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经学始于陈钦、陈元论

一、何谓经学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作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是以十三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作为封建文化主体的,是儒家经学。 凡研究经学的,首先碰到的是什么叫“经”?对此,有种种说法。“经”字最早见于周代铜器铭文,其意义是“经维”,也就是经营的意思,最初字形亦作“王”(何耿镛:《经学概说》,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经”作为书名,最早见于《国语·吴语》:“挟经秉桴”,韦昭注说:“经,兵书也。”(转引自杨伯峻主编:《经书浅谈》,中华书局,1989年版)把儒家书籍说成经的,始见于《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自此以后,“经”就往往专指儒家的典籍。但是,儒家的典籍为什么叫“经”?班固的《白虎通义》把经称为“常”,即不可改变的常道,表示它是永远不变的真理。许慎《说文解字》谓“经,织也,从     

论钱穆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

儒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文化的核心,经学研究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钱穆认为,想要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学术,则要先了解中国以往经学研究传统。钱穆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中国学术通义》《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四书释义》《国学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中。钱穆在上述著作中主要探讨了中国经学的渊源、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考证了中国古代典籍和“经”称谓的沿革。钱穆将中国经学研究史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综合概括了中国经学主要精神与理想目标,亦即中国儒家的精神与理想之所在。     

柳诒徵“以礼释史”的学术思想探源

关于“礼”与“史”的关系,一直以来备受争议。熊十力在评价柳诒徵的史学著作《国史要义》时,指出了柳诒徵“言史一本于礼”的特点。柳诒徵还在其著作《中国文化史》《中国教育史》,以及刊发在《学衡》杂志上的10余篇文章中,也涉及到了这一话题。他力图揭示中国史学与经学互为贯通、儒学即史学的文化特征。柳诒徵“以礼释史”思想背后的五个学术理论就在于他认为：一切学术皆从史出,礼由史掌,史官秉笔直书之法受到了礼经根深蒂固的影响,礼经之精义贯穿于史之所载的典籍文献,以及史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在于弘扬“礼”。     

《离骚》称“经”考辨

在“经学”盛行的两汉,《离骚》被称为“经”具体始于何时,其被称“经”的含义又为何,在治骚领域中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认为称《离骚》为“经”始于王逸,唐五臣对“离骚经”三字加以具体解释;并进一步论证了王逸称《离骚》为“经”是受到经学注释体例影响,是为了突出《离骚》在《楚辞》中的地位。     

《茶经》文化内涵翻译的“得”与“失”--以 Francis Ross Carpenter 英译本为例

陆羽撰写的《茶经》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典籍,其英译本对中国茶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具有极大的价值。从典籍文化翻译的视角,重点考察美国译者 Francis Ross Carpenter 的《茶经》英译本中关于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翻译效果,并对译者英译过程中准确再现原语负载的文化内涵方面存在的得与失进行综合评价,为茶典籍翻译实践提供借鉴,以促进中国茶文化的有效译介和传播。     

朱熹对经典文体与诠释书体的高卓适别

《四书章句集注》是儒家经学在宋代取得的辉煌文本成就。《四书》合集和集成形式的《四书章句集注》,展示朱熹推进经学新形态的大工告成。《四书》经典本文在诠释书体的阐发下成为《四书章句集注》,为儒家经学生命精神的焕发树立了新的典范。《论语》、《孟子》与《大学》、《中庸》分殊于语录体和文论体。经文本体吁求注释体制有所适别:朱熹以集注体式适用于《语论》、《孟子》;以章句体式适用于《大学》、《中庸》,适别性的诠释书体与特定经典文体结合,生成了理学时代的经学巨著。朱熹的经学实践,促进了儒家经典文本从汉代《五经》合集、唐代《五经正义》向宋代《四书章句集注》的里程碑式进步,开新了经文本体与注释体制关系契接与疏通的时代学风。朱熹经学实践开新的层面主要是:兼顾经注传统与现实创新,章句集注体式分别适用经典文体,经典义理与人生日用亲和相切。     

一部别开生面的《诗经》导读书——读《诗经主题辨析》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所保存的305篇作品,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期。从汉代起,一般人读它就需要注释的帮助了,注释《诗经》也就成为专门的学问,称做诗经学,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诗》本文也就叫“经”,“经”和“经学”结为一体,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正统的诗经学是以《诗序》为纲的,《诗序》即《诗经》的题解,但大多不合于《诗》的本义,而读者却往往奉为圭臬。所以(宋)章加愚感叹道:“《诗序》之坏《诗》而《诗》亡,……自儿童读《诗》即读《诗序》,已入肌骨矣,……诗人之旨虽吾夫子夏出,安不亡乎?”宋元以来,儒学趋向市俗化、乡俗化,《诗序》的影响更浸入社会底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社会风尚、人伦道德所给予的影响,诗经学可能比《诗经》本身还大得多。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     

略论彝族史诗《梅葛》中的原始哲学观念

居住在祖国西南的彝族,是我国文化发达较早的少数民族之一。彝族先民很早就创造了自己的文字,留下了自己的经典。早在一千六百年前,“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夷经即彝文经典。《天启滇志》卷三十识:“夷经,皆字”。字是古汉文文献中古彝文的汉名。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彝族文化累遭火禁,彝族文化之日辉所被,才缩小了地盘。可是今天在彝族人民中也还保存着许多古代典籍,其哲学观念相当丰富,别具特色,亟待研究。本文拟对彝族史诗《梅葛》中的哲学观念作一初探,望方家读者赐教。     

一部别开生面的《诗经》导读书——读《诗经主题辨析》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所保存的305篇作品,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期。从汉代起,一般人汝它就需要注释的帮助了,注释《诗经》也就成为专门的学问,称做诗经学,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诗》本文也就叫“经”,“经”和“经学”结为一体,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正统的诗经学是以《诗序》为纲的,《诗序》即《诗经》的题解,但大多不合于《诗》的本义,而读者却往往奉为圭臬。所以(宋)章加愚惑叹道:“《诗序》之坏《诗》而《诗》亡,……自儿童读《诗》即读《诗序》,已入肌骨矣,……诗人之旨虽吾夫子复出,安不亡乎?”宋元以来,儒学趋向市俗化、乡俗化,《诗序》的影响更浸入社会底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     

康有为“六经五记”与近代经学转型

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研究,从破坏的方面说,打破了十三经系统,使人从尊经转向疑经,带来了经学的革命。从建设的方面言,辨伪经传不是目的,康氏在辨伪的同时,又以正名的方式,论证了“孔子作六经”的命题。六经之中,《易》和《春秋》是孔学正宗,而《礼运》《中庸》《孟子》《论语》及《公羊传》等寄寓着孔子的微言大义。康有为主张用五部传记来配六经,藉此重建新的经书系统,此即“六经五记”。通过对经典的注解,康有为建构了一种道德形而上学,即天元性命之学。由此阐发的仁学思想,则为其政治制度和大同世界的设计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体现出政治学与心性学的统一。康有为的“六经五记”以今文经学为主,兼采宋明性理之学,这一调和汉宋的思想体系,为当代的“回归经学”思潮开拓了一种新境界。     

礼制的重建:刘歆争立古文经的再认识

西汉后期的元、成时期 ,僭越与践踏礼制的现象日益严重 ,刘歆争立古文经 ,是与哀帝欲加强皇权、振作有为的政治举措相呼应的。从《移让太常博士书》的思想指向可见 ,重建礼制正是他争立古文经的用意之所在 ;实际上 ,《左传》等古文经确有助于加强礼制建设。刘歆争立古文经的举动对于纠正今文经学在礼制建设上的缺失 ,在思想上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     

“文学经典”解读

文学经典是维系文学创作的根本价值所在。文学经典不是先验地存在而是一个不断分拆和建构的生成状态。对文学经典可以从“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经典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这三对颇具张力性的话语表述范畴进行辨析和厘定。而在辨析和厘定的后面隐含着一整套有关经典的现代话语知识的建制。     

中国典籍翻译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以第八届全国典籍翻译学术研讨会为例

论文以第八届全国典籍翻译研讨会为例,记述了本次会议上关于中国文化典籍翻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理论及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策略、民族典籍及民俗文化翻译研究等主题进行研讨的情况,以期让读者对当下中国典籍翻译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有所了解.     

典雅：蔡邕辞赋的美学品格

汉代经学昌盛,汉赋在经学的渗透和影响下,赋家用典亦渐成风尚。蔡邕为东汉经史大家,其辞赋作品大量隶事用典,又多骈词偶句,展现出既典雅骈俪又渊懿灵光的独特风格。他是汉末崭新赋风的有力拓展者和代表赋家。     

后文学时代的“经典焦虑症”

伴随着经典文学时代的终结与后文学时代的来临,"经典焦虑症"在文学研究中普遍蔓延开来。这是由经典性期待而生成的一种恐惧的、焦虑性的"情感综合症"。它既是对当代文学的经典缺失的焦虑,也是对当代文学危机的忧虑与恐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经典文学时代走向后文学时代的时代症候,出入于各种经典话语场。正是文学经典主义的现实存在及人们对文学经典主义的坚持,导致了"经典焦虑症"的产生。只有顺应文学生活的转变,才能正确地认识当前随着各种新媒介崛起与信息技术的应用而形成的,有别于经典文学时代的各种"后文学"现象。     

牟润孙经学史研究述评

牟润孙博通经史,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可惜学界重其史学而略其经学。他不仅对《论语》、《大学》、《公羊传》等经书的文句与义意有独到的解说,也对汉魏以来的经学变迁作了别致的探讨,各种具体研究成果引人瞩目,但最值得指出的是,他根据经史同源的原理,作出“经学皆史学”的论断,再反思两汉以来经史分合的利弊得失,提出“经史合一的史学”说,堪称晚年定论。牟润孙在其学术臻于精熟之际,针对现代中国经学消亡、史学西化,力矫时弊,从经学史的苦心探求中,彰明中国古代经史合一的优良传统,期望恢复“经史合一的史学”,融经学入史学,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指明方向。     

经典的原义及其扩展性——以儒家经典诠释为例

中国经典诠释学的构建是面向21世纪的中西哲学走向对话与融通的具体路径之一,如何理解现代文化中的经典现象与古典意义上的“经”及其学术,是进入中西差异、古今交错之复杂的经典观念丛林的第一道门。文章以儒家经典诠释的相关线索为例证,探讨了经典的流传性及其作为活的思想源泉的本质特征,对经典的意义如何实现扩展以及典范转移的问题、经典所具有的恒常性与时代转换问题等,均做了一定的分析,并对传统经学与现代诠释学的结合进行了展望。     

汉唐时期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从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的整个中世纪前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两汉时期，史籍在目录分类上尚未形成独立的部类，史家的崇经意识非常明显，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的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则与这一时期玄学经学的兴起、以及南北朝经学分立现象的出现是相一致的；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许多经史兼通的大学者和进行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     

经学产生原因新探

经学的产生不仅是汉武帝推崇儒学、罢黜百家形成的 ,它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文化原因、经济原因。其政治原因是 :专制帝王需要一种理论权威维护政治权威。文化原因是 :诸子百家的思维方式是一元化的 ,排他性都很强 ,而且都为政治服务 ,都希望自己学说被奉为经典。这种学术环境难免不产生经学。经济原因是 :中国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 ,而儒家扎根于小农经济 ,维护小农利益 ,小农乐于接受儒家教化。     

陆九渊"六经注我"的生命实践诠释学

陆九渊提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在他看来,六经乃圣人的“写心之书”。圣人之心与我之本心不异,如能照自己的本心天德去做,便是真能发挥六经者。堂堂正正地做人,是人生第一等的学问。因此人应致力于道德实践,成就完美人格。果能如此,六经便成为自己的注脚。陆九渊无一部经学注疏之作,他以生命实践为经典诠释的形式,相比之下,儒者注经成了等而次之的学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