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之比较——兼论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对“为学之方”的重视是宋明理学的一贯传统。朱熹和王阳明关于这一点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们各自的“格物致知”思想里。本文旨在通过王阳明与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比较,以期置其于王阳明思想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说明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论《大学》之“诚意”

汉唐儒、朱熹和王阳明对《大学》之＂诚意＂有不同的论述。汉唐儒并没有特别重视这一概念,而朱熹和王阳明则对＂诚意＂有所强调。汉唐儒的修身和为政是一体的;朱熹理学思想强调的是修身成德,从而造成了修身与为政之间的隔膜;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之下,以＂诚意＂为中心较好地处理了为政和成德的关系。无论汉唐儒、宋儒还是明儒,他们的相同点都是强调践履。     

朱熹《大学》与王阳明《大学》的比较探微

朱熹与王阳明作为采明两代的大儒,其在理学的发展过程中都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朱熹以《大学》为“为学纲目”,阳明更是以《大学》为其思想的阐发点,两位大儒都选择《大学》作为其哲学思想的出发点,本文通过对两位大儒所作《大学》的目的、对象、方法上的比较,进一步探究其在《大学》中所阐明的两种不同的哲学体系。     

会通朱熹与王阳明如何可能?——以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为中心

《朱子晚年定论》是王阳明为了宣扬其学说,以朱子之言论为自己的思想体系作论证的一部编著,同时也是研究会通朱熹与王阳明的重要著作。在《朱子晚年定论》中,王阳明从朱子对往日之学的悔悟、强调"立本"、重视体认本心、提倡"静坐"、倡导"省察"等多个方面,来证明其学说并不谬于朱子,以此来消弭学者对其学术思想的非议,从而达到宣扬自己学术思想的目的。可以说,《朱子晚年定论》首开会通朱熹与王阳明之先河。     

论陈献章与黎贞的思想渊源

陈献章是岭南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理学家,其思想渊源除程朱理学外,黎贞的道学思想也是其学术思想的源头之一。陈献章对其同乡先达黎贞特别认同和敬仰,《陈献章集》中众多诗文提及黎贞,而黎贞的道学思想中有关“道”、“理”、“气”等等的阐述被其接受并发挥,从而使陈献章思想从道学基础上向心学转化;黎贞主“静”,指出:“仁者皆自静中持养”,这与其后陈献章的著名命题“静中养出端倪”可谓同出一辙。两人都强调从静中养出有成;黎贞隐居不仕,游于山水田园之乐,而陈献章虽在早期希望通过科举而出仕,但终归隐家乡。     

朱熹经学诠释与楚辞学革新

传统观点认为,朱熹楚辞学自觉扬弃了《楚辞》研究中的汉代经学标准,实现了楚辞学从汉学到宋学的历史转变,开启了《楚辞》文学研究的新篇章.但是朱熹的楚辞学新成就,却恰恰根源于其经学思想的变革.朱熹经学思想的"文道观""探求本义""沈潜反复"是其楚辞学得以树立新阐释原则和方法的根本原因;其经学"先体而后用"思想的成熟则促成了楚辞文体学的发展,实现了楚辞学从经学研究过渡到文学研究的关键转折.朱熹经学思想与楚辞学的内在联系说明,从朱熹经学诠释的角度研究《楚辞》文学发展,可以从根本上理解朱熹楚辞学取得根本性突破的内在原因,并进一步认识朱熹楚辞学在中国楚辞学史上的意义与价值.     

宋代儒学重建视野中的朱熹《仪礼》学

朱熹《仪礼》学思想的产生与宋代的社会、学术、政治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基于复兴儒学的伟大使命,朱熹直接针对王安石新学的学术影响,决心重振社会秩序,积极推行礼下庶人的礼仪运动。反思宋代礼学研究,朱熹试图通过编撰《仪礼经传通解》振兴《仪礼》学研究,消除《礼记》学研究中出现的种种弊端,为士人学子学习《仪礼》提供指导。     

朱熹的《周礼》学思想

朱熹坚信《周礼》为周公所作,维护其作为礼学经典的神圣地位。这一态度既是对宋代《周礼》研究的反思与批驳,也与其为学宗旨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朱熹与王安石、陈傅良、胡宏在《周礼》观上的分歧,可以看到朱熹《周礼》思想形成的脉络与轨迹。     

陆九渊与书院教育

陆九渊是我国南宋有名的书院教育家和哲学家,与朱熹齐名,世称“朱陆之学”。后来,人们又把他和继承他的心学思想的明代学者王阳明合称为“陆王学派”。这个学派与“程朱学派”相颉颃,在我国教育史和学术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只注重他的哲学思想研究,而对他的书院教育思想则研究得不够,直至近年来才有所改观。近著《中国教育通史》和《中国教育家评传》有了他的专节及专章。为了总结古代教育思想和经验,表彰陆氏办书院的业绩,根据《象山先生全集》(《陆     

阳明学成立与发展的朱子理学思想渊源

陆九渊与王阳明作为宋明理学中心学一系的主要代表人物,后世学者往往以陆、王二人并称,将他们的思想学说合称为陆王心学。但二者之间更多只是思想宗旨相近,并无直接的承袭关系。相较之下,阳明学的产生、发展与朱子学有着更深的思想渊源。阳明学其是在朱子学的笼罩下,继承了朱熹所建构的经典体系、理论框架与主要论题,并融会了佛道的智慧,进而通过自得自悟的方式,对朱子学加以深刻的反思、批判而逐步形成的,因而可视为朱子学在明代的另一种延续和发展。而王阳明所作的《朱子晚年定论》即来源于此前朱子学内部和会朱陆的逻辑思路,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阳明学与朱子学之间的思想渊源的具体例证。     

北宋后期的政治变动与陈瓘晚年由儒而佛的思想嬗变

陈瓘是北宋后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前期推崇王安石及其学术,经过从神宗、哲宗至徽宗的政治反复及其一贬再贬的政治遭遇,陈瓘对新党打击报复元祐党人及政治衰坏的现实深为不满,由此生发出对新党的严厉批判,并渐次深化为对王安石的政治学术观念的彻底否定,其思想也由儒学转向佛教。陈瓘的转变反映了士大夫对变法失败、党争不断的政治现实的深深失望,代表了北宋士大夫群体由前期的积极进取到后期消极颓废的变化历程。     

康有为视界中的陆九渊

康有为早年尊崇朱熹,后来转向陆王。他认为,陆九渊传孟子之学,作为孟子心学的传承人,陆九渊是心学的代表人物,并对陆九渊心学的内容、陆学与宋学的关系、陆九渊及陆学在宋学中的地位等诸多问题予以厘清和思考。康有为对陆九渊的解读、评价不仅与他的心路历程和哲学意趣相契合,而且浓缩着对朱陆关系以及整个“宋明学”的态度和评价。正因为如此,康有为的陆学观既提供了一种解读陆九渊思想的样式,又提供了一面呈现康有为心路历程和哲学理念的镜子。     

宋代陈GF8E4及其作品考辨

陈瓘主要活跃在宋哲宗、徽宗朝,对当时的政治和学术影响深远,但因攻击王安石及其变法,屡遭曾布、蔡京等权臣打击,一生颠沛流离,官职不显,致使今日流传的陈瓘基本史料和作品多有讹误。以《四明尊尧集》《宋陈忠肃公言行录》等基本史料为基础,得出结论:陈瓘生于嘉祐二年(1057),卒于宣和四年(1122),是陈渊之叔父,而非叔祖父。另外,关于陈瓘作品还存在讹误:《吴江作》(又作《鲈乡亭》)《垂虹亭》《送侄刚胜柔诗》三首诗分别为林肇、王禹偁、邵雍所作;《代舅曹使君知筠州谢表》《代仓部知吉州谢表》《代仓部知池州谢表》《代叔父知南安军谢表》四篇表文乃吕祖谦所作;《代贺皇太后生辰表》《代贺明堂礼毕表》二文乃秦观作品。     

论王充对王肃经学的影响

王充对魏晋经学产生了不少影响,这在王肃经学中得到典型的体现。王肃之父王朗在会稽任职时获得《论衡》一书,王粲将《论衡》一书带至荆州,王肃之师宋衷与王粲同为荆州学派代表人物,因此王肃接受王充思想影响是很自然的事。王肃以求“实情”的治经态度对当时盛行的郑玄经学作了辩证地批判,这种治经态度和批判精神当多得益于王充。王充是东汉时期反对谶纬的健将,王肃亦反对谶纬学说,在经注中常对感生等现象作理性化的解说。王肃经注具有平易质实、简洁精炼的特征,这种风格与王充文学主张与文章风格等的影响有不少关系。     

王安石《尚书新义》辑补

王安石<尚书新义>为其变法的理论支柱,但久已亡佚,程元敏<三经新义辑考汇评(一)--<尚书>>一书辑录王氏<书>说554条,然遗漏东阳陈大猷<书集传>一书.<书集传>引王安石书说259条,42条同于诸家所引,58条可与诸家所引相互参正,其中159条不为历代<尚书>家引述.     

儒家价值信念的彰显——论王畿哲学对老庄思想的批判性吸收

宋明时期,儒、释、道三家思想已成融合之势,释、道二学日益渗透于正统儒家思想中。王畿作为心学派王守仁的得意门生,其思想颇受老庄影响,特别是在本体论架构中,即关于对“道”的虚无性、自然性的继承和主体性思路的延伸方面流露出明显的道家痕迹。与此同时,王畿对老庄思想中不合儒家价值信念的地方予以了批判和改造,体现在功夫论中“自信良知”学说与老庄“绝圣弃智”观点的分道扬镳,及由此而形成不同的社会态度和人生理想。     

从平宁藩之役看王守仁的军事思想

王守仁善于从政治角度去处理军事问题,在战争指导思想上十分重视谋略,在建军思想上强调选将用将,并将因材施教原则应用于军事训练．他将心学运用于军事之中是其军事思想最具特色之处．阳明心学虽属唯心主义体系,他的军事思想却具有唯物主义倾向．     

王肃的礼记学及其后世影响

王肃作为继东汉卢植和郑玄之后出现的礼学家,以其《礼记注》和《圣证论》中与郑玄有所不同的礼学观点,从而成为独自名家的一派,其礼记学著述及学说的传播与传承,对后世礼学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从集中在诸多礼学问题上王肃与郑玄的认识和理解的不同,以及历经唐宋元明清乃至近代的后世学者对王肃礼记学的各种观点的肯定与否,既呈现出传统经典学术传承中的时代性异同与特点,也表明在唐人标树的“礼是郑学”之外,还有值得后人关注和探析的别样的礼学观点及其学术价值意义所在。     

王闿运《尚书大传补注》之辑补述论

伏生《尚书大传》流传至明朝,已经亡逸,清代为之搜罗辑佚者,多达十余家,成果颇可观。然清末湖湘学者王闿运不满意于前人之成绩,遂以雅雨堂、陈寿祺二本参校,并增补郑玄之注,以成《尚书大传补注》一书。王校于二家各有所取,并不专主一家,或兼弃二家,独出一己之见。由于此书纂著之目的,即是用作书院讲授之教本,故极为简明扼要,并不繁冗,实为初习者极佳之入门之作。而王氏另辟补注之举,则异于前人,此则有助于研读《大传》之理解。     

学界关于鲍德里亚方法论批判的研究

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在方法论上带有明显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心论的色彩,有着明显的黑格尔主义的根源,主要表现为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创造出一系列概念并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将其超历史化,成就了其自身的方法论帝国主义。王楠湜批评鲍德里亚在方法论上把马克思看成黑格尔主义者是误解了马克思,但这一批评因缺乏历史的宏观视野而没能切中要害。陈慧平认为鲍德里亚直指死亡与虚无的系统辩证法在方法论的彻底性上更胜马克思一筹,但其没能指出鲍德里亚方法论中所蕴含的尼采式的虚无主义根源。对鲍德里亚的方法论,只有坚持将其放在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中才能作出较为中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