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村电视传播——大众传媒与乡村的民族志研究

在现代化进程带来的传统文化变迁背景下,大众传播的力量日渐凸显。报告了用"民族志"研究方法进行的一次有关传播学乡村研究的尝试。以位于福建省北部的城村作为研究样本,通过田野调查,结合相关研究资料,对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在乡村的发展、大众传播和村民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在乡村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进行了回答,勾勒出城村人与电视互动、传统与现代博弈的现实图景。     

善治视野下的乡村生态治理

乡村生态治理是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的乡村生态治理缺乏整体意义上的治理机制,出现了社会资源整合有限、政府角色错位、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合作治理主体单一等多重难题。唯有在善治视野下重塑乡村治理中公民与政府的角色定位,在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机制等方面推进乡村生态治理,方能将外部的政策、资金支持转化为乡村生态治理的内生力量,从而提升乡村生态治理的实际效果。未来应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充分发挥各个主体的能动性,提高主体参与意识,完善政府与社会、市场三个维度的合作治理范式,健全乡村生态治理的有效运行机制,改善乡村生态的公共服务体系。     

博弈论视角下的乡村重构与生态治理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从历史沿革看,乡村治理遵循其自身的演绎规律,始终保持内生型发展态势。随着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解体,内生型发展模式并不能改善农村积贫积弱的现状,为此政府以权力介入催生乡村外放型发展,并在此进程中呈现出权力博弈、文化博弈、角色博弈、道路博弈以及重构生态治理的基本价值旨趣。乡村生态治理并非概念嵌入式的污染治理,而是建构产业聚合、城乡互荣、阶层融入、和谐共生的综合性、全方位、多点面的乡村治理业态,最终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治理目标。     

社会资本嵌入乡村生态治理的逻辑理路与路径选择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乡村生态宜居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切的焦点之一。乡村生态治理能力的提升不仅影响着乡村生态振兴的成效,也关乎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理论上说,社会资本与乡村生态治理在逻辑上存在紧密的契合关系,是粘合不同治理主体、促成共治的强力胶。然而,当下乡村社会资本主要存在关系网络重构、规范约束力不足、信任流失等困境。推进乡村生态治理,应当克服社会资本的局限性,发挥政府引导、规范的作用,实现社会资本成长与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相统一,释放乡村生态治理新效能,为乡村振兴提供助力。     

引导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

乡村精英是在中国农村对村民和社区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的,最具尊重和影响力的人。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上接天气(党和政府)下接地气(村民)的中介作用。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具有推动乡村文明发展的正面作用,同时也有利己行为和权力偏向等局限性。我们要积极发挥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模范带头、组织管理、技术服务、经营管理、观念更新等积极作用。同时要建立健全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机制和精英吸纳机制,为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搭建舞台。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培育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     

垃圾分类数字技术进入乡村的社会过程研究

乡村治理数字化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成熟,越来越多的现代数字技术开始进入乡村社会,在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效用。通过对浙江省部分乡村垃圾分类数字技术运用的实地调查,探析乡村治理数字化实现路径及可能的社会影响。研究认为,该项技术成功“进入”乡村,需要地方政府、村干部和村民等主体共同努力与合作;垃圾分类数字新技术的引入和运用,也会给乡村社会带来一系列变化与影响。从政府在乡村的权力集中,村庄自治力量的弱化,以及村民日常行动逻辑的改变等方面,可以明显看到“技术下乡”的社会影响。如何有效平衡政府管理与村庄自治的关系,建立一个长久、稳定的乡村治理机制,是乡村推广垃圾分类数字技术时应着重考虑和持续关注的问题。     

对手机媒体的传播学思考

手机媒体是一种继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四大媒体之后出现的、以手机为载体的媒体,手机媒体传播的特点是即时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结合,我们可以称之为"人际大众传播"。本文认为,作为"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重要成员,手机媒体对大众传播的广泛参与,优化了传播过程,弥补了以往大众传播的缺陷,同时也打破了主流媒体原有的传播思路与格局,对主流媒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选举传播对乡村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热情的减退与乡村原子化

中国的村民选举是国家权力从外部输入的,村民选举呈现出明显的"运动式推动"的特色。这种权力嫁接式的民主与乡土社会还有一个磨合期,所以村民选举在乡村政治文化领域还造成了很多的碰撞和不适,产生出一些负面效果。村民选举过程中的传播失效或传播负效果,正在伤害农民的政治价值观,耗散乡村社会的凝聚力。要想让村民选举不再伤害乡村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在乡村社会结构上进行必要的纠偏与调整。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合法性获取策略研究

在社会治理背景下,社会组织作为政府重要的伙伴是参与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但新进入乡村的社会组织要嵌入地方权力与社会结构并有效发挥影响需要获得合法性认同。从合法性视角出发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典型案例进行细致考察,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面临的合法性挑战主要有规制合法性、认知合法性、规范合法性,[JP2]以认知合法性获取最为重要也难度最大。社会组织需要综合采取适应型策略、选择型策略、操控型策略来获取合法性认同,未来合法性获取仍面临制度和能力挑战。因此,政府要从主体价值认可的角度给予社会组织合法性获取更多的支持,社会组织则要将合法性获取策略和治理行动策略有机结合,重塑行动路径。[JP]     

乡村治理危机与乡村权力批判

新世纪乡土小说关注现代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严峻现实,直面乡村治理危机,批判作为危机之源的乡村权力。揭示与批判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不断膨胀的乡村权力崇拜意识;二是家族、资本和黑恶势力影响下的乡村权力建构的非正当性;三是丧失“人民性”的乡村权力给乡村造成的破坏与伤害;四是肯定农民们作为弱者所采取的多种反抗形式的正当性。新世纪乡土小说由此表露出对乡村权力建构非正当性的深切忧虑。     

党建引领乡村生态治理创新的逻辑维度与实践理路

乡村生态治理研究中的社会资本理论、治理理论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等研究范式,以及生态治理实践背后的政府干预逻辑与利益相关逻辑,并未充分考虑政党在中国政治语境下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这就需要"将政党带进来"并缔造乡村生态治理创新的中国逻辑。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生态治理创新已成为助推乡村生态振兴的重要抓手,使命型动力、经验型动力与绩效型动力汇聚成党建引领乡村生态治理创新的复合动力。党建引领乡村生态治理创新需要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壮大乡村生态治理的组织力量;塑造基层党组织权威,充分发挥村民主体作用;创造生态资源配置次序共识,提升资源配给效度,不断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实践进程。     

基层政府在村民选举中的舆论调控和引导

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国家权力在汲取乡村资源方面一度呈强化趋势;在乡村公共事务管理中所承担的功能却不断弱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基层政府、候选人和普通村民之间的信息传播互动模式。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政治信息传播,尤其是官方政治信息传播的内容、渠道和路径的控制力越来越强,并在“家国框架”中建构起叙事逻辑。然而,在政府主导的信息传播通道内,“虚拟选举”与“现实选举”的巨大反差,正在使选举传播的公信力受到广大农民的质疑。     

媒介化乡村的逻辑、反思与建构

移动互联时代的自媒体正迅速成为乡村发展的关键变量,“无名者”的出场让乡村的媒介化趋势日益凸显。媒介与乡村社会的研究拓展,需要探寻乡村媒介实践的不同场域,同时将媒介化视作一个“元过程”进行一般性的理解。“实践—生活—结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性解释框架,可以被用来考察乡村媒介化的现状以及贯穿其间的媒介逻辑。自媒体实践案例表明,乡村的媒介化存在三方面的经验证据：一是个体生活样式的变革;二是资源分布结构的转型;三是文化生产逻辑的转向。自媒体作为一种“元资本”对场域内其他权力形式的放大效应,是贯穿乡村媒介实践的底层逻辑。媒介化乡村的反思与建构需要着眼于三点：一是从“我们”的主体构成出发,构建以自觉性、反思性、创造性为内涵的媒介实践智慧;二是解构并重构乡村的真实性,以矫正乡村社会关系的过度虚拟化倾向;三是从“元治理”结构出发,建立呈现与控制并举的乡村信息传播机制。     

乡村振兴视域下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研究

国家统筹城乡发展、追求全面发展的目标催生了乡村振兴前所未有的期待。乡村振兴,必然要面临如何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如何营造文明的乡风家风问题。而乡村的稳定、有序与和谐,不仅需要依托发展来推进,也需要依靠乡村治理来实现。乡村治理通过维护稳定、促进和谐、服务发展、凝聚人心,进而推动乡村的发展与振兴。而有效的乡村治理又必须依靠特定的社会规范以及保障这些规范得以运作的公共权力主体来实现,然而,边疆民族地区乡村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社会规范正处于模糊、混乱或者说断裂的状态,而且治理人才也在不断流失,这些都在客观上影响了乡村治理的效能。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需要健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选准配强"第一书记",提高乡村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不断整合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治理资源。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乡村社会问题的治理

土匪、种植鸦片和二流子是旧制度给陕甘宁边区乡村留下来的主要社会问题。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对乡村社会进行治理和整顿,长期以来困扰边区乡村的土匪问题、鸦片问题、二流子问题都解决了,使边区乡村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边区乡村社会问题治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乡村社会基层权力转换和重建的过程。这个过程顺利的完成,说明中共的政治权力沉降到乡村社会,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调控,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迅速解决乡村社会问题和重建乡村政治权力积累了经验。     

多元化乡村治理主体的治理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乡村治理是包括政府组织和乡村社会以及其他主体在内的一种多元主体围绕公共权力与资源有效配置展开的活动。多元主体凭借什么样的治理资源参与乡村治理,这些治理资源是否配置合理、有效利用,直接关系到其治理能力的强弱和治理效果的好坏。文章在梳理了乡村治理主体可资使用的各种治理资源的基础上,分析了凭借各种资源参与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行为关系及治理资源配置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治理资源优化配置、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有效路径。     

行政耦合、新型关系网络及其于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研究

作为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策略定制,“行政耦合”是指政府或政府行为通过一系列途径实现与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有效融合,从而实现政府有效治理的政策工具。这种工具在乡村治理中表现出运作主体多元化、服务导向、协同合作的运作特征。本文以贵州省新民镇的“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案例样本,分析基层政府“行政耦合”所形成的新型耦合式关系网络对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这种新型耦合式关系网络是政府体制吸纳与乡村社会政治参与的均衡演进的结果,二者的交互作用促进和强化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展现了其各自的价值。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其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沁润式”发展所产生的深层矛盾和风险进行反思,以期为乡村治理提供理论指引和实践参考。     

刚柔并济：新时代乡村治理中的权力运作逻辑——基于典型案例的扎根研究

当前,党领导乡村治理工作,致力于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实现有效治理。基于乡村治理实践的经验案例,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呈现出乡村治理中基层组织权力运作的一般逻辑,研究结果表明,这一逻辑表现为：树立党组织为治理核心,采用刚性治理和柔性治理相结合的方式,在上级统领下,连接行政体系和基层群众。刚性治理是政府权威的一般表现形式,主要通过科层式的制度与命令行使权力,注重权力的规范运作;柔性治理也是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治理,表征为国家权力在场,但并非权力非正式运作。相比较于科层制下的对上负责,柔性治理更多地体现为对群众负责,不仅能够获得群众的支持与认可,而且能够根据村庄实际采取灵活的治理方式。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采取刚柔并济的治理方式,能够在保证国家政权建设的同时,平衡国家、基层组织和村民之间的关系,维系乡村社会的秩序与活力,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     

乡村振兴中严明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历史进程与实现路径

严明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是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实现生态宜居美丽乡村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乡村振兴中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政府支持力度不足、缺乏系统化体制和机制、部分干部缺乏实事求是精神.乡村振兴中严明政府生态责任的实现路径如下:一要强化底线思维,发展绿色农业,保证农业生...     

治理困境下的乡村文化建设研究:以农家书屋为例

农家书屋工程属于我国当前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J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运行现状的考察,以及对农村居民的文化需求与满足情况的调查,发现作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之一的农家书屋存在建设和使用缺位与错位的现象,并面临着选择性政策执行、数字化政绩游戏、乡村干部责任缺失与信任危机等压力型体制下的乡村治理困境的影响。我国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实现农家书屋建设管理主体和权力中心的多元化,从而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中的合作、参与、协商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