政策只会强烈地驱逐低污染的“清洁”行业,吸引大量高污染的“肮脏”行业,却无助于扩大当地的工业生产,也使当地承受了大部分由环境污染导致的福利损失。多产业新经济地理学(NEG)模型为当前我国出现的“污染西迁,高技术产业东移,工业产值向东部集聚”现象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理论解释。     

遭遇产业转移的赵村:空间视角下的农政问题

文章以江西省永县赵村为例分析了产业转移中的空间生产及其对村庄的影响。 在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与政绩、工业企业追求利润的合力作用下,高污染、高能耗企业通过产业转移落户赵村。赵村的农业生产空间和人口生存空间因此受到严重侵占和威胁,从而出现农业生产萎缩、商品化加剧、人口和家庭再生产面临困境等一系列问题。 赵村的故事体现了中国乡村受工业资本影响而发生变迁的独特路径。 通过分析产业转移现象并与当下突出的资本下乡现象相结合,文章扩展了农政问题的分析视角,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空间视角宏观系统地思考当下中国的农政变迁,深刻理解农政问题背后资本以空间生产进行积累的本质。     

府际政策转移各阶段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各地间频繁发生的政策转移已成为地方政策变迁和发展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但政策转移的成功与否受制于多重因素。这些因素在政策转移的不同阶段发挥着各异的能量。所要转移的目标政策本身以及府际关系会影响政策转移的肇始,而政策转移过程中,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官员的任期行为和偏好又会影响转移的路径、重点和方向,最后所转移的政策能否“开花结果”还取决于转入地的文化惯性。     

长江经济带城市制造业集聚的空间外部性:识别与应用

文章运用双变量莫兰指数研究了长江经济带130个城市制造业集聚的空间外部性。首先，测算了城市的经济发展指数和环境污染指数，以制造业为中心变量运用双变量莫兰指数测算了制造业与城市经济发展指数以及环境污染指数间的空间自相关性，得到了长江经济带上表现出经济外部性和环境外部性的城市；其次，从影响城市特征属性的因素出发，通过城市区位、城市发展定位与规划以及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等因素分析了城市空间外部性的产生机理；最后，在识别具体城市外部性类型与表现的基础上，从城市政策体系、资源信息、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几个方面提出了对城市制造业空间外部性的应用，实现长江经济带城市空间联动效应。     

工业劳动力流动、资本创造与经济地理空间均衡

资本创造模型（CC模型）忽视了要素流动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而发展的新的资本创造模型则认为资本集聚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工业劳动力的流动过程。另外,是资本的实际收益而不是名义收益决定资本是否创造。研究结果表明,随着贸易自由度、工业品支出份额及资本贴现率的变大,替代弹性及资本折旧率的变小,将降低对称结构的稳定性,而提高中心-外围结构的稳定性;经济地理空间的产业均衡是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当企业生产工业品的规模报酬递增程度足够显著,或者工业品支出份额很高时,市场拥挤效应将彻底消失,并转化成为促进产业集聚的动力;突破点与持续点的大小比较可以形成不同的关系,这意味着随着贸易自由度的变化,本文发展的资本创造模型可以体现出多样化的产业空间动态演化行为。     

新经济地理因素与制造业空间聚集——基于省际动态面板的GMM分析

针对中国制造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经济现象,文章构建了一个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分析了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和运输成本对中国制造业集聚的作用。通过动态面板的GMM系统,运用中国2000-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提出制造业主要向沿海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集聚;新经济地理因素对制造业集聚有显著影响;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也有利于制造业集聚。最后,文章提出了有效的政策建议。     

基于新经济的产业集群发展研究

文章研究了新经济的内涵、特征及其相应的背景,探讨了基于新经济的产业集群的发展问题。提出了在新经济背景下要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有利条件,努力寻求产业发展的方向和模式,提升中小企业竞争优势,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积极建议。     

经济集聚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基于川渝地区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对比分析

经济集聚和乡村振兴作为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重点问题和现实诉求，二者能否"相得益彰"备受关注。虽然现在脱贫攻坚任务业已完成，考虑到"贫困陷阱""顽固贫困"以及"贫困代际传递"等关键问题仍然存在的客观事实，实现传统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是破除连片特困地区的相对贫困桎梏和防止返贫的关键突破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文章在空间经济学理论框架下探讨了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制，认为经济集聚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但对邻近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对称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同时具有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特征。作者以西部经济最活跃、贫困问题相对突出的川渝地区218个区县为样本，将反映地理和经济特征的空间权重矩阵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对全部样本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民的增收减贫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存在路径依赖和"滚雪球"特征，具有长期的正向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可以显著促进农民增收，但其短期效应并不显著，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仍然是较长时期内地方政府必须加以重视的工作重点。对传统贫困县和非贫困县两类地区分样本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典型的空间非对称性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的特征，经济集聚不仅不能有效促进边远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农村居民收入状况的恶化。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认为在肯定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积极作用的同时，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后脱贫攻坚时期，既要不断增强经济集聚的广度和深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又要重视经济集聚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在减贫效果上的差异，合理调整政策，有意识地将乡村振兴战略与精准扶贫和深度扶贫政策相结合，切实做到持续改善贫困县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     

“美丽中国”背景下中国区域产业转移对工业绿色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SBM-undesirable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

区域产业转移一方面促进了地区间产业的协同发展,另一方面也给部分产业承接区域带来了显著的环境问题.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背景下,如何保证区域产业转移过程中,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值得深思.选择绿色经济为切入点,基于SBM-undesirable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对2006-2015年中国工业省际数据进行测算,研究表明,中国工业整体发展并没有达到绿色有效的水平,绿色效率呈波动中下降的趋势;空间局域LISA指数显示中国区域间工业绿色效率差异较大,表现出“东优西劣”的集聚格局;空间滞后计量模型表明产业转移和政府规制并未能带动工业绿色效率的提高;最后,据此提出未来中国工业在区域间均衡、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     

河南省县域经济实力与产业结构的空间关联性分析

运用人均GDP数据和GIS技术,从时间序列和空间分布两方面分析了河南省县域经济实力的差异,结果表明县域经济实力的差异逐步扩大,且空间差异显著,经济实力较高、实力提升相对较快的县域集中分布在"郑洛城市工业走廊"沿线地带.运用spss统计软件定量分析,发现县域经济实力与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相关性,第二产业比重成为反映县域经济实力和差异的最显著的指标,说明河南省县域经济正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之中,工业的发达程度不仅是县域经济实力的象征,也是县域经济差异的象征.     

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效应研究——以陕西为例

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初步实现合理化,但整体经济水平较低,要进一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仍面临着诸多问题。以陕西为例,采用2005—2008年陕西下辖的11个市(区)的面板数据,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GLS回归,结果表明:陕西经济增长主要由第二产业拉动。但是,从三次产业相互依赖的关系来看,三次产业之间的协调推进对陕西经济增长也有较大贡献。从陕西的产业结构现状和发展经验可看出:"十二五"期间,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也应由比例关系调整转向功能性调整,从产业间调整深入到产业内部。     

多要素流动、内生产业空间波动与经济地理新均衡——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自由企业家模型的比较研究

促进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不仅要根据理论要求的逻辑完美性修改假设，更为重要的是，要根据空间经济发展的现实修改模型的假设条件。由此，在研究上突破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单一生产要素流动假设的局限性，认为企业家与普通劳动者在地区间都可以流动，并且，普通劳动者在行业间也可以自由流动。与新经济地理学可解的经典模型——自由企业家模型相比，新的可解中心-外围模型丰富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结论，发展了新的理论观点：突破点与持续点的大小比较存在三种关系。随着贸易自由度的变化，产业空间结构的演化除了棒棒均衡的结果外，不仅可能出现内部非对称结构为稳定均衡的情形，也可能出现内部非对称结构与中心-外围结构稳定均衡共存的情形，而不仅仅是对称结构与中心-外围结构稳定均衡共存的情形；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工业品支出份额的增加，工业品间替代弹性的降低，会引起产业空间的稳定结构由对称结构向非对称结构转化；一旦产业空间结构演化的“黑洞条件”得到满足，则产业空间的稳定结构只能是内部非对称结构或中心-外围结构，而不仅仅是中心-外围的稳态结构。     

减税降费、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动态关系——基于PVAR模型的分析

基于PVAR模型,考察减税降费、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减税降费、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协调关系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减税降费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正向影响明显,但受限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边际效应递减,产业结构升级对减税降费和经济质量的影响有待强化;中部地区减税降费和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有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质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作用有待增强;西部地区减税降费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驱动效应,持久性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