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桀若干事迹考辨——以出土楚简与传世文献比较为基点

出土材料中所见夏桀的事迹很多可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郭店楚简《尊德义》认为,夏桀无道;上博楚简《君人者何必安哉》认为,桀死于汤手,《鬼神之明》认为,桀杀关龙逢。但也有不完全密合之处,《容成氏》一文所述汤伐高神之门和桀逃至苍梧之野,"高神之门"即文献的"焦门",而桀逃至"苍梧"可能受舜葬"苍梧之野"的影响,桀的最后卒地应在"苍梧"。在战国楚时代,桀及汤伐桀的传说已经不止一个版本。     

春秋时期楚国世族作家群体考略

春秋时期,楚国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世族作家群体。其中,楚伍氏为熊氏分枝,春秋时期世系为:伍参→伍举→伍奢、椒鸣,伍奢→伍尚、伍员;楚观氏为夏禹之孙、帝启庶子五观后裔,出于观丁父,春秋时期世系为:观丁父……观起→观从→观瞻……观射父;桀氏为夏禹之子帝启后裔,春秋时期世系未详;陆氏为熊氏之别,春秋时期世系未详。伍氏、陆氏二族为楚公族,观氏、桀氏二族皆为楚公室异姓贵族。其中,有传世文学作品者为伍参、伍举、伍尚、伍员、观射父、观瞻、桀溺、陆通,伍参、伍举、伍尚、伍员、陆通五子皆属楚公族作家群体,观射父、观瞻、桀溺三子可称之为楚公室异姓贵族作家群体。     

试论邓州与夏文化渊源

文章认为,邓州也是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一块尚待发掘的夏文化处女地。文章从以下四个方面探究邓州与夏文化的渊源：从碑记、地名和史书中看夏文化;从司马迁《史记》中的“夏人”觅夏文化;从邓州现代考古发掘说夏文化;从唐代杜佑《通典》“邓为禹都”说夏文化。     

略论士兵逃亡与宋代财政之关系

宋代士兵逃亡现象甚为严重,逃兵给宋代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不良影响。本文拟就士兵逃亡与宋代财政之关系进行一些探讨,不妥之处,尚祈指正。 一 从表面上看来,士兵逃亡与宋朝封建财政风马牛不及,但事实上,士兵逃亡本身,对封建国家就是巨大的财政损失。在正常情况下,封建国家就负担着相当大的军费开支,既要支付募兵的一切费用,还要为士兵(主要指禁军、厢军)准备衣粮、武器、住房等等,长期供养这些雇佣兵。一旦士兵逃亡,募兵费用、武器等士兵应用之物将全部损失。宣和年间,陕西、河东、河北三路宣抚司上奏朝廷:“勘会诸边遇事调拨军马,其军人随身衣甲、器械悉从官给,事毕纳还。比来堕卒关请器甲、衲袄之类,避免征役,多是逃走,或托疾拖后,并将元请衣甲、器械、衲袄擅行货易,或典质钱物,     

说苍梧九疑零陵

一苍梧史称舜崩苍梧之野。司马相如曰:「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左苍梧,右西极。」是苍梧在上林东,并不指湖南零陵为苍梧也。方与纪要:河南内乡县西南百二十里,有丹水城,南去丹水二百步。范汪荆州记曰:「丹水县,尧子朱所封,亦曰丹朱城。」山海经谓舜与丹朱葬相近恐苍梧当近此。淮南修务训:「舜南征有苗,道死苍悟。」文选注引六韬:「尧与有苗战於丹水之浦。」吕览召类:「尧战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蛮。」淮南兵略训同。论衡儒增:「尧伐丹水。」又恢国:「尧有丹水之师。」是古谓三苗在丹水,舜征有苗留葬苍梧,必舆丹水相近。后人谓有苗在洞庭已误,亦豈有南征洞庭,而道死道州零陵之理左哀四:「楚右师军於苍野。」杜预注:「苍野在上洛县。」水经注:「丹水自苍野东历菟和山,疑苍梧之野即苍野,在今陕西商县东南,菟和山西境,故司     

夏文化地望在东南地区说

五十年代末考古学界在中原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试图用考古手段证实夏文化的存在,这一努力虽然收到了不少成果,发现了重要的考古遗址,但在夏文化的探索方面,似乎进展甚微.其因何在?本文认为,将文献中记载的夏文化活动中心区域认定在豫西、晋南一带,理由并不充分,而据此在豫西、晋南一带作重点考察,就限制了考古学界对夏文化认识的视野.欲打开探索夏文化的新途,唯有跳出豫西、晋南这一框框,重新探讨夏文化的活动区域.一、夏文化的内涵夏文化的内涵,大致有广、狭两种涵义.狭义的夏文化,当指从夏禹至夏桀这一历史阶段,也就是指夏代的文化.据《竹书纪年》说夏代"有王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三统历》说夏代"四百三十二年",     

洞庭与苍梧郡新探

对洞庭与苍梧郡各种说法进行辨析,认为楚秦苍梧郡腹地在九疑山区,汉苍梧郡移至五岭以南,与南越苍梧王属地有关。     

夏商文化中的年代问题

近年来在夏商文化的讨论中,提出从年代学进行判断的问题,于是出现了两种说法:一是以二里头文化一期以上为夏文化,二期以下为商文化,将夏、商文化断在一、二期之间,二是以陶寺类型的龙山文化为夏文化,其下所接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为商文化。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存在着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谨略陈鄙见,就诸方家。     

关于元朝赈济西北灾害的几个问题

元代西北地区天灾人祸多有发生,是灾害多发区。本文拟从赈灾管理部门与物资、赈济兵燹之灾、陕西特大旱灾及元朝政府的抗旱救灾以及元朝赈济西北灾害的优惠政策等方面,对元朝赈济西北灾害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中原夏文化研究新探索的思考

中原夏文化研究历经百年,经历萌芽、发展、高潮、沉寂、振兴五个阶段,在夏文化定义、夏文化区域、二里头遗址考古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面临理论瓶颈、信心危机、周边挑战等诸多问题。应该排除困扰,回归考古材料与文献结合的正道,做好夏文化遗址考古,加大夏文化考古与研究的宣传力度,进行夏文化公众考古工作。     

《夏史论丛》简介

<正> 由中国先秦史学会编辑、齐鲁书社出版的《夏史论丛》最近出版。该书共收论文20篇,20余万字,涉及到近年来夏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下面分三个问题作一简要介绍。一、何谓夏文化?其内涵是什么?《夏史论丛》集中讨论了这一课题。王玉哲在《夏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所谓“夏文化”,主要是指商汤灭夏以前夏族人在其发展阶段中所创造的文化。王克林《略论夏文化的源流及其有关问题》一文则认为,夏文化首先是以国家出现为前提的夏王朝时期,夏部落联盟、各氏族部族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畴内,共同创造的自身文化系统、发展序列和文化特征的山西东下冯类型,河南二里头类型的考古文化。李先登在《夏代夏族地域初论》一文中则认为,在原始社会末期,晋南的唐虞族与豫西的夏族结成了强大部落联盟,开始是唐虞族作为盟主;尔后是首先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夏王朝的夏族成为盟主。从此,晋南地区也就成为夏朝统治地域     

中国地缘经济历史的倾斜发展

从历史发展的长程来看,自西周之后,中国的地缘经济有一个从西北向东南的倾斜性发展趋向。这一发展变化,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来考察。 一、从西周到西汉之季,由西北的雍、梁两州地带向东南的徐、扬区域的开拓阶段。 周为农耕部族,发展在河渭之间的灌溉区域,并坐西朝东,向前扩张。大体有两个基本方向:一个是由现在的陕西出河洛,达于夷门(今河南开封),以经营黄河下游地区,即武     

对《苍梧族的源流与南迁》一文的意见

读了贵刊1982年第4期何光岳同志的《苍梧族的源流与南迁》,受益良多。因为我们连云港市是东方苍梧——云台山所在地。《山海经》郭璞注:“传此山自苍梧从南方徙来,上皆有南方物。”云台山古名苍梧山。因此对何文倍感亲切。何文的论点是正确的,考证渊博而详尽。只是有数点不甚明了,提出与何同志商榷。一、何光岳同志说早在帝顓顼高阳氏的时候,有才子八人,第一个就是苍舒,即苍梧部族的首领。这段考证不知有何根据?文中没有注明。查     

夏桀殷纣异说

说暴君的人,必数桀、纣,就如同讲圣君必数尧、舜、禹、汤、武王一样。今查各书引桀、纣事多相同,可知其必多附会。其中原因之一,大约既亡之后,兴者必言前王的罪恶,而得到伐暴有名,拥护自己的才多。今比较来看:桀宠妹嬉(《晋语一》),纣宠妲己(同前)。桀为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刘向《新序》),纣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史记·殷本纪》)。桀为琼台瑶室,以临云雨(《刘向《列女传》),纣造倾宫瑶台,七年乃成,其大     

长沮桀溺解诂

<正> 《论语·微子》篇:“长沮桀溺耦而耕,使子路问津焉”。郑注曰:“长沮桀溺、隐者也”。(见刘宝楠《论语正义》,下未注的引文均同)金履祥在《论语集注考证》中说:“子路问津,一时何自识其姓名,谅以其物色名之,如荷蒉晨门、荷蓧丈人之类,盖二人耦耕于田,其一人长而沮洳,一人桀然高大而涂足,因以名之。”金氏“以其物色名之”的论断是颇有见识的,但他对长沮桀溺的解释又不免出于臆测,难以置信。按沮字当即锄字的异形,锄与鉏同,沮、鉏都从且字得音,古音同属之部,所以鉏、沮和且三字,在古代文献中常常通用不分,如春秋时齐人犁鉏(见《史记》),又作犁且(《韩非子》),鉏麑,《左传》、《汉书》作鉏麑、或鉏麛,《吕氏春秋》却作鉏麛,     

先商济亳考略

商代高祖成汤,在夏末时都居于亳邑,是古今史学家所有口皆碑的。但关于此先商亳邑的地望,却众说纷纭。目前,在夏文化和先商文化的讨论中,先商亳邑之地望等问题的探索,已成为从考古学上划分夏、商文化界限的重要途径之一,故正受到史学界的日益关注。本文拟就先秦以来文献所见,谈点对于先商亳邑有关问题的初步认识。     

论禹治洪水真象兼论夏史研究诸问题

目前先秦史学界及考古学界对夏文化的讨论很热烈,但有一个问题让人不得其解,就是对于大禹治水的事不怎么涉及。我们过去讲夏史,总是从大禹治水开始的,少了它,就很难把夏史讲清楚。现在讨论夏文化,避而不谈这个问题,我以为也同样难于把夏文化弄清楚。大禹治水故事不仅牵涉到古代洪水事实的有无,而且牵涉到夏后氏渊源和夏文化分布、夏代物质文明和国家产生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不可不花气力弄清楚。故不惮其繁,作如下考辨,以就教于研究夏代历史的学者。     

南北朝释宝亮的涅檠学说

宝亮以真如神明本体为涅粱之体，以体证宇宙人生本体为得涅椠，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生死与涅桀不二，解决了生死与涅粜、世间与出世间之间的矛盾。宝亮还指出神明本具解用，众生本具神明，也潜具解用，待本体呈现，神明解用在涅粜境界中一体呈现。此神明解用已具心性形态，使得中土涅桀学由本体之学向心性之学转向。     

夏文化探索中的方法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后的反思(二)

目前,学术界公认中国历史上有个夏代。但由于文献记载太过简略,使后人对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寄希望于考古工作者从地下找到夏代遗存。然而,在夏文化探索中,由于研究者的思路与所用方法不同,故而得出的结论也明显有异。由此,出现争论与分歧。于是,如何鉴别相关结论是否合理可信就成为学术界同人思索的问题。本文在对夏文化探索的现状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围绕文化因素分析法与都城分析法,对分歧及其缘由作了详细探讨。文中还就坚持正确思路,采用科学方法。按科学规程操作对夏文化探索工作的重要性,谈了自己的看法。     

论金朝经营陕西

金朝时期所辖的陕西五路,在历史上亦称作秦陇。秦陇自周秦以降至唐中叶,一直是历代中原统一王朝的政治重心所在。唐末五代以来,随着政治重心向东、经济重心向南发展,秦陇一变而为中原统一王朝的西北边区。不过北宋时期因与西夏文兵,秦陇首当其冲,国防战略地位亦是举足轻重,因而从周秦到北宋,历代统治者都曾大力经营该地区,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公元1125年,女真族首领阿骨打率众揭竿而起,推翻辽朝建立大金政权,次年灭亡北宋,至1131年金朝奄有北宋原陕西之地。那么金朝对陕西经营的如何呢?目前似无人讨论,故本文试作探讨,略称管见。