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案件调解中心理学方法的应用

对婚姻案件当事人进行适当的心理调解,有助于当事人之间缓解乃至消除激烈、对抗的情感冲突,促进理性决策与合作.本文结合离婚案件的进展情况,提出诉讼中的四阶段心理调解法,运用心理学理论帮助当事人正确认识婚姻关系中矛盾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以利于婚姻纠纷的良性解决.     

婚姻的现代性危机与离婚调解制度的重构

离婚率上升是婚姻现代性危机的表现之一。传统的事业组织型婚姻被现代的纯粹关系型婚姻取代。纯粹关系型婚姻的经营和维持依赖于夫妻双方之间的对话民主。对话民主并非一项与生俱来的天赋技能,只有经过学习和实践才能懂得如何通过对话民主解决婚姻关系当中的各种问题。夫妻之间不能运用对话民主解决共同生活中面临的问题,必然会危及婚姻的质量和存续。我国现行的离婚制度注重增加离婚的难度,但无法从根源上应对婚姻的现代性危机。应当重构离婚调解制度,通过离婚调解制度引导陷入婚姻危机的夫妻双方进行对话。通过对话民主,解决夫妻双方过去的矛盾,并使得夫妻双方学会运用对话民主解决将来的共同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离婚调解制度应当以“对话民主”和“离婚自由”为原则。调解场所的选择、调解主持人的选任和培训应当符合增进夫妻双方对话民主的目的。     

构建婚姻家庭诉讼司法调解制度

近数十年来,调解作为化解婚姻家庭纠纷的独立程序和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肯定.调解适用于婚姻家庭案件,因两者各自特点,不但必要,而且社会效果好.我国仅在离婚案件审理中坚持调解程序先置,且调解程序不规范.近十余年来,司法实践中,法院为提高结案率等因素考虑,离婚案件司法调解日渐式微,有"走过场"倾向.借鉴外国法经验,反思中国的司法调解,有必要将调解程序的强制适用扩大到所有婚姻家庭诉讼,建立家事调解的程式,规范司法调解,优化婚姻家庭案件司法解决的社会效果.     

审判实践中的调解优先原则

调解优先原则是近年全国政法系统为更加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而提出的一项全面加强调解工作的司法政策.就审判领域而言,调解优先原则具体是指审判机关通过综合运用多种调解方式、方法,将调解贯彻于诉讼活动的全部过程,衔接于涉及审判的各个环节,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促成当事人自愿达成解决纠纷协议的工作原则总称.     

话语交际博弈论——以法庭调解话语交际博弈为例

法庭调解本质上是调解双方话语纠纷协商的策略互动,是双方当事人在中立第三方法官主持下就争议纠纷进行自主自愿、合法原则下的话语协商和权益分割的交际博弈.基于真实调解话语语料,以交际的冲突与和谐博弈论为框架,分析法庭调解双方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称谓语运用、话语角色转换、话题控制与打断、以及"合情、合理、合礼与合利"等话语交际博弈,探讨法庭调解当事人之间话语互动与交际博弈特点,以及如何通过调解话语来陈述沟通、协调矛盾纠纷,把握调解陈述的互动策略,为促进法庭调解纠纷化解、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启示和借鉴作用.     

检调对接机制研究——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检调对接机制是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过程中,为解决纠纷、化解矛盾而将检察工作与调解工作相互衔接的过程和方式。检调对接机制的适用,对于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公正、维护司法权威、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检调对接机制由于来源于实践,在理论基础、具体程序设置、调解协议的效力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检调对接机制的制度性优势的发挥,关键取决于其制度设置的合理性,尤其取决于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调解若干问题的思考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在实践中存在着先入为主、非自愿调解、时间仓促、交易嫌疑、非当事人参加的调解等诸多困惑,在从正反两方面重点分析了庭前调解的做法是否合理,当事人调解权利的行使能否得到保障,民事调解与刑事量刑有无关系,被告人亲属参加附带民事调解的资格四个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在我国目前立法不完善的情况下,规范和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调解的方法与思路.     

论中国民事程序法中调解协议、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系列司法解释,对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调解协议、和解协议的效力作了不同于<民事诉讼法>的解释,而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本身也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甚至各个解释之间也有相互矛盾之处.本文从调解协议、和解协议的合同属性以及防止强制调解、诱惑调解对当事人的损害这两个角度出发,对我国<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中涉及的调解协议、和解协议的效力进行了系统的整理.     

虚假诉讼中恶意调解问题研究

虚假诉讼日渐猖獗是我国当下民事诉讼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虚假诉讼案件常常以调解方式结案,双方当事人在调解中恶意串通达成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调解协议。当事人缺乏诚信,违法行为付出的成本低,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调解原则受到质疑,法官对调解率的追求,是恶意调解频发的主要原因。法官在调解中保持高度的警惕,注重对案件基本事实的查明,是防范此类恶意调解的主要措施。对于恶意调解形成的生效的调解书,应当设立检察机关抗诉、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救济途径。     

对离婚依据的执法探讨

我国新婚姻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把“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判决离婚的根本依据,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离婚问题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指出:姻婚关系死亡“这一事实的确定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愿望。”(《马恩全集》第1卷第184页)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关系的合理形态,越来越摆脱旧式婚姻中男女关系上的物质依附性而显示出自己客观的本质。以感情作为婚姻关系的法律依据,正是这种本质的反映。     

人民调解介入医患纠纷机制研究

医患纠纷的顺利解决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促进医疗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有些地方试行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制度,设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是解决医患纠纷的一种新途径,但人民调解介入医患纠纷的机制尚不健全,各地做法不一。因此,就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组织机构、调解一般程序、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的协调等机制问题提出初步程序设计,以期完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为医患纠纷的顺利解决提供一种制度支撑。     

家事纠纷的特质性及其调解机制的构建

家事纠纷是发生于家庭内部并以家庭成员为争议当事人的民事纠纷,其具有的非理性因素多、隐私性强、对未成年人的危害重、社会公益性大和证据证明难度高等特质性决定了调解机制是解决家事纠纷的最优选择。家事调解包括法院外的家事调解和法院内的家事调解两个方面,故对家事调解机制的构建主要是指对家事纠纷民间调解机制、家事纠纷行政调解机制和法院附设家事调解机制加以相应的制度化和完善化。     

关于能动司法与大调解的思考——以法院调解为视角

能动司法语境下的大调解是在我国法治建设过程中针对当前出现的矛盾纠纷多元化的特征而提出的司法新策略,诉调对接机制的提出符合当前纠纷解决多元化的新趋势。法院调解在这一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分析了法院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并进一步对审前调解、诉讼调解以及执行调解的具体诉讼过程进行了研究。认为应当加快相关制度建设,使调解与诉讼充分衔接,不断挖掘能动司法的合理因素,以解决不断出现的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困境与突破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是我国《人民调解法》中的一大亮点,同时也是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制度创新。通过司法程序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赋予人民调解协议更高的确定性、权威性和执行性,对我国人民调解事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在理论与实践中该制度还存在诸多困境,亟待基层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等有关部门和广大基层人民调解员大胆创新、敢于突破,积极探寻行之有效的举措,以应对和解决该制度所面临的各种困境,使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得以可持续地规范化成长和运行。     

基于地方规定的调解与诉讼衔接问题研究

行政纠纷因行政机关管理行为而起,行政机关有义务先行处理行政纠纷,而不应当将自己引发的纠纷全部甩手给法院,应充分利用行政调解在解决行政争议方面的优势,减轻人民法院的负担。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定,行政调解制度虽在我国遍地开花却五花八门,但无论如何都不应否定行政调解独立纠纷解决渠道的地位。另外,出于对相对人诉权的保护,调解与诉讼的衔接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对此,可从受案范围与效力衔接两方面切入。以合理性、合法性作为行政调解与诉讼受案范围的区分标准不符合实践,而应以裁量行政行为作为调解、诉讼受案范围衔接的纽带。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在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具有确定力,法院应对其所涉的有效事项不再处理,巩固行政调解的成果,避免行政与司法的资源浪费。     

和谐社会下法院调解之发展探析

法院调解的变革一向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和谐社会构建的大背景下,应从明确法院调解的应有地位,厘清法院调解和法院审判的关系,贯彻＂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和取消当事人的反悔权等四个方面对法院调解的发展予以规划。     

论中国古代的用水秩序与水纠纷的调处机制

我国古代关于水务的诸种问题,虽然官方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总体上形成了官民双方分工而又协同的格局,但是,用水秩序主要依靠乡规民约来维持,发生用水纠纷,也主要依靠民间调解来完成。我国古代水务具有深厚的民间自治传统。虽然时代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种传统在今天依然有其现实意义。古今自然条件、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均已大不相同,还应根据当今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进行适当调整。     

司法调解中民间规范作用的社会心理机制

司法调解是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民间规范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它在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建立了沟通的平台,有助于法官把握案情、拟定调解方案以及促进调解协议的履行。民间规范的这些作用方式又与司法调解中各参与者的社会心理密切相关,这些社会心理机制具体包括个体决策、＂和为贵＂以及服从权威三个方面的内容。     

高校辅导员调解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在高校学生管理中,辅导员是预防学生矛盾激化的“第一道防线”,这要求辅导员需要具备较强的调解能力。将从高校学生矛盾冲突的现状出发,挖掘辅导员在调节能力上的不足,剖析人民调解与高校学生管理的内在联系,提出高校辅导员调解能力提升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