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能源效率、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

采用1990—2016年样本数据,基于MSIH(2)-VAR(3)模型研究辽宁省能源效率、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辽宁省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相关性具有明显的区制转换特征,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均呈U型走势,并且能源效率、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较为稳定。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发现能源效率、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反应较大并且具有持续性特征。因此,政府应当着眼于能源效率、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长期政策的制定,避免短期行为。在当前阶段,要着重推动能源效率、能源消费的提升,以促进辽宁省经济增长。     

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研究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节能降耗是否会付出经济发展的成本,取决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存在由经济发展向能源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则节能降耗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比较小;如果存在能源消费向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或者双向的因果关系,则节能降耗将会使经济发展受到影响.中国当前的能源消费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拉动的能源消费增长,但对于煤炭、石油、天然气而言,它们与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并不一致.因此,能源问题必须区别对待,根据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费的特点,有侧重地制定降耗的任务.     

福建省农村金融服务效率评价研究

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探讨福建省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的相互关系,同时对比了福建省与全国在农村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上的表现,据此明确福建省农村金融服务效率的高低情况。研究结果表明,福建省的农村金融效率较低,与农村经济发展无显著关系,相关农村金融效率指标处于全国中等水平,与全省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符,应当积极发展农村经济,重新定位农村金融职能,引导民间金融资本进入可控流通渠道。     

能源效率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及其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了能源效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文章采用投入导向的规模报酬不变的Malmquist-DEA生产率指数对中国能源效率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基于1993—2011年中国29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能源效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提高能源效率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且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能源效率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对外贸易和创新水平间接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这表明能源效率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在于人力资本积累、对外贸易和创新三个方面,其中创新是能源效率影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传导渠道。       

辽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通过运用经济计量方法,建立辽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人口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及经济增长与能源利用效率的线性回归模型,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人口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与效率的提高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到GDP的增长与人口数量的增加都将会提高辽宁能源的消费量,而在能源匮乏的情况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维持辽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措施.并提出辽宁需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一系列政策建议来保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非合意产出约束下长江经济带能源效率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估算

以废气和废水作为非合意产出,细化测算存在要素替代和不存在要素替代两种情况下的长江经济带省级全要素能源环境效率和能源绩效效率,分析各影响因素如何影响长江经济带全要素能源环境效率和能源绩效效率。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整体上在两种不同非合意产出约束下的全要素能源环境效率和能源绩效效率均处于不断改进的状态,不同省市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以废气和废水作为非合意产出的约束下,长江经济带能源绩效效率整体上大于全要素能源环境效率,说明长江经济带能源环境效率提升的路径在于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或污染程度的降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所有制结构以及政府干预对长江经济带全要素能源环境效率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有利于提升长江经济带全要素能源环境效率。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门限效应的实证研究

采用门限模型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虽然存在门限效应,但门限模型表明除股票市场外无论是金融发展处于较高水平还是较低水平,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表现为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中国金融发展抑制了经济增长,同时也验证了中国现阶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仍为线性关系.     

产业集聚、空间溢出与城市能源效率

经济高速增长和能源供需之间的矛盾制约着城市绿色发展,考虑到上述背景以及经济行为存在空间交互影响的事实,在相关机理阐释的基础上,利用2005—2017年269个城市数据,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在短期内对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长期内总效应明显;城市创新水平对产业集聚和能源效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检验发现,能源政策会影响到地方产业集聚模式,短期内对能源效率产生较大影响;城市规模异质和经济发展分层下,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因此,应充分激发产业集聚短期内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提高城市创新水平,尤其关注中小城市发展,从而更好地提高能源效率。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经济与能源发展关系研究

选取1978-2012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经济与能源发展的时间序列数据,基于环境库兹涅茨理论分析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二氧化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呈正U型曲线,表明我国碳排放总量在持续增加。基于此结论,引入能源发展因素,并在这三个变量间构造了VAR模型来分析它们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进一步考察三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过程,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建议国家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能源生产利用结构,加大对节能减排的投资和科研投入,进一步提高能源加工转换效率。     

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正确认识我国绿色经济效率区域的差异,是合理平衡资源与环境发展关系,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前提条件。运用SBM/超效率SBM模型,通过对我国各省区绿色经济效率静态水平和动态变动进行测度,可以深入分析省区差异、收敛性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全国绿色经济效率年均值为0.706,从整体上呈现先降后升的倒U型演化过程。虽然三大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水平东部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但省区间的差异性有所下降,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条件β收敛性。研究期内效率水平改善的主要动力是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逐渐减弱,1996—2010年全国范围内绿色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经济发展水平、FDI、结构因素、能源强度、城市化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程度的时空差异。     

能源效率的动态变化与能源价格的影响

我国能源效率的动态调节机制在1998年前后发生了平滑转换,机制转换的主要引导因素是国内外能源相对价格大幅波动的冲击,冲击形成的＂能源价格陷阱＂导致能源效率向上的粘滞性增强、向下的粘滞性减弱,这也是我国能源效率在2003年以后出现下滑趋势的根本原因。在＂能源价格陷阱＂中,相对价格上涨对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减弱,而价格相对下降的负向作用增强,所以,通过能源消费税和节能补贴提高能源效率是更为可行的选择。     

财政分权与中国的地区经济增长效率

财政分权既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但也可能形成有偏的经济激励,形成负面产出。基于1985—2009年中国省际数据,利用Simar与Vanhems(2012)所提出的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conditional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s),可测算以财政分权为条件并包含财政分权正面产出与负面产出的经济增长效率。以此为基础,可进一步检验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估算面向经济增长效率的最优分权程度。实证研究表明,如果以经济增长效率为目标,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存在"过度分权",而面向经济增长速度的最优分权水平也会高于面向经济增长效率的最优分权水平。     

最优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最优财政分权模型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比较静态分析发现,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存在着使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财政分权水平;最优财政分权水平与地方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正相关,与中央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负相关.对中国1982-2004年的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已经超过最优比例,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未来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提高地方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适当降低分权水平,实现最优分权,促进经济最优增长.     

长江经济带旅游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水平——基于2011—2017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旅游发展程度与经济增长水平具有高度关联性,以2011—2017年数据为例,运用DEA-BCC模型和协调发展评价模型考察长江经济带旅游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水平间的协调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旅游综合效率均值介于0. 824～0. 908之间,且呈波浪式下降的变化趋势,综合效率水平较为理想,在空间上表现为长江经济带上游高于下游、下游高于中游地区的分布特征;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水平整体上呈先降后升趋势,经济增长趋于平稳,上游区域表现出强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区域间差异明显,在空间上表现为各年第三阶段高水平区主要分布在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且由面状向点状扩展;长江经济带旅游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水平协调度在时间上呈现"U"型演变趋势,地区之间协调度差异较大,经济增长水平越高的地区两者协调性就越强,反之,则越差。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效率、动力与协调性分析

文章探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在经济增长的效率、动力与协调性三个方面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0余年来,西部地区的劳动和土地产出效率明显改善,但资本的产出效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西部地区从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向了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这一转变是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直接动因,但与处于同一收入水平、同一时间阶段其他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投资率和投资率的增长率明显偏高,消费率明显偏低且下降速度较快。协调性方面,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缩小了西部地区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新时期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应协调好总量增长与效率提升之间的关系、三大需求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安徽省物流业碳排放规模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长三角四省市比较视角

运用能源系数法分别对2003—2014年安徽、上海、江苏和浙江四省市物流业的碳排放量进行估算,利用LMDI方法定量分析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及人口等因素对四省市物流业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物流能源效率低下是安徽省发展低碳物流面临的最大问题,未来一段时间内,安徽省物流业碳排放总量会伴随经济发展保持较高速率的增长。因此要从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能源效率提升三方面着手,发展低碳物流。     

碳中和、经济增长及对能源效率影响效应研究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逐渐失去了后续的发展空间，制定碳中和行动方案，提高能源效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从碳中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角度出发，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分别检测影响能源效率的各个因素，并分析能源禀赋、制度差异、对外开放水平、经济密度、区位因素、资本因素、产业结构与能源效率的相关性。研究发现，能源禀赋、制度差异与能源效率呈负相关关系，经济密度、区位因素、对外开放水平、资本因素与能源效率呈弱正相关和正相关关系，产业结构与能源效率呈强正相关关系。产业结构能够有效降低能源强度，提高能源效率，而技术效应是提高能源效率的关键，辅之以提高经济密度、淡化行政干预、扩大对外开放水平等不同策略能更好地提升能源效率，促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因此，能源丰富的地区更应该强调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而经济发达地区和拥有优势地理区位的地区则更有经济能力采用节能技术来提高能源利用率。     

航空港与区域经济发展——基于效率视角的实证分析

根据2006—2014年中国33个航空港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随机前沿模型,实证考察航空港对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影响,并采用反事实计量分析方法研究航空港对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实际贡献。研究结果表明:航空港的货运水平对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客运水平和负载程度对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航空港可提高当地经济增长效率的幅度在0.227%—0.476%之间,年均可提高经济增长效率0.31%,带来708.26亿元的额外产出。这一结论可以为国家将郑州航空港定位为"一带一路"上国际航空物流中心的战略提供实证支撑,并坚定政府通过出台加快投资建设航空港货运物流发展的相关政策来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效率的信念。     

2004-2018年中国入境旅游带动经济增长转型升级效应研究

为进一步探究中国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运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模型,分析2004至2018年中国省际年度数据,研究入境旅游业是否导致经济增长机制转换,以及在东、中西部地区区域差异。结果显示：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都存在非线性机制平滑转换,但具体转换过程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在全国及中西部地区存在单一机制转换,而东部地区存在高度重合、方向相反的双重机制转换;从转换速度而言,中西部地区机制转换最快,全国次之,东部地区最为平滑,彰显各地区机制数量和转换速度差异。除产业结构外,入境旅游在门槛值前处于导致各变量促进经济增长高机制状态,在门槛值后则处于低机制状态,说明入境旅游发展导致多数变量促进经济增长边际效应递减,但推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经济增长。因此,入境旅游业不仅需保持整体创汇能力递增,更需横向考虑区域差异,同时纵向优化产业结构,从双重维度结构层面保证其引致经济增长机制的稳定性。     

经济效率内生增长的作用机制

经济效率内生增长是对经济活动的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比率关系的动态描述,可以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把影响经济效率增长的诸因素纳入一个统一的模型中进行分析。影响和决定经济效率内生增长的主要因素有金融因素、知识与技术因素、结构因素和制度因素,它们分别通过不同的作用方式和机理对经济效率增长产生作用,并在协同的基础上形成经济效率内生增长的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