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治理与文化生态修复——以民间手工艺为例

当下乡村振兴的治理体系除了自治、法治、德治三个基本维度,还需要通过文化生态修复的维度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能,因地制宜地为村落探索其特色发展路径。手工艺通过正确的步骤与方法介入乡村振兴,是修复文化生态、实现乡村综合治理的特色路径。基于优先修复乡村文化生态理念,践行乡村文化艺术创新“六步法”,以创新服务驱动乡村手工艺产业发展,以在地品牌打造修复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以手工教育体验修复乡村传统民俗文化根脉。激活乡村劳动者的自我造血能力和文化自觉意识,健全乡村文化和经济的自治体系。     

环境治理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以“生态桥”治理工程为例

生态环境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和本底基础,环境治理是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发展的内在需求。“生态桥”治理工程是北京平谷区针对桃树枝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而提出一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乡村治理的模式,对于破解乡村环境治理困境具有重要意义。平谷区立足于生态涵养区的功能定位,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切入点,通过实施“生态桥”治理工程,搭建起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环境治理与基层治理协同推进的桥梁,推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生态化、绿色化转型,本文基于PSR模型框架阐释了乡村环境治理逻辑,剖析了“生态桥”治理工程的主要做法、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启示,探讨了生态治理项目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机制,为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新的思考。     

社会转型时期农村“松散组织”对乡村治理的影响——以山东省为例

“松散组织”是在资源缺乏和外在监督缺乏的情况下形成的组织形式,表现出很强的非理性、临时性与个人权利的不完全性特征。山东省农村地区的组织普遍松散化,主要有“阶段性政治组织”、“被动的整合组织”、“无意识的模式维持组织”与“反整合组织”四种。松散组织是资源匮乏状态下农民生活的反映,对村民自治、社会资本积累和农村秩序产生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应该正确对待和合理引导松散组织。      

乡村振兴中的社区转型与治理研究——以Q市R镇为例

随着国家主导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大量村庄在经济社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实现了居住空间和生产空间的分离。从传统农村散居社区到新型村镇聚居社区,其空间特征、生产方式、居住形态、社区资本等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对如何治理新社区提出了挑战。本研究通过对统筹城乡综合改革示范镇的实地调研,利用经济-政治-社会三权分治的分析框架对该社区的经济自治、行政(政治)自治、社会(群众)自治事项进行了主体权责划分和治理目标梳理。发现在本案例当中,在搬迁新社区的过渡时期,党组织领导下经济自治、行政自治和群众自治的组织基本建立,解决过渡时期社区经济权益、公共服务、社会自治组织形成等关键任务。但是社区搬迁完成之后依然出现影响社区持续发展的问题:经济自治主体的独立性以及能力建设严重不足;社区行政自治的主体定位和功能模糊,对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的配给能力有限;社区群众自治组织发展不足等。针对案例代表的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搬迁社区,本研究对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三权分治多元协同的社区治理机制提出相关建议。     

乡村治理创新中的地方政府——以浙江省J市“村干部创业承诺制”为例

源于上世纪90年代J市的村干部创业承诺制,是一项农民创造、地方政府推动的乡村治理制度创新。地方政府在该制度创新中扮演了探索者、支持者、推广者、制度供给者的角色。地方政府之所以在村民自治背景下主动推动乡村治理制度的创新,主要是由国家宏观政策环境的变迁、乡村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现行压力型政府体制的约束与激励机制等因素决定的。在j≥村治理创新中,地方政府应当理性地确定自己的行为边界,主动地推动村民的有序参与。     

西藏农牧区数字乡村治理发展研究——以那曲市比如县为例

近年来,乡村治理是目前我国热点话题,同时充分说明了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和关切农村未来的发展,尤其是数字乡村治理为农村提供更高更好更便民的物质生活需求、精神需求。从全国来看,西藏数字乡村治理水平较低,尤其是偏远农牧区数字信息化较为落后。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高质量的生活需求,数字信息和网络宽带进村,让村民明白数字乡村带来的惠民惠利,让本土特色农产品通过数字网络平台渠道走出大山,同时让村民明白什么是数字乡村、数字乡村为谁发展、怎样去实现。本文通过结合实地调查和观察法的方法对比如县L乡进行了实地研究,主要对本土特色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农家书屋的合理利用以及农村技术型人才的支配进行了一定的调查。此过程中农牧区的本土特色产品销售方式过于单一,缺乏数字网络平台,农家书屋的利用率不高以及技术型人才欠缺等存在问题,并对此问题提出参考性的建议。     

民间精英与乡村治理——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政治传播机制

在传统乡村,以士绅为主的基层精英阶层在沟通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实施社会教化,维持官民良性互动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到20世纪前期,现代传媒对乡村地区几乎不产生直接影响,由于民间精英的城市化和劣质化,国家权力组织也未能有效地渗入基层,从而导致了乡村治理的困局.     

善治视野下的乡村生态治理

乡村生态治理是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的乡村生态治理缺乏整体意义上的治理机制,出现了社会资源整合有限、政府角色错位、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合作治理主体单一等多重难题。唯有在善治视野下重塑乡村治理中公民与政府的角色定位,在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机制等方面推进乡村生态治理,方能将外部的政策、资金支持转化为乡村生态治理的内生力量,从而提升乡村生态治理的实际效果。未来应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充分发挥各个主体的能动性,提高主体参与意识,完善政府与社会、市场三个维度的合作治理范式,健全乡村生态治理的有效运行机制,改善乡村生态的公共服务体系。     

女大学生村官的乡村治理能力 ——以江苏省S市为例

从治理动机、工具、治理绩效三个层面对江苏省S市男女大学生村官的乡村治理能力进行调查,研究显示,较之男性大学生村官,女大学生村官在发挥其独特的以人为本为核心的乡村治理能力优势的同时,也同样遭遇到当代女性参政所面临的结构不合理、晋升渠道狭窄、职务性别化、参与村级事务的深度和广度有限等问题.择业动机认知偏差、社会资本存量较少以及传统性别角色的限制,是导致女大学生村官无法更好地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只有从解决这些根本问题入手,才能切实提高女大学生村官的乡村治理能力.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人本化实践——以中国西部C市W社区为例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话语体系,其侧重于解决乡村社会中的公共生活参与、公共利益联结、公共秩序构建、公共意识凝聚等问题。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种以村(社区)党委为核心,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为平台,以村内公共生活的有效参与为途径的价值共同体,其主要表征是公共利益的紧密联结、多元主体的充分参与和公共意识的集体唤醒。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的“三部曲”可归结为：村民日常生活的深刻嵌入和良性联结、初级社会政策的有效教化和正向引导、公共生活参与制度化和共同体价值观凝聚。通过共同体成员“尽责-享有-认同”的日常生活道德实践,增强村民归属感、社区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建立良序善治、以人为本、相互信任、利益联结、多元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     

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融合互动——论人际传播在大众传媒中的运用

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呈现出融合互动的趋势,人际传播大众化,大众传播人际化。与大众传播相比,人际传播具有直接性、互动性、亲和力强等优势,人际传播可以弥补大众传播的劣势。大众传媒对人际传播的运用,不仅表现在制作手段和节目样式上,更为重要的是要树立一种新的传播理念,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将人际传播的相关原则贯穿于大众传媒活动的始终,更好地发挥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     

乡村治理视角下的政治传播效果研究——以“两会”信息在淮安市H村的传播为例

［摘要］“两会”报道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与研究的热点。然而，现有关于“两会”报道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城市，“两会”信息在乡村社会传播的研究成为盲点。本文以2009年“两会”信息在淮安市H村的传播为例，通过实证调查，了解村民们究竟是如何接触和关注一年一度的“两会”的，着重研究政治信息的乡村传播效果与乡村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探寻目前的乡村政治文化格局如何受到由多元传播渠道所构成的政治信息传播环境的影响。     

乡村政治治理的改革与创新——以江苏省为例

农村治,则天下兴.在总结江苏村级政治治理做法经验的基础上,研究探讨新形势下乡村治理存在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力求在科学发展观的新视野下,以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新突破,探索新时期现代村级政治治理新架构,实现新农村建设的新跨越.     

美国乡村治理中农业互助组织的启示——以宜昌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为例

宜昌新农村建设必须凸显农民的主体地位.而坚持以农民为主体首先必须解决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问题.因为分散的农民显然无法行使乡村治理主体的权利.重构农民互助组织是农民对接市场与社会的现实要求.美国发达的的农业互助组织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可以为我们所借鉴.着力构建农民互助组织在政策配套、信息化的扶持、金融支持以及信用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支持系统.     

迈向精细化的乡村治理——以一个陇西移民村的治理实践为例

自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总目标以来,"精细化治理"成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以一个移民村的治理实践为例,分别从政策执行的精细化、村干部权责的精细化以及村民日常生活的精细化三个维度阐释D村乡村治理中的精细化趋向及其背后的运作机制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在国家的精细化治理要求下,细致的政策制定构建了精细的乡村治理组织体系,从而进一步明晰了村干部的权责匹配,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精细化乡村治理路径;同时,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精准需求助推了乡村治理评价体系的细化,又自下而上地倒逼着乡村治理朝向精细化发展。但迈向精细化的乡村治理仍然存在若干现实问题,如何能在这一路径下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还有待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     

新媒介时代佛教文化的传播生态——以武汉市佛教传播为例

新媒介时代下佛教文化的传播生态发生了质的变化,其构成机理集中体现了佛教众生平等和圆融无碍的思想。武汉佛教的文化传播生态系统,包括佛教文化、受众、新媒介、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五个生态因子的功能,它们之间各因子间相对稳定的联系和组织,共同构成了武汉市佛教文化的传播生态系统。新媒介的利用极大地变革了佛教文化的传播方式,促进了佛教文化正能量的传播,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为此,应该注重传播生态系统中量和质的有机统一,建立应对传播生态危机的预警和防范能力,协调系统各组成因子间的秩序,从而实现新媒介时代佛教文化的传播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     

基于乡村治理的视角重塑乡村公共文化——以武汉市蔡甸区L村调查研究为例

乡村公共文化的建设在当前经济社会新常态下显得尤为重要,是基层治理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从乡村治理的视角出发,构建新的乡村文化模式,注重乡村自身公共文化的培育,着力发展村民自助合作社群,将乡村文化重心下沉到村一级来实现乡村文化生活的重建,最终推动乡村的有效治理。通过推进乡村的公共文化重塑,为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做出尝试性的探索和提供新的路径。     

治理困境下的乡村文化建设研究:以农家书屋为例

农家书屋工程属于我国当前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J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运行现状的考察,以及对农村居民的文化需求与满足情况的调查,发现作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之一的农家书屋存在建设和使用缺位与错位的现象,并面临着选择性政策执行、数字化政绩游戏、乡村干部责任缺失与信任危机等压力型体制下的乡村治理困境的影响。我国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实现农家书屋建设管理主体和权力中心的多元化,从而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中的合作、参与、协商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生态学:生态文明时代的核心学科——以乡村生态学对建设美丽乡村的指导作用为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环境和公平问题也日益突出。要从根本上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目标,需要让致力于研究生命有机体与生存环境相互关系的生态学从大学讲坛走向社会,成为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学科。为此,针对中国长期存在的乡村经济、环境和社会交织的三农难题,构建了一个融合水平尺度和垂直尺度的乡村生态学科框架,从平衡城乡居民数量比例、变革乡村及其农业的价值观、变革农业组织形式、变革农业资源循环利用模式和变革食品生产技术等五个层次指导美丽乡村建设或乡村生态文明复归。     

乡村治理逻辑下的民俗文化传播——以“春官说春”为例

“春官说春”是我国陇东乡村一种极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也是农民在地化的文化实践。本文采用田野调查法,试图回答以“春官说春”为代表的民俗活动蕴藏着的乡村文化治理逻辑。本文认为,“春官说春”是农民基于自身生产生活与文化娱乐的实际需要所进行的文化表达。当下,它不断将传统与现代相融合,一方面推动了乡村集体娱乐的复归;另一方面,依托这一民俗文化,政府、村社、农民、社会团体等多重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文化实践,不仅传达了国家话语,也有效地连接了国家与农民,进而使乡村文化治理发挥出最大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