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实践哲学下的“宽容”理解与意义诠释

“宽容”日渐成为人类文明和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语汇,这绝非仅仅是一个概念的强调和热衷,其深刻反映的是人类哲学文化的一种新变化和新思想.历经世界的冷战对立,感受社会的高度集中专制,体悟科学主义盛行的大一统,尤其是品读宗教“宽赦令”所带来的积极效应,伽达默尔在其实践哲学的整体思考下,在解释学上真正将理解与宽容并置起来,对宽容问题予以重新思考,赋予了宽容以深刻的实践哲学意义,并由此激发了对他者与差异的尊重和宽容,也惟有如此,一个他所期许的“和谐、团结、对话、一致”的人类共同体才是可能的;一种尊重多样性,倡导多元化、差异性、相对性、非统一化的后现代精神才会光彩照人,弥足珍贵.     

伽达默尔与实践哲学传统和解释学重建

完全受制于理论理性而失去实践理性反思和建构的人类存在和生活是极其危险的,伽达默尔以其解释学的实践哲学重新接续和复兴了久已存在而又隐而不显的实践哲学传统,颠覆了哲学只是知识性的理论哲学主流形态看法,在解释学基础上,恢复和重建了作为存在意义之诉求的与理论哲学平行的实践哲学形态。本文以一种理论史的视角梳理和分析了实践哲学传统之失落与重新接续历程,描述和探讨了当代实践哲学之复兴潮流,更重要的是明确指明了正是伽达默尔完成了解释学与实践哲学的真正统一,实现了实践哲学的伟大复兴,确立了实践哲学的当代地位,重新呼吁和奠定了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实践理性基础,也从根本上改变和扭转了哲学本身的传统理解和发展方向。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中批判的可能性

伽达默尔一直面临这样一种诘难——他在哲学解释学中没有提供批判的可能性。一方面,哈贝马斯、曼弗雷德.弗兰克、赫尔施、利科等人主张,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缺乏某种类型的批判。另一方面,罗蒂、德里达、杰克.卡普托等人主张,哲学解释学在后现代思想的道路上走得还不够远,还相信一个答案、一把钥匙、一件事情本身的存在。然而,我们首先必须问:"什么是批判?"一种理论为了给批判的正当性提供支持,需要满足什么要求?在哲学解释学中,正当的批判是可能的,而且,正当的批判蕴藏在哲学解释学的核心之中。     

语言·真理·意义--国内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研究的历史及其现状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当代西方哲学思潮中极其重要的一脉 ,它的独创性的理论内涵不仅突破了传统解释学方法论的框架 ,而且也为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视域。其中关于语言、真理和意义的阐释是贯穿其哲学运思的三条主要脉络 ,在他的哲学解释学中占有核心的理论位置。对此 ,国内研究者已分别从不同角度出发作出了各自的理解和评价。本文旨在追踪国内研究者关于哲学解释学的语言观、真理观和意义观这三方面的论述 ,对于相关诸论点作一次梳理和比较 ,在此基础上 ,着力剖析诸论点中所提出或显示出的问题 ,并就相关问题的进一步展开略抒浅见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与翻译研究

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及效果历史是现代哲学解释学的基本原则。翻译研究围绕着文本、译者及读者展开。解释学三大原则对翻译研究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其局限性也不容忽视,在此进行辩证的分析与探讨。     

伽达默尔与“哲学是否终结问题”

历经现代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拒斥”和后现代主义的“本质解构”,伴随着美国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各种“哲学终结论”不绝入耳.伽达默尔以其解释学的实践哲学重新要求“返回到哲学的科学特性"“哲学以改变的方式存在下去”,这无疑是对哲学以及哲学作用的重新肯定和强调,也是对“哲学终结论”的回应和批判.本文以伽达默尔实践哲学为基础,深入探讨和分析了伽达默尔的哲学科学性、哲学作用和哲学命运问题,显示出以存在普遍意义与价值诉求为根本性质的哲学必然是人类存在与生活的一种方式,哲学命运不仅是哲学的命运,从根本上说,它是人类存在与生活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说,如何对待哲学,意味着如何对待人类自己的存在.     

走向政治解释学——伽达默尔后期思想中的世界主义眼光

本文认为,伽达默尔整个学术生涯有一种走向政治解释学的倾向,不仅仅限于其早期,还包括其后期.它深受西方古代实践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影响,这种实践哲学和古代的政治学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伽达默尔后期明确地将它纳入到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中,突破了原有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局限,从而使其意义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并从一个方面将解释学的普遍性追求同全人类的自我拯救和自我解放联系起来了.     

培根的"四假相"说与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

"三表法"固然可以作为归纳法的一种比较完善的形式而成为一种方法论,然而"四假相"说却不能完全归之于方法论."四假相"说正展示了培根本人哲学思维最深刘的一面,完全归于方法论未免有简单化的倾向.本文正代表着这样一种努力,即从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的角度出发来展示一个理解培根哲学,主要是他的"四假相"说的新的纬度.从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角度,通过"四假相"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崭新的解释学意义上的"培根",尽管可能仅仅是在传统解释学意义上的.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根据德国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的“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的三大哲学解释学原则,重新分析翻译中的历史性误读、文化过滤和重译三种现象。误读是理解的历史性产物,文化过滤现象则产生于译者视界和作者视界的永远无法融合,而效果历史又为不同时代对同一文本重译提供了解释。     

简论方法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美学

对方法的关注是伽达默尔解释学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伽达默尔反对近代以来自然科学方法在美学中的运用,强调美学真理的独特性,宏扬美学的人文性;他同样对西方传统解释学作了深入检讨,反对把解释学当作一种方法,而注重解释学在彰显存在的真理方面的意义.伽达默尔在探讨方法与美学研究关系方面成就卓著,但其缺陷与不足也显而易见.     

哲学解释学与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

哲学解释学深具历史主义和辩证法意识,与马克思主义存在诸多相通之处。但哲学解释学有其固有的历史局限性,对之进行批判性分析,有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同时为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思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是一种理解过程。     

法理学是一门解释的艺术——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徐亚文教授访谈

法理学是一门解释的艺术,用解释学的方法研究法理学有助于建立起更加科学的西方法理学学科体系。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将西方思想分为超自然的、科学的、人文主义的三种模式,对应而生的就是西方法理学的三种解释划分进路：超自然的解释、科学的解释和人文主义的解释。“法律与空间”研究是西方法理学的解释转向背景下兴起的法律运动,以法律地理学的叙事风格影响到我国法学界。法律地理学从法理视角为解决“大国法治”中的地域差距、城乡差别等制约公平正义实现的因素,实现不同空间区域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和方案,其对“大国法治”的解释力值得期待。西方法理学的研究需要年轻学者的加入,年轻学者要有紧迫的时代责任感和强烈的家国情怀,将西方法理学的研究与法治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吸取西方法理学中的精华部分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法治的伟大实践。     

概念史的分析: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方法与实践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贯穿着三大方法,除了现象学和辩证法以外,就是概念史的分析。将概念史的分析与论题的研究相结合是伽达默尔思想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种表达风格,这最典型地体现在他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对这一方法的解说在某些方面虽然同英美分析哲学有相似之处,但从根本上讲他的立场和角度是大陆哲学的,具体来讲,也就是本体论解释学的。     

西方诠释学的东渐及其效应——洪汉鼎先生访谈(下)

黄小洲:据您的了解,您认为西方诠释学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请问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洪汉鼎:我们最早接触诠释学的就是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编的《哲学泽丛》,早在1960和1970年代,它就发表了一些从苏联翻译的哲学论文,其中讲到了诠释学.广州大学有一位青年学者作了考证:在《哲学译丛》 1963年第9期刊登了由水羊木先生翻译的德国学者O.贝克尔所写的《艺术审美尺度的超验问题质疑:H.-G.卡达穆尔〈真实性和方法·哲学诠释学纲要〉》一文(卡达穆尔即伽达默尔),这应该是中国当代最早介绍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文章.注意啊,这是在1963年,也就是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出版后才三年,我们就有介绍了.此后,在1970年代,《哲学译丛》陆续发表了一些翻译过来的苏联学者的文章,其中提到了解释学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所以说,引入解释学的年代可以上溯到1960年代.     

公民权利与社区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魏娜教授访谈

王耀才:(以下简称王)您是较早从政府与社会改革的角度对社区发展进行研究的著名学者,我国的社区建设应是联合国倡导的社区发展运动的具体实践,但起步较晚,请您对我国的社区建设做一个简单的评价?     

哲学解释学方法探析——对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的解读

哲学解释学根植于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传统,深合历史主义和辩证法意识,其所具有的理论品质蕴涵丰富的方法论意义.哲学解释学方法可以归纳为艺术经验法、前见间距法、视阈融合法、自我理解法、解释循环法、对话交流法.     

对黑格尔的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学说的再认识——参照西方现代解释学的立场和观点

黑格尔对哲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集中在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上,它充分表现在他的著名命题"哲学史就是哲学"中,并能合理地推出其他三个相应的命题.黑格尔的哲学与哲学史关系的学说具有两大特征:整体主义和历史主义.这两者应当是统一的,然而黑格尔只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这种统一最终却由于他自己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立场而没能彻底实现.尽管如此,只要我们真正回到黑格尔的哲学语境并联系到当代解释学的立场和观点,便不难发现他的思想在这方面仍具有某种重要的启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