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割蛋”:1950年华北“割蛋”谣言再分析

从"割蛋"谣言发生的时空出发,本文重点分析谣言中的几个"割蛋人"形象产生的根源,指出"割蛋"谣言是有浓厚的社会基础的;通过谣言爆发时期发生的一些事件,作者指出谣言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变迁的产物。最后通过"割蛋"谣言与其后发生的浙江温岭"下毒"谣言比较,进一步说明谣言是荒唐的。谣言建立在社会的集体记忆与社会变迁的基础之上,发生在社会机制存在问题的时候。     

社会善治指导下网络谣言消解机制探索——以“末日谣言”为例

现阶段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文章在反思传统网络谣言消解方式的基础上,结合善治理论和经典谣言传播模式,以"末日谣言"为例,分析探索多元主体平等合作的符合信息社会发展实际的网络谣言消解机制。     

从网络谣言看信任危机

Web2.0时代,互联网已然成为谣言传播的主要平台,网络谣言的泛滥成为我国转型期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然而,谣言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现象,它体现的是全社会信任度降低。透视谣言泛滥的背后隐藏着政府公信力下降、媒体公信力下降以及专家系统公信力下降等信任危机。在此,应从制度性约束和非制度性约束两方面入手建构信任的社会环境以消除谣言产生的心理基础。     

阈限与谣言:地震灾难的宗教人类学解读

本文以仪式过程和谣言研究理论,分别就汶川、玉树等地震灾难中的社会仪式化与谣言频传现象,进行了人类学解读。指出,灾难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一种难以避免的发展推力,同时灾难必然刺激社会宗教化与谣言的流传。要客观地认知灾难和谣言存在的合理性意义。应从灾难与谣言的正面启示中进行深刻的反思与反省,并在经受苦难的痛定思痛之余,对惨痛的历史教训,不仅要哀之,更应鉴之。     

近代上海反教谣言的消解

晚清70年教案频发,许多重大教案几乎都因谣言而起。上海这样一个处于中西交冲最前线的开埠城市,传闻于市井的谣言很多,其中有相当部分涉及到了洋教及传教士,不过上海却没有因为此种谣言而发生教案,其中缘由众多,最重要的莫过于上海对于谣言的消解能力。     

网络谣言背后的心理

网络的传播优势被制造谣言者"相中",成为其传播谣言的主战场。网络谣言的制造者正是利用了一些人的好奇和恐慌心理、从众心理、心理定式等,将谣言大肆传播。在微博界有这样一个比喻:"微博粉丝超过100人,你就是一本内刊;超过10万人,就是一份都市报:超过100万人,就是一份全面性报纸;超过     

针对网络谣言的政府义务

目前,"谣言"一词时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但迄今并未形成一个众所公认的基本界定.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总结出有关"网络谣言"的两个较为显见的特征:其一,网络谣言借助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技术加以扩散,其传播更为迅捷,受众更广;其二,"网络谣言"多与当前受瞩目的公共事件或公众人物相关,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不过,某些网络谣言虽关涉公共事件,但其本身对社会生活并不构成实质影响,而最多只是坊间茶余饭后的谈资,对于这些网络谣言,听之任之也无妨;但当网络谣言将对社会生活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时,那么由于现代国家中的政府担负着对公众的生存照顾义务,因而平息可能招致严重弊害的谣言、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便成为了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     

网络谣言犯罪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人类社会进入网络时代以来,互联网所带来的各方面的发展向人们展示出一个十分复杂的变化过程,最为突出的是信息传递方式发生了彻底改变。但人类在每一项技术上的突破和前进都必须面临双向选择。互联网也不例外,在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始料不及的灾难——网络谣言。网络谣言不仅导致国家的正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也使不特定个人或行业的利益遭受损失。所以,应针对网络谣言的特点、成因出台一系列建设性的方案来化解网络谣言的滋生蔓延。     

论公共危机中谣言的生存逻辑——一个关于谣言的分析框架

公共危机中谣言是以寄生的方式生存的。谣言的寄生性使人们信任谣言:内容寄生性为谣言提供了生存载体;心理寄生性给谣言提供了生长养料;路径寄生性是谣言传递的路径通道。谣言能在公共危机中生存,依赖于联网能力和同化能力。联网能力以"差异逻辑"为基础,以"技术范式"为核心,实现不同信任网络之间的链接,为谣言的传递和扩散打通道路;同化能力依赖内容寄生性和心理寄生性,影响人们的心理或者左右人们的行为。     

18世纪法国"饥荒阴谋"谣言的盛行及原因

"饥荒阴谋"谣言的盛行是18世纪法国的一个独特现象.究其原因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认知,即官商结合的谷物供给模式是造成"饥荒阴谋"谣言泛滥的制度因素;民众对生计的担忧以及对"道德经济"观的捍卫是"饥荒阴谋"谣言滋生的温床;地方官员和文人对"谷物丰裕说"的信奉,对绝对王权的批判促进了"饥荒阴谋"谣言在更大范围内传播.     

大学生网络谣言辨识力提升探析

互联网时代,形形色色的谣言充斥着网络空间,严重污染了网络空间生态环境,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产生了不利影响.大学生网络谣言辨识力的提升既是时代诉求,也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它旨在提升大学生的网络谣言识别、鉴别和自觉抵制的能力,使大学生在知谣、辨谣后能及时地辟谣、止谣,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和不造谣.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坚持政治导向、民主平等和知行统一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家长、学校和社会应共同配合,把握大学生网络谣言辨识力提升的难点和重点,增强大学生提升网络谣言辨识力的主观能动性,优化网络空间环境,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层面逐步展开、循序渐进,逐渐形成大学生网络谣言辨识力提升的有效联动机制.     

谣言传播中的集体行动逻辑初探——基于新媒体用户谣言核实行为的实证分析

谣言核实行为实际上扮演着庞杂信息系统之中的“滤波器”角色,核心在于为公众创造一个开放性、社会化的谣言治理平台.当前的谣言核实行动仍是分散化的、从众式的.有必要从分散的公民个体行为转向常态化的集体行动,并在全社会形成认同,通过这样多方联动机制的创新,建立谣言的社会化治理模式.而如何提升谣言核实行动的“滤波器”效果,长期保持作为社会化角色的公信力,进一步实现社会组织、大众媒体与政府机构在信息治理上的深度联动机制,仍是有待深入探索的现实命题.     

戊戌、庚子年间的谣言与清政府的统治危机

戊戌变法至义和团运动期间,社会的剧烈变革与动荡,引发谣言空前奔涌。谣言是社会心理的反映,该时期的谣言,彰显出当时中西方文化的冲突、满汉矛盾、帝后矛盾及中外矛盾等。与此同时,谣言的疯传,扰乱了社会秩序,导致迷信风气盛行,煽动了朝野上下的战斗情绪,使中外关系紧张,政局进一步恶化,加剧了清政府的统治危机。     

网络谣言治理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治理网络谣言是保护公民权益、维护社会安全、彰显正义和谐的社会管理新课题，也是一个国际性的课题。欧美等国尽管奉保护言论和信息传播自由为圭臬，但对网络谣言也进行整治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在治理网络谣言的实践中积累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特别在依法进行治理、推行行业自律、大道消息透明、倡导网络伦理和利用科技管理等方面见长。考察和梳理这些国家在保证言论自由的同时管理和净化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经验，将为我国治理网络谣言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网络谣言的负效应与社会正能量应对

网络谣言通常利用网络传播各种谣言,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迷惑性,容易引起民众的恐慌,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以最近发生的网络谣言事件为样本,具体分析网络谣言的特征、传播方式、危害等,帮助网民更加清楚地了解网络谣言的特征和危害,有助于规范网民的网络传播行为,整治网络秩序,净化网络环境,同时激发人们强化社会正能量,以弱化谣言的负效应。     

网络环境下突发性群体事件谣言传播模式

网络媒体已经成为突发性公共事件谣言传播的主要工具。本文从模式的内涵出发,构建了突发性群体事件谣言的网络传播模式,在此基础上,分析谣言传播给群体事件带来的质的改变。     

论对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制

网络谣言具有传播速度惊人、受众范围广、证伪困难等特征,从而具有一般谣言无可比拟的危害。我国对于网络谣言的规制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是由于立法缺乏专业性以及网络监管的权力结构不合理等原因,网络谣言治理的效果不是很理想。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先进经验,今后我国政府应通过完善立法惩处造谣传谣者、明确网络服务商的责任、推广网络实名制、强调互联网行业自律和网民自律以及革新网络规制技术等方面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治理。同时,应当在制止网络谣言和保护言论自由之间划定精准的界线。     

突发事件中网际谣言传播特点及应对策略

谣言是一种未经证实的异化信息。在信息媒介生态环境下，这种人际传播的舆论形式正逐步呈现出网际化传播的趋势。文章分析了突发事件中谣言传播的机理，并提出了抑制谣言的应对策略。     

论现阶段消解网络谣言的现实需要与实践难题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调整结构的社会转型阶段,在这一阶段各种信息鱼龙混杂、甚嚣尘上,网络谣言作为其中影响当下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舆论因素,不断干扰着我国的前进步伐。本文分析了网络谣言对我国产生的种种影响,指出了管控网络谣言的实践难题。     

谣言传播与社会冲突的内在逻辑探析——从瓮安“6·28”群体性事件中的谣言说起

谣言作为一种奇特的社会现象,它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人类社会冲突的发生几乎都可以看到有谣言相伴随。谣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行动,它与社会冲突的内在逻辑,在转型期中国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通过对大量社会冲突事件的现实考察,可以发现谣言贯穿于社会冲突的全过程,对社会冲突的孕育和发生都发挥着重要影响。而谣言最终止于信息的公开、了解事实真相、对政府的信任和公众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