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的两条经济学方法论进路

共同富裕自亚当·斯密正式提出以来,分别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个领域发展演进.这是两条不同的经济学方法论进路,一条是资本的逻辑,另一条是劳动的逻辑.不同方法论进路下共同富裕思想具有不同的实践结果,有着不同的理论结局.经济学具有一定程度的实验科学的性质,这不仅体现在从经验或实验材料中进行科学归纳以寻求因果关系的基本理路上,还体现在运用经验科学方法展开研究和进行检验上.实践检验证明,按照资本逻辑演进的共同富裕经历了一个从思想到空想再到消弭的过程,其结果印证了马克思的一个著名论断,即资本主义积累财富的同时也是贫穷的积累.相比之下,按照劳动逻辑演进的共同富裕经历了从空想变为科学、从科学变为现实的过程,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得到充分展现.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法哲学分析

古典政治经济学到自由主义法哲学的思想演进是对"资本立法"原则的辩护。从休谟、卢梭、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黑格尔的法哲学,不仅奠定了现代法治的市民社会基础与经济学逻辑,而且深刻暴露了这种逻辑背后的现代性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法哲学建构就是从这一问题展开的。     

古典分配理论:理论基础、内容架构与方法论意义

作为最早的分配理论,也是最早的功能性分配理论,古典分配理论在斯密那里形成,后由李嘉图最终完成.古典分配理论由分配形式理论、工资理论、地租理论和利润理论等组成,核心是利润理论.古典经济学家主要在社会关系或社会制度的框架内考察收入分配,同时也不排除技术关系对分配的影响.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分配由偏好和技术关系决定,而制度的影响被忽视;"分配-增长"分析范式的创立者是李嘉图;不同于新古典学派,古典学派采用了更能反映分配实质的剩余和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将劳动价值论作为分配理论的基础,从而使古典分配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形成过程的剖析——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贡献及其局限性

列宁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三十周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以前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形成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加图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本文准备通过对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加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形成过程的历史剖析,探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贡献及其局限性问题。     

发展经济学演变过程中的发展思路及其政策取向

发展经济学在演变过程中有不同的发展思路及其政策取向。20世纪40年代末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或60年代末的发展思路以结构主义思路为主,在政策上主张计划至关重要;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以新古典主义思路为主,在政策取向上认为市场至关重要;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为主,在政策取向上认为制度至关重要。     

关于高校政治经济学课程改革的几点思考

面向21世纪的高校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改革,必须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邓小平理论课程、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的教学效果。     

亚当·斯密“利已”思想新探

亚当·斯密是英国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他使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在他的主要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中,是从分析分工、交换开始的,而所以会产生交换,是由人类的本性“利已心”所引起的。对斯密的“利己心”的思想,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一般持批判态度,认为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的反映。实际上,这种评价是不够公允的。在《国富论》中,斯密写道:交换“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在其他各种动物中是找不到的。……别的动物,一达到壮年     

生产价格与价值“转形”

古典学派无力解决的难题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问题,是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已经发现,但他们自己始终未能予以科学解决的一个重大难题。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重要贡献,就是提出了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思想,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大卫·李嘉图作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一方面肯定了亚当·斯密在劳动价值论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同时也批判了斯密混淆耗费劳动与购得劳动的错误,批判了斯密关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工资、地租和利润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庸俗见解,坚持认为     

斯密经济学说核心理论再研究

<正> 伟大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年)在自己首创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深刻地研究了工资、利润和地租等经济范畴,并依据对于这些经济范畴即三种收入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深入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部,从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进行了基本上符合客观现实的划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以地租为生、以工资为生和以利润为生”的三种人,即“文明社会的三大主要和基本阶级”。通观斯密的全部经济理论,关于三种收入和三个阶级的理论实际上是他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     

新古典与演化经济学经济政策分析范式的比较研究

新古典和演化经济学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经济政策分析范式,在政策分析的对象与本体论预设、基本假设、分析框架与方法、主要内容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新古典范式是在手段—目标框架下追求资源配置效率的数量型经济政策分析,演化范式则是在附加了过程约束的手段—目标框架下追求资源创造的质量型政策分析;新政治经济学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作为新古典与演化经济学进行经济—政治整合分析的努力,分别揭示了政策形成之政治过程的不同特征,故其经济政策分析体现出很大程度的互补性。     

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囿于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只能在资本主义社会框架之内探讨社会财富增长的机制原理.马克思的《资本论》突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可逾越的界限——阶级关系,从而实现了科学术语的革命,将单纯的经济学范畴上升为存在论范畴. 《资本论》揭示了物掩盖下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并找到了一条解放何以可能的现实道路.《资本论》不仅破解了资本的秘密,也破解了存在的秘密.因此,《资本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并非一种经济学超越,而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存在论超越.     

财富主体本质的揭示与反思——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比较分析

“财富主体本质”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中的主要论题。通过梳理重商主义、重农学派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马克思认为财富主体本质已经被揭示为劳动。囿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非批判性的实证主义方法,劳动仅仅被指认为价值实体,劳动与价值只是建立外部联系。马克思则进一步追问“劳动为何被表现为价值”,他借助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反思了劳动与价值的内在联系,揭示了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说明了现实的运动何以可能,宣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行将灭亡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论洛克、诺思和马西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正> 马克思在他为恩格斯《反杜林论》写的该书第二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中认为,1691-1752年这段时期是一个"出现了很多杰出思想家的时期,对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逐渐产生来说是最重要的时期".①可是,杜林在他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史》一书中,却把这个时期许多重要的思想家简单地从历史上勾销了.马克思批判道:"杜林先生大笔一挥,把1691年到1752年这一时期勾掉了."②马克思说的这个时期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威廉·配第(1623-1687)到亚当·斯密(1723-1790)之间的发展时期.从配第到斯密的一百年间,英国的一些哲学家、实业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③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洛克、诺思、马西和休谟.马克思把这一时期定为1691年到1752年,是因为他们的著作出版于这些年份.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过渡问题”——以对斯密“商业化”理论的批判为视角

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是马克思一生反复思考的重要母题，也是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分歧所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对斯密关于“过渡问题”的“商业化”解释做出了决定性的批判。他首先突破了斯密分工逻辑所建构的历史发展序列，进而重述了过渡的逻辑支点、动力机制和本质特征。马克思对过渡问题的研究表明历史唯物主义是真正“历史性的科学”，它突破了抽象普遍性与经验特殊性的表层对立，在“社会—历史性”维度中实现了两者的统一。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心目中的东方法律样式

近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有着较为丰富的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思想。他们的东方社会与法律观是其经济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并且是其经济观点的有力论证 ,进而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法国、德国的思想界关于东方问题的看法有所不同 ,近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东方社会与法律思想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其一 ,他们对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的看法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孟德斯鸠的东方专制主义学说模式的影响。① 而孟德斯鸠关于东方的分析又同英国人在东方 (主要是印度 )的殖民活动彼此印证 ,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被视为西方人促进东方社会变革的重要途径。其二 ,近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第一次试图把“东方专制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分析。② 他们在考察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社会经济条件时 ,通常把东方专制主义的经济制度作为与欧洲经济制度截然不同的一种经济现象来进行比较研究。因此 ,他们关于东方专制主义以及对整个东方问题的思考 ,都被置于一种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在这里 ,我们着重叙述A·斯密、R·琼斯和J·S·穆勒的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思想     

试论斯密《国富论》中的消费经济思想

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影响甚深.自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以来,中外思想家对其进行研究评价的著作和论文,可谓汗牛充栋.但专门探讨其消费经济思想的论述则并不多见.笔者在研读消费经济理论时,从《国富论》中获益匪浅,深感探讨斯密的消费思想对于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建构社会主义的消费经济理论大厦,制定科学的消费政策,是很有裨益的.     

哲学批判经济学何以可能——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新审视

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用哲学批判了当时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青年马克思利用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进行“交叉重建”的方法确立了批判的哲学基础：实践的、辩证的哲学人本学。以这一哲学作为批判和解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利器”，马克思发现和揭示了古典经济学的充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立场，找到了批判的入口：批判古典经济学的无批判的前提—具体的经济学范畴。在对政治经济学范畴展开剖析的基础上，马克思实际上开始了对作为古典经济学反映和研究的“实体”———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从而为以后经济和哲学研究作了一次重要的尽管不成功的思想整理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衰追寻正义伦理的历史价值——以大卫·李嘉图为视角

李嘉图的学说满足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加速资本积累与扩张、破除旧生产关系束缚的要求,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兴盛的根源。但是,忽视人的地位与价值,轻视无产阶级的生存与发展之时代要求,放逐正义,这也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衰落、终结的根源。只有超越伦理学视阈,在政治经济学的宏观视野内,才能有效地回答人类的中心问题,才能建构合理而正义的经济秩序与社会秩序。     

重读萨缪尔森--兼论西方经济学体系的演变

西方经济学的体系是由斯密创建的,经历了古典、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新古典综合等阶段.本文对萨缪尔森的综合进行了批判,认为他的"新综合"是马歇尔体系的翻版,是一种病态的体系,他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是失败的综合.     

发展经济学中制度主义研究思路的演进与前沿

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变迁 ,发展经济学已经进入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阶段 ,这个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结合制度分析的观念和新古典方法论 ,把制度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融为一体。本文不仅研究了经济发展理论中制度主义思路的演进历程 ,而且探讨了制度主义思路自上个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的前沿发展 ,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发展主题的转变。作者指出 ,从制度结构、制度创新角度研究经济发展的源泉 ,制定经济发展的政策 ,是发展经济学在当代的重要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